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在《苔丝》中，向我们讲述了苔丝倔强悲惨的一生，其中让人绝望的一幕是：
当她在新婚之夜向克莱尔诉说曾经遭受强奸的经历后，也许期待这个苦心爱她的男子会加倍怜惜她。
曾与她共患难的克莱尔充满愤怒——但竟是指向于受害者的愤怒。
他忍受不了大众“道德观”的压迫，决绝地离开了苔丝，使她再次陷入绝境。
1899年，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出版，内容取材于真实事件。
起因是男主人公涅赫柳朵夫引诱姑妈家女仆玛斯洛娃，使她怀孕并被女主人狠狠地赶出家门，从此走上孤苦悲惨的生涯。
《苔丝》与《复活》
这两部19世纪经典文学作品中，不管是软弱的还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都同样挣脱不了“被强奸”的侮辱与枷锁。
然而几个世纪的社会变革之后，被性侵女性的生存境况（生活支持、司法保护等）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
“强奸”自古以来就是个不耻的名词，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正视过社会结构中的巨大暴力裂痕。
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纪实”丛书中《女人无名》和《谎报》都是关于性侵真实案件的作品。
《女人无名：20年追寻真相和正义之路》是当事人的回忆录。
作者艾米莉·温斯洛讲述了自己二十年来在性侵事件后“带着污点”的生活。事实上这个污点是被社会强加的。
匹兹堡警察局前警长阅读本书后说：
《谎报》是由记者克里斯汀·米勒和肯·阿姆斯特朗追踪事件写成的系列报道。
通过案件揭示美国司法部门长期以来对性侵案受害者的歧视，折射出社会大众对性侵事件的性别歧视和看客姿态，新闻舆论同样充满对女性的不信任与漠然。
两本书都从受害人角度重新审视和探讨社会对于性侵受害者（幸存者）的态度。
文化背景、社会支持、人的个性固然都是女性受害者能否走出创伤阴影的因素，但——
个体身处的社会结构中却始终充满性别歧视和权力关系不对等，通往正义之路需要深层的观念进步和司法变革。
《女人无名》与《谎报》
《谎报》记录的是2008年美国华盛顿州，18岁的玛丽报案称自己被闯入家中的陌生人强奸。
在经过几番审问后警方有所质疑，因为她的证词看似矛盾、因为她显得平静……
在经历反复讲述被性侵经历、反复取样的痛苦之后，玛丽无法忍受身边的各种冷眼和胁迫。
她决定承认自己在撒谎，以尽快结束这场折磨，结果以“谎报罪”被起诉并处罚款。
玛丽从特定的受害者沦为社会唾弃的说谎者，一直生活在无尽的创伤阴影中。
直到2011年科罗拉多州发生的一起强奸案，使连环性侵案浮出水面。两名女警在犯罪证物中，她们发现了玛丽的照片。
最终，玛丽接受了警方的道歉和赔偿，离开当地到别处重新开始另一段人生。
性侵案的报案者承受双重的伤痕：
一是身体上的原伤，二是接受各种审问再三揭开的伤口，以及社会的各种侮辱与鄙视，报案和陈述经历需要巨大的勇气。
但是受害者如果选择沉默，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女性处于危险之中，这不仅是对罪恶的纵容，更是公众对公共安全、公义的绝对不信任与无声抵抗。
玛丽说：
不幸的是，全社会都在审问、质疑这名弱小的受害者，对无名的嫌疑人却显得宽容，在众旁观者中甚至包括受害者的家庭成员和朋友。
玛丽签署的认罪协议令她免受牢狱之苦。她退出教会，她对摄影失去了兴趣，她搁置了上大学的念头，找了一些要求不高的工作。
“我伤得很重，陷入黑暗的深渊。我很难做什么。”
自尊受挫而无法自我认同，产生自我厌恶，也许这种心情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表达得格外清晰。
作者林奕含直到结婚还无法走出伤痛，“被性侵”这件本是“他人的罪恶”催毁了她的青春，扼杀了她的生命。
《谎报》中，另一名受害者莎拉在强奸案发生6个月之后，受到创伤的大脑恢复了丢失的影像。
她的记忆还在寻找拼图碎片，还在努力把它们拼凑起来。而这一切，都无法让她的内心恢复完整。
普利策奖对《谎报》系列报道的颁奖词是：“此报道检视并揭露长久以来执法部门对强奸案的调查之失败，以及对受害者的创伤理解之无能，这一事实令人震惊。”
而通过受害人所言，可知这种偏见对尊严的践踏有多让人愤恨绝望，她说：
《难以置信》剧照
意识到男权偏见的存在、办案过程对报案者的再三伤害，美国司法对此做了改进，侦办性犯罪案件的警察们愿意接受新的方法来改进审问流程。
许多警探接受了“创伤知情询问”的培训，从中了解到创伤会对强奸受害者的神经系统造成何种影响。
他们学会询问受害人的感官记忆，这有助于回忆其他细节。
他们学会让受害者不受干扰地说话，并理解她们的描述可能会不流畅。
他们学会提出开放式问题，同时避免任何关于审讯的暗示。
更为重要的是，对女性的尊重和信任应该是基本立场，在证据不足的时候先相信而非质疑、下定论。
神经生物学家Jim Hopper博士在对性侵害的研究中，向我们解释道，在遭遇性侵害过程中，受害者会感到极严重的权力丧失和极严重的身体脱离。
主体的我因为极度惊恐而麻木转变为异已的客体，“我”变成客体的“它”，这是性暴力最恐怖的一点。
问“为什么不反抗？”是错误的，受害者不仅是行动上的无能为力，更是精神上的完全失能。
说出真话能得到信任，揭示罪恶能得到保护，这才能使民众相信法律是存在的，公义是顾及每一个人的。
在伤害发生之后，社会能提供支持，司法能保障权益，而不是质疑受害人之所以成为受害人的根源。
为受害者与幸存者（女性）赋权，找回尊严，认同自我，在罪恶发生之处，让强有力的力量维护正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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