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历史学家要整理所有的资料，并复原到一幅更完整的历史拼图中，从整体的角度来解读单个的历史事件，分析其原因，以及它对后来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并最终给予一个‘史学’意义上的评判。”
一、流亡于地球村
埃科在书的一开头就提出了人的流亡主题，实则深入到的是人的隐私与尊严问题。
他分别讨论了罪犯的隐私权、舆论的理性偏见、以恶制恶的价值天平等几个方面，极具思辨性与洞察力。
在《流亡、拉什迪和地球村》一节中，埃科写道：
“本世纪以来，流亡者的命运似乎开始好转。一方面，流亡者身上似乎笼罩着一种忧郁且不羁的魅力，就像那些该死的诗人和可恶的美学家一般。”
民主意识将所有人平等地提高到公众平台，叛逆性地支持甚至特别优待流亡者，把他们作为反对专制政权的活生生的象征。
这种背离主流话语的无自性，带着不受话语体系限制的自由语义。
电影《一个半房间，或回到祖国的感伤旅行》剧照
流亡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
另一方面，把灵魂交还给上帝的仪式变成披着公众审判和警醒之外壳的娱乐狂欢节目，文明走到新一轮迭代的节点，有一种回溯到野蛮中寻求进化与蜕变力量的倾向。
从那时起，大众媒体的触角伸至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人失去流亡的可能，变成永恒的囚犯。
人可以接受一切命定的重负，但仍在不断追求自由与存在。这背后要应对的便是舆论的力量。
“出于道义上的信任感”令人动容的同时又难免是盲目的，尤其是在这个虚拟现实时代语境下，言论传播便捷而实际社交距离拉长，权威在表层被消解，实则在暗中潜在地引导着一切。
自以为是的公正最好也不过是一种“理性的偏见”。
所谓的“我们”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根据某些不同价值观而随意组合，“我”对于“我们”的选择基于一种赌徒心理，赌“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划分的界限是正确的。
类似于“监外服刑”和“庭审直播”的构想，与其说是社会改革的试错，不如说实则是人性实验而已。
当维护正义的仪式沦为一种保护公众舆论的仪式，埃科从中窥见了人类流亡的隐秘欲求和尊严。
电影《坠落的审判》剧照
就个人立场来说，我们无助地呼吁无差别的认同感是否也是一种自我心虚的否定呢？
正如书中所质疑的：
“如果我宣称自己无辜，那么我便不能接受所谓的‘特赦’，我所需要的，只是承认我的清白。而给予我特赦则恰恰证实了我的罪过。”
宗教意义上的罪感变得更像是一种伪装。
而对于说谎，在《拿破仑凯旋滑铁卢，威灵顿落败回老家》一节中，埃科引用了圣奥古斯丁《论谎言》中的观点，认为说错误的话并不等于说谎，若坚信自己眼中的谬论，那也会是一种错位的真诚，反过来说，说谎意味着为了欺骗他人而说违心的话。
所以说，我们无法一一辨别杂多现象的真伪，更无法探明讲述者的初心，但对于真理坚持或许是拯救我们于流亡状态的信念之索。
以埃科在书中所引用的一句百老汇音乐剧台词，来回应当下人所处的疏离与联结之处境十分恰当，即：
“让世界停止转动，我要下车。”
同名百老汇音乐剧
二、他人之灵与肉
在竖起一道道生命壁垒的个体间，道德是联结起双方的桥梁，而非盾牌。
“新型战争的缺点就在于虽然有伤亡，但却没有胜负。”
埃科在《羞耻啊，我们居然没有敌人！》中更是以与的士司机的滑稽对话表达出自己对内斗的嘲讽。
放到一个国家内，城市跟城市斗，邪教与正教斗，阶级跟阶级斗，政党与政党斗，同一政党中的成员相互斗，大区跟大区争，政府跟司法部门争，司法部门又与经济部门争，国家电视台与私人电视台争，联合政府之间的成员互相争，部门与部门争，报纸与报纸争……
放到整个文明世界，则是人和人的精神隔绝与心灵距离，埃科将这种现象同样归因于媒体的延伸与渗透。
电影《出租车司机》剧照
以《科拉多与当今国情》一节中所聚焦的《斗牛士》节目，可以发现：
“古代的‘角斗士表演’是一种残忍的游戏，观众期待的是宣布角斗士（或殉难者）处死的时刻。而新时代的‘角斗士表演’则融合了三种相互冲突的情感：对于那些遭受大众嘲笑的可怜表演者的怜悯；对于表演者命运的虐待狂心理——只不过当年的角斗士是被逼无奈，而如今的表演者却是自愿献丑的；以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对于表演者的嫉妒，因为他们不知羞耻地选择了被人讥笑，以求能在公众面前展示自我，以一种奇特和残酷的方式获得大众认同。”
闹剧、丑剧成为“属于观众的、与观众同在的，并为观众而存在的舞台”。
皆大欢喜式的结果表明：
“表演者开心——因为他们满足了自己的表现欲；媒体开心——因为他们可以让这些‘演员’免费表演；而我们观众也很开心——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再次嘲笑他人的愚蠢，从而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了。”
电影《角斗士》剧照
其他包括诸如对传统八卦与电视节目中人物的八卦表演，埃科一针见血地戳破其实质上是隐私神秘的取悦性质从暗处被公开后，所表现出的新型伪装。
闲聊者原本从流言中获得权力感变成一种不幸的参与，自己也不过是被麻木和迷惑的空虚观众而已。
仅仅停留在对娱乐至死话题的大众通俗文化批判是不够的，这种文化风尚的颠覆性变化背后反映出的是对生命尊严的改观。也即埃科笔下的：
“我们要绝对尊重生命，这种义务的基础源自人的尊严，而不仅仅出于人类为了维持生命的自然本能。”
三、知识分子：别在扣眼里的一朵花？
首先，我们需要思考“知识分子”究竟指的是什么人？
剧集《觉醒年代》里的知识分子李大钊
鉴于时代因素，埃科在政治层面来考察了这个群体，但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而是提出了对“知识分子”之义务的见解，即：
“倘若我们要给知识分子加上一种义务，那么其义务就应该是通过批判——尤其是对自己的同行进行批判——来见证社会的发展。”
“知识分子的义务在于要求政治阶层更新换代（或以某种方式参与这个过程），而不在于一旦局势出现空白，就忙不迭地去充当扣眼上的那朵花。”
另外，全书还涉及到知识分子外流、知识与基本常识、乃至直接的艺术形式的对比，对大众文化浪潮下飘摇不定的知识进行捕捉与评论。
虽然埃科主要立足的电视媒体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网络与手机所替代，但那种“知识分子”处于时代更迭节点的惶惑与重新出发的决心对我们极具启发意义。
翁贝托·埃科在书展现场
总的来说，《密涅瓦火柴盒》每一小章都是相互独立的社论或随笔。
抛开具体的时代背景和事件，埃科在对世界表象的描摹、人生悲喜的洞察，以及生命尊严的反思，都能给每一位读者的经验宇宙留下深刻的印迹。
他口中自己见于日常碎片的灵感，也超越了政治、文学、艺术等等单纯学科门类的范畴，或许这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自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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