《哥儿》是夏目漱石发表于1906年的一部中篇小说。
内容大致是一个刚从东京物理学校毕业的江户哥儿，去到四国地方的一所中学教书期间的经历。
由于夏目漱石曾在东京高等师范、四国岛松山市中、九州岛熊本市第五高等学校等地任教。
《哥儿》是作者基于自己从教经历而创作的一部作品，因此具有一定的写实性。
根据小说中提及的“日俄战争”“战争大捷”的庆祝典礼等内容，可以推测《哥儿》的故事背景大约是在1905年左右。
那是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倡导“脱亚入欧”、“全面西化”。
改革轰轰烈烈，“文明开化”冲击着“传统保守”。
快速发展的同时，官僚贪腐成风、以权谋私、罔顾民生压榨百姓等问题也十分突出（参见“山城屋事件”“三谷三九郎事件”）。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它们揭露明治社会的黑暗，从个体着手，以小人物的挣扎来体现大环境的不堪，充满了批判意味。
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就批判了明治时代官场的黑暗：一个旧幕臣的儿子内海文三在幕府倒台，父亲蛰居后，做了下级官吏。
他原想克己奉公，和意中人结婚，过平淡的生活，但官场黑暗，他无力对抗，最后丢了工作、失了恋人。
《哥儿》的故事走向也大致如此，虚伪狡诈之人能够鱼如得水，事业爱情两得意；正直善良的人却只能被坏蛋陷害，落得个悲凉境地……
作者文笔越是幽默，世态炎凉的意味就越是强烈，批判效果也就越明显。
现实主义的作品除了关照实际，还有一个特点则是人物典型。
就像《浮云》中有善良的文三、势力的婶母阿政、溜须拍马的同事田升这样的典型人物，《哥儿》中的人物形象也泾渭分明。
《哥儿》中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两派。
主人公哥儿、“豪猪”、“老秧”、阿清为正面人物，“红衬衫”、“狐狸”、“小丑”、房东为反面人物。
在正面人物的塑造上，夏目漱石力求平实自然，不讲“英雄主义”，也无夸张、神话之类的伎俩。
主人公哥儿“勇猛有余，智慧不足”，但直爽旷达、单纯善良；“豪猪”虽强梁急躁，但总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电影版《哥儿》剧照
总之各有各的弱点。
这样地力求普通，避开“极端”和“非常”，也可算是“余裕”的一种体现了。
但这“余裕”虽然普通，但也绝不是随心所欲。
江户是东京的旧称，有学者将“江户哥儿”定义为“生活在江户这一区域的胡同内房屋的居住者”。
这类人大多不羁而纯粹，兼具慷慨、虚荣、暴躁、鲁莽等特点，哥儿的性情就大致如此。
而会津出武士，会津武士以性格强梁著称，“豪猪”豪放爽直，正是典型的的会津汉子。
夏目漱石以典型的“江户哥儿”和“会津汉子”的形象来塑造这两个正面人物，除了典型人物成就典型故事的需求之外，是否还另有深意？
明治维新后江户更名为东京，新的“文明开化”取代旧的“江户传统”，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问题也层出不穷。
教育界按说该是一股清流吧，但事实上也是贪污腐败、形式主义之风盛行。
而颇有旧时之风的江户哥儿、会津汉子之纯粹显然与“现代学校”里“红衬衫”们的老于世故、龌龊圆滑形成了强烈反差。
教育改革成就的所谓“精英分子”一边大呼“破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一边却在人格上肮脏不堪。
因此，我们是否能作如是想：作者在批判教育界的腐败黑暗的同时，似乎还带着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喟叹？
再来说说反派。
教导主任“红衬衫”，外表堂皇，内心阴暗。他夺走同事“老秧”的未婚妻，设计排挤“豪猪”，策划“蚂蚱事件”、“呐喊事件”。
名为教务主任，满嘴仁义道德，实则道貌岸然，是个龌龊小人。
有趣的是，与正面人物的刻画全然相反，夏目漱石笔下的反派缺点深藏不露，优点倒是平易近人。
例如，“红衬衫”见到松树立刻想到英国画家透纳（Josehp M. W. Turner）的作品。
听到“古儿基”（一种小鱼）立马想到俄国的文豪，吊了十五条“古儿基”就说“今天俄国文学大丰收”，时刻彰显自己非凡的气质与不俗的品味。
除了品味超群的“红衬衫”，校长“狐狸”，画图教员“小丑”也各有各的“好”。
在处理“蚂蚱事件”和“呐喊事件”的讨论会上，“狐狸”将责任统统揽到自己身上，把学生轻侮老师的原因归为“皆由于本人缺少恩德”，“常常惭悔不已”。
此外，“狐狸”也非常看重师德师风，为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他建议教师不应当到饮食店去，认为面条馆、团子店是有失检点的地方。
而“小丑”则随时紧跟“红衬衫”、“狐狸”的步伐，在同事表演时拍手称赞，摇旗呐喊，是小团体不可缺少的粘合剂，是领导的好下属，同事的好帮手。
当然，明眼的读者们很容易发现，这“好”其实是坏，只是坏得高深莫测、坏得隐晦迂回，而且还要借了好的名义来蛊惑人。
夏目漱石将反讽用得非常漂亮。
一面若无其事地书写正面人物的“坏”，一面十分传神地刻画反派的“好”。
与此同时，还每每以哥儿的“坏”作为武器将那“好”戳破击碎。
电影版《哥儿》剧照
哥儿每一次的直言不讳就像是抖包袱，这包袱抖得痛快，幽默来得畅快淋漓，讥讽也更辛辣。
夏目漱石十分善用幽默，《哥儿》就被认为带有俳谐文学的趣味。
俳谐文通常内容诙谐，且“兼有讥切时事之功效”。
我国南朝时期的俳谐文学就十分兴盛，嘲讽的对象也非常广泛，有对世风、时政的嘲讽，也有自嘲式的排遣。
《哥儿》中主人公的自嘲就十分生动。比如：
这些话让人忍俊不禁。
夏目漱石在人物的设置上十分讨喜，常给人傻气的快乐。
当校长长篇大论教育精神时，哥儿一心只想“这回可来到倒霉的地方了”，觉得校长说的“净是一些文不对题的要求”，完全没有被带节奏，还在内心反驳：
正反派之间的你来我往也因此有些落语、漫才的意味，只不过漫才是一个耍笨，一个吐槽，《哥儿》则是一个扮好人，一个揭老底。
两者的喜感均来自揭露和反差，略微不同的是《哥儿》中的揭露和反差不全为取乐，还有讽刺和批判。
在欢乐的氛围中说严肃的事，也是“余裕”的一种体现。
鲁迅对这样的“余裕”是十分提倡的，为此，他还专门以书的装帧为例来加以说明：
“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 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在幽默中讽刺，就是“留有余地”，就像书籍的 “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给人以书写的空间。
夏目漱石的幽默给文字增添了活力，同时，也让观点更加客观，格局更加疏阔，说服力也就更强。
谆谆教诲虽不振聋发聩，但更清爽明朗，不黏糊、不油腻。
这也就是为何在阅读《哥儿》时虽然常常会有“哈哈哈，这小子竟然……！”的感受，但欢乐之外，也能充分体会到一个善良知识分子的无可奈何。
夏目漱石在“余裕”、“低徊趣味”中徘徊许久，反讽揶揄热闹半天，其实说到底就为了将这残酷冰冷和盘托出。
当虚伪成为常态，真实反而变得好笑起来，这本身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而故事的最后，那个所谓的将反派胖揍一顿、潇洒离去、所谓的更加美好的东京，看似酣畅淋漓，其实又何尝不是透露着无能为力的悲凉呢？
电影版《哥儿》剧照
哥儿到底只是个理想主义的“笨蛋”，在自己善良的小宇宙里呐喊，获得的也不过只是精神上的胜利。
而对于反派而言，却是又排除了几个异己，在他们的狭小领地里，仍旧可以呼风唤雨。
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
夏目漱石的《哥儿》语篇虽短，但故事完整、设计精巧，还充满了小世界里的尔虞我诈。
从“红衬衫”的设计离间，“豪猪”的亦正亦邪，到“老秧”调任，看似平铺直叙的故事中悬念重重。
这些悬念推动了故事发展，挑动了情节起伏，引人入胜之余，“余裕”和“低徊”也更加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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