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浮世绘，我们会想到什么：
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歌川广重的《金泽八景》，江户时代的风土人情？
在德川（江户）时代，日本市民文化日渐兴盛，浮世绘风靡一时。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浮世绘无疑是近代日本文化的代表。
然而，浮世绘又不仅仅是版画那么简单，单是“浮世”这个词就大有来头：
它既可以指沉浮不定、曲折坎坷的尘世；也可以指纷繁复杂、变幻不定的表象世界。
艺术家们将纷繁的“浮世”写成小说、谱成音乐，整日沉醉其中。而藏在这表象背后的，则是无数“町人”的日常生活与欲望的交叠。
与其说浮世绘展示了德川时代的町人社会，不如说是町人在用浮世绘的方式演绎自己的生活。
日本江户时代“町人“装扮
然而，如此绚丽多彩的文化，在德川时代的町人看来也许并非如此。
直到近代，一批接受过西方教育、同时对文化持开放包容态度的日本人，才渐渐发掘出它独特的美学价值。
美学家阿部次郎便是其中之一。
阿部次郎自幼喜读文学、哲学，小学时便读完了《论语》《孟子》《庄子》等经典著作。
进入大学后，他开始系统学习西方哲学，与后来成为著名出版家的岩波茂雄成为了挚友。此外，他还是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学生。
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对日本的古典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正是由他发掘出了“町人”阶层对日本文化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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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町人”，一般是指城市居民，也可指商人、手工业者。
按照封建“士农工商”四民制划分，町人属于最底层，被高高在上的武士阶层所鄙夷。
而随着信长时代的商路通顺，町人渐渐围绕城池建立起专属于自己的“城下町”，积聚财富，成为日本近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即便町人拥有雄厚的财力，却难以在近代日本历史舞台上唱主角。
政治上的缺位让他们被武士阶层长久压制，于是只好将他们的财富尽情倾洒在浮世的欢娱中。
在阿部次郎看来，政治上不被重视的町人，反倒催生出了一种浪漫的、纯粹的美。
有趣的是，阶层上高人一等的武士却又不得不与町人打交道。
他们一面享受着町人的奢靡，陶醉于纸醉金迷的浮世；一面用伦理道德打压町人。
而町人们似乎也乐此不疲，他们与武士之间的微妙关系，让这种无所依凭、浮华放纵的生活方式成为近世日本的一种潮流。
戏院、游廓、乃至澡堂、茶屋都成了町人们生活与游乐的场所，这些风月场构造出町人的浮世，所谓的人生追求也都倾注于此。
在“恶所”中寻找美与善
戏院与游里，在近代日本一度被当作“恶”的代名词，它们与世俗社会暧昧不清，用感官的欢愉消解一切道德与规则。
町人们就这样将情欲与人生希冀安放在这里，为“恶所”赋予美的意义。这不禁让人想到中国古代文人与青楼歌妓的故事。
不同的是，文人多半是带着政治上的失意，选择逃避、消遣；而町人则是因阶层的压制，不得不在世俗中释放他们的欲望。
在如此暧昧的态度中，町人在“恶所”的土壤上开出了近代日本最绚丽的花：
游里为藤本箕山、井原西鹤这样的作家们提供灵感；游女们成为鸟居清长、喜多川歌麿画中的女神。
其中不掺任何杂质，只有市井生活的纯然快适。甚至让吉原、游女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在游里这座“感官王国”中，町人的精神生活得到了充实，然而一旦与现实社会伦理相抵触时，“美”便与“善”割席而坐。
那些沉醉于游廓的男人们甚至甘愿与游女双双殉情，徒留一段凄婉的风月故事。
在江户文人的笔下，游廓仿佛成了一座修行的道场，引得无数善男信女到此修炼“色道”。
然而“色”又不仅指色欲，而是包括了浮世的一切表象与人情。
作家藤本箕山甚至为此写了一部《色道大镜》，以此阐述他的色道心得，颇有教化众人的意味。
对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读者来说，看到《好色一代男》《色道大镜》这样的文学作品，不免会联想到《金瓶梅》之类的明代世俗小说。
而比起藤本箕山的“色道”，小说家冯梦龙的野心更大，他甚至在《情史》中豪言：“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
直接把男女情事上升到宗教的高度了。
倘若做一番深入考证，也许会发现明代小说与日本近代文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连结。
“好色”的审美活动
在阿部次郎看来，所谓的“色”只是一种美的变相，以及“对所喜所爱的追求”，追名逐利、儿女情长皆为世间色相。
在儒家思想与元禄文化的共同影响下，使町人催生出一种扭曲的价值观。既要感官享乐，又要合乎礼法。
反映在现实中便是对游女所设立的种种职业规则，还要按等级将她们分为“端倾城”“倾城”“举女郎”“太夫”，依据她们的美色包装出各式礼仪……
也许从审美的角度看，游女的确可作为独立的审美形象活跃于各类艺术作品中。然而这种对“色道”的极致追求却是以武士、男性的视角为主导。
在游里这个虚伪矫饰的世界，无论是游女的身材相貌还是性情品格，一切都要被纳入“色”的法度。只为让男性在浮世中享受到“游”的乐趣。
由此观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文人雅士在此留情了。
一旦动情，便是超越“色道”，黑白分明的价值观与伦理观顺势被击破，人们在情欲的湖水中荡漾出彩色的涟漪，化为浮世绘的最佳颜料。
喜多川歌麿《妇女人相十品》
绽放人格美的浮世绘
商人也好，游女也罢。在阿部次郎眼中，他们都是町人美学的创造者。
作为德川时代的平民艺术的代表，葛饰北斋、歌川广重、喜多川歌麿等画家，用惊人的创造力将世俗生活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浮世绘中：
劳作的日常可以装饰成多彩的风景，游女们可以在画中成为女神，当然也少不了迎合部分町人趣味的“风俗画”。
可以说，浮世绘几乎成了町人们宣泄生命力的通道。
正是那些被武士阶层认为俗气的、令人不齿的作品，却恰恰证明了近代日本文化的活力。
这些被印刻在广告纸上的绚丽图案一度漂洋过海，甚至影响了莫奈、梵高、马奈等一众印象派画家，可谓是近代日本相当成功的一场文化输出，也让西方感受到了东方艺术的独特魅力。
让浮世绘赢得如此盛名的，正是町人孜孜不倦的生命力、创造力。
他们希望用图像的方式为自己打造一个异于武士阶层的理想乡，为普通百姓创造一个美的范畴。
这种美也得到了近代诸多日本思想家的认可与赞赏，阿部次郎为此欣喜地说道：
这大概可看作是阿部次郎为浮世绘写下的宣言，他认为町人是在用艺术打破阶层强加的桎梏。
比起具体的艺术形式，他更看重作品背后活生生的、富有无限创造力的人们。
于是，他将町人的艺术表现力称之为“人格主义”，这也是他对德国心理学家立普斯观点的继承。
町人在生活与艺术中所表现出的扭曲感，让阿部次郎站在审美的角度为町人乃至近代日本勾画出一幅“人格”的蓝图。
浮华世界的背后，是德川时代无数町人情感的压抑与羁绊：身份的认同、理想的渴求、欲望的追逐……在与现实生活回环往复的争执中，生长出美的力量。
像是一只在惊涛骇浪中翱翔的海鸟，带着昔日灿烂的余晖，飞向无尽的天空。
虽然阿部次郎借用西方思想重新阐释了德川时代的艺术，但他让“町人美学”从此名正言顺地被记录在日本文化史中，也为庞大而神秘的东方美学添上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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