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秋，彭鹏程，晁代金：普通话儿童句法发展的里程碑

张云秋，彭鹏程，晁代金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89）

早期句法如何发展是语言习得研究领域最有魅力的问题之一。其中，儿童语言发展需要习得哪些最为必要的句法知识，并且哪些句法现象的习得可以成为儿童句法发展的里程碑，这是具有理论价值又富于挑战性的课题。

所谓儿童句法发展里程碑，指的是在儿童句法接近成人句法的过程中，儿童必须（或曰最低限度）习得的句法知识及其习得年龄。根据Lust（2006）的总结，以往基于感知的实验研究和基于产出的个案研究，虽然没有集中讨论儿童句法发展的里程碑问题，但在各类句法知识的习得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观察和讨论，因而把这些研究综合起来，可以大致看到儿童句法发展必须习得的句法知识一般在什么年龄段习得。比如，基于感知的研究发现，幼儿在一岁之前就对一些功能语素以及韵律界限敏感，在两岁之前可以根据韵律线索对实验语串中的假词进行范畴化加工，甚至对小句的分割也是敏感的；也有研究表明，一岁半的儿童就对母语句法的参数基本敏感，三岁时对复杂句法基本操作的理解已经很清楚（Jusczyk 1989；Sherman & Lust 1993；Shady 1996；Santelmann & Jusczyk 1998；Shi et al. 1999；Jusczyk et al. 2002；Lust 2006）。基于产出的研究发现，儿童在一岁的时候就产出了第一个词，3个月后出现了词语的组合，一岁半左右开始建构句子，但屈折性成分明显缺乏；到了两岁左右，形态句法有所发展，并且出现嵌套和转换等复杂句法格式；三岁时儿童母语中的基本句法是显著的（Bloom 1970，1973；Braine 1976；Benedict 1979；Lust 2006）。

对普通话儿童句法发展里程碑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献还未见到，不过有很多研究考察过普通话儿童何时掌握第一个单词，何时出现独词句，再到句法结构以及时体成分、语气成分何时习得（吴天敏，许政援1979；欧阳俊林1991；李宇明2004；饶宏泉2005；刘颖2015；胡建华2016；彭鹭鹭2016；高亮2019a，2019b）。这些基于产出的研究虽然描写了普通话儿童的句法发展特征，但多集中于某一特定句法知识的习得，没有特别探讨他们在特定年龄段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句法知识的习得。就本文所关注的话题而言，已有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李宇明（2004）和彭鹭鹭（2016）。李宇明（2004）详尽描写了儿童语音系统、词汇语义系统、语法系统和语用能力的发展，并对儿童语言习得理论、制约儿童语言发展的因素都进行了深入的论证，其中语法系统习得研究对早期儿童语法习得的基本过程及各类句法现象的习得做了细致的描述，非常有价值。彭鹭鹭（2016）通过普通话儿童最早的产出数据来证明胡建华（2016）提出的句法获得双向生长模式，即儿童习得句法是从下方的VP和上方的CP开始，逐渐向中间层的IP靠拢，进而完成句法的获得。这一句法习得假说无疑是有意义的，不过该研究的关注点不在普通话儿童何时习得最低限度的句法知识，而是在最简方案理论框架内探讨最简句法树的生成模式，以及遗传因素和功能因素对各类句法知识发展顺序的影响。李宇明（2004）和彭鹭鹭（2016）的研究目标虽然与本文意欲探讨的早期句法发展里程碑问题并非同类，但仍在很多方面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鉴于这一研究问题的理论意义和对该问题专门化研究的缺乏，本文希望基于语料库多名儿童的纵贯性产出语料，从语言产出方面细致观察普通话儿童对最低限度句法知识的习得，并通过普通话儿童与印欧语儿童句法发展历程的比较，揭示可能具有跨语言共性的儿童早期句法发展里程碑。

本文是基于2～5名儿童的产出数据所做的多个案研究。儿童语料数据来自首都师范大学言语习得实验室的普通话儿童动态发展语料库（CNU-MCLDDC），该语料库包括至少7名儿童产出的历时发展语料，这些儿童基本为普通话环境，没有认知障碍。语料形式为录音和录像，采集频率为每星期1次，每次1小时。本文除观察语调词习得时使用了5名儿童1;05岁前的语料外，其他部分主要使用了LXY、JBS、SYY共3名儿童4;00岁前的早期语料。习得的确认以自主产出、顺应产出且语境适切为准，量化时按token（语例）统计，但排除说童谣和讲故事时产出的语例。

最低限度句法知识的习得标志着儿童句法发展达到了接近成人的水平，因而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儿童最低限度的句法知识包括那些呢？根据Lust（2006），包括句法单位及单位的范畴化、语序、句法的隐性骨骼（即成分结构和功能标记）、某些操作与计算能力（如移位、复指等）。关于单位的范畴化，我们可以理解为：只有单位的范畴化才可能促使儿童将词或语素投射到句法骨骼的不同层次上，并为递归的实现奠定基础；单位的范畴化是通过句法骨骼的习得而观察到的。我们大体认同上述观点，并以句法启动、语序与成分结构、递归和功能标记为最低限度的句法知识，根据它们的习得来勾勒普通话儿童句法发展的里程碑。本节首先考察普通话儿童最低限度句法知识中句法结构的习得。

说到句法结构的初始建构，研究者大多会想到独词句（holophrase），但事实未必如此。我们发现，儿童在独词句产出之前或与独词句产出阶段同时，会产出数量不多但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嗯、啊”之声。这些“嗯、啊”之声大多伴随各种非语言多模态手段（如行动、表情、指物），如果以语境中的多模态手段为解读线索，就可以明了儿童的沟通意图。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嗯、啊”之声可能就是儿童想说却说不出来的独词句，因其孤立来看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但又有清晰的音节界限和一定的语调特征，我们称之为“语调词”。

Zhang et al.（2024）借助沟通场景中的指物、比画、表情等非语言多模态手段对儿童语调词的沟通意图进行解读，发现儿童在祈使、陈述和疑问3种意图性沟通框架中使用语调词表达主动祈使或接受祈使、告知或受告以及疑问或应答。表1展示的是JBS、LCY、ZRY、YZR、YZX共5名儿童0;10～1;05岁产出的语调词及其所表达的沟通意图。

从表1可以看出，儿童语调词的沟通意图是非常丰富的。更深入的考察发现，儿童语调词的功能类似于独词句，理由有三。其一，独词句虽然具有实在的词汇意义，但与语调词一样，在沟通场景中到底表达什么样的意图，都强烈地依赖于语境和非语言多模态手段。其二，在相当多的沟通场景中，语调词和独词句经常同时使用，且两者的沟通功能看不出有什么差别，见例（1）和例（2）：

其三，语调词并非像叹词那样表达情感和态度，而是与名词性或动词性独词句一样表示指称、陈述或祈使，有时也与否定词独词句一样表示否定，只不过什么时候相当于名词、动词或者否定词，依赖语境和非语言多模态手段来解读。

根据Tomasello（2008：225），沟通惯例的最早使用是用独词句表达复杂概念，并且独词句既反映所指涉的东西，也表明动机（即我们所说的意图），因此从功能上看，“既然独词句本质上是个复合体，我们便可将它看作衍生出语法的最早雏形”。我们基本赞同把独词句看作句法的最早雏形这一观点，但如果比独词句稍早产出的语调词类似或相当于独词句，那么普通话儿童的句法雏形应该是语调词的习得。

因此，语调词的确立，其理论意义在于从语言产出的角度找到了句法的最早雏形。我们推测，儿童句法是由语调这一韵律因素启动（initiation）的。任何一个句子都必带语调，儿童最初发不出复杂的音段单位，只能把语调依附于最简单的音段上。事实上，构成语调词的音段音位都是人类最容易发出的音节，由舌位和口形最自然因而最容易发声的单元音或者单元音加鼻韵尾构成，加鼻韵尾也很可能是因为开口度不大而使气流自然地进入鼻腔并产生共鸣所致。句法启动这一概念有不同的内涵，本文使用initiation一词，指的是儿童句法知识习得的启动器。关于韵律对句法习得的启动作用有很多相关研究，如Shi et al.（1999）、Werker & Vouloumanos（2000）等。Shi et al.（1999）基于感知的研究发现婴幼儿两岁之前就可以根据韵律线索（主要指句中随不同句法结构而上升、下降或停顿的语调）和功能成分（如冠词等）将实验语串中的假词解读为名词、动词以及相关句法结构，即功能语素–韵律对早期句法结构的习得具有启动作用。但这里的启动指的是boostrapping，翻译为句法自推可能更好。我们把语调看作儿童句法的启动与Shi et al.（1999）的研究在概念内涵上并不相同，因此也不矛盾。

语序和成分结构被称为儿童语言知识的基元，是儿童需要习得的最为重要的句法知识。语序和成分结构都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词语的组合以及顺序安排，其中包括不同论元与中心动词之间的顺序安排，当我们谈论语序的时候，至少包括主谓和动宾这两类成分结构。人类语言在语序特征上有不同的类型，但儿童对母语语序这一参数在论元习得之初就已经设定正确（Lust 1977；Lust & Mervis 1980；Lust & Chien 1984）。

1.最初论元结构的习得：儿童早期语序知识

通过普通话儿童最初的论元结构和典型双及物结构式（即“给”构成的双及物结构）的产出数据，可以观察他们早期语序参数的习得情况。我们考察了CNU-MCLDDC中3名被试儿童LXY、JBS、SYY 1;02～4;06岁的历时语料，对LXY、JBS^[1] 1;02～1;08岁产出的所有单论元结构、双论元结构和3名儿童1;02～4;06岁产出的典型双及物结构式进行量化统计，发现两个现象。其一，儿童在论元结构最初产出之时就对普通话的SVO语序完全敏感。在双论元结构产出的1;08岁阶段，儿童产出了40个双论元句子，其语序都是SVO，主语的语义角色多为施事和役事，也有少量的当事；在单论元结构阶段，儿童产出的语序大多为NV，但也有一定数量的VN，见表2。

[1]　因被试儿童SYY语料采集的时间是1;06岁，并且已经产出双论元结构，所以最初的单论元结构产出时间已经不可考察，在此只能选取两名儿童的语料。

通过表2还可以看到，儿童在单论元结构产出阶段尽管使用的动词多为及物动词，但并未更多地习得VN，而是对NV语序更加偏好，并且NV结构中的N在语义角色上是多样化的，不仅包括施事、受事，还包括役事、与事和共事。

其二，在习得典型双及物结构时，儿童最先产出的语序结构却是VN（给R），而不是NV（S给、O给）。这样看来，普通话儿童一旦为“给”字结构赋予论元，就对R的语序敏感。具体习得数据见表3。

上述儿童产出数据表明：普通话儿童对母语语序参数的敏感从最初的论元结构产出之时就已显著表现出来，尽管所产出的论元结构只有一个论元，但论元配置的位置既有在动词之前的也有在动词之后的，最初的双论元单及物结构则将两个论元分别配置在动词之前和动词之后，与普通话SVO这一语序特征高度吻合。而根据张云秋、李若凡（2024）的研究，日、韩语儿童的最初论元结构，无论是单论元还是双论元，都配置在动词之前，与日语和韩语SOV语序特征相符。这样看来，早期儿童对母语语序这一句法知识的习得是迅速的，并且具有跨语言一致性。但儿童习得较为复杂的多论元结构语序参数却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以“给”字双及物结构式为例，普通话儿童习得由“给R”到“给RO”经历了3～7个月的时间，“给RO”在“A给O”产出的同时或稍后才涌现出来，“A给RO”则在“给RO”之后产出，但“A给RO”也都在2;00岁左右习得。见图1。

总的来说，普通话儿童2;00岁甚至之前就习得了母语语序知识，标志早期儿童已经具备了语序这一句法知识的认识论基元（Lust 2006）。

2.成分结构的习得

通过上文提到的最初论元结构产出特征，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儿童的语序知识，也可以看到早期成分结构的习得。当然，成分结构不仅指中心动词与论元的构成，也包括其他成分结构。3名儿童的语料显示，普通话儿童在双词句论元结构产出的初期就同时产出一些领属结构，如“熊熊脚脚”（JBS 1;06）、“爸爸鞋”（LXY 1;05），这时领属标记“的”还没有出现在领有者和领有物之间，但在缺省领有物的情况下，“的”却经常出现。如被试儿童的妈妈告诉JBS“这是阿姨的，阿姨的杯杯”，JBS回应“阿姨的”（JBS 1;06）。这说明儿童对领属结构已经敏感，“的”的缺失应该受限于该年龄段儿童只能产出双词句。

连动结构在双论元单及物结构式产出的1;07～1;08岁阶段已能自主产出，如“拿积木玩儿”（LXY 1;08）、“回家喝奶”（SYY 1;08）、“抱着跳”（JBS 1;07）。另外，3名被试儿童在1;08～1;10岁也能自主产出“把”字句（谓词性向心结构），如“把这个拿开”（JBS 1;08）、“把这贴门上”（LXY 1;09）、“把这搁炕上”（SYY 1;10）^[4]。并列结构也同期产出，如“猫和老鼠”（JBS 1;09）、“有爸爸妈妈和宝宝”（LXY 1;08）、“大××和小白兔××小猪猪尿了”（SYY 1;08）。有标记被动句的产出稍晚，但有两名儿童在2;00岁之前就已经产出，如“被你扔丢了”（LXY 1;09）、“它被小叔叔给卡着”（SYY 1;10）。这样看来，普通话儿童1;06岁左右就对主谓、动宾、领属等成分结构敏感，两岁之前已经能产出较多不同类型的成分结构。

[4]　上述例句分别引自李祥雨（2023），王丽娜（2021），郭丽娟（2021），张云秋、彭鹏程（2024）。

递归指的是有限规则重复应用并合并成无限长或者无限多的句子，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也是自然语言的一个基本设计属性（Lust 2006）。当儿童获得了语序知识和成分合并知识后，递归能力就会表现出来。以往基于感知的研究认为儿童在三岁的时候对复杂句法的基本操作变得明晰，如并列、附接或嵌套等；而基于产出的研究则认为随着平均话语长度（MLU）的增加（如MLU为3.5），儿童在两岁以后就可以处理嵌套和转换等复杂句法（Brown 1973；Lust & Mervis 1980）。这里我们以普通话儿童早期产出的简单句的关系化为例来探讨儿童递归能力的发展，因为简单句的关系化涉及移位、嵌套、复指等一系列句法操作，最能体现语言的递归性。

简单句的关系化指的是一个句子因其中某个名词性成分被提取为中心语而使句子的其他部分变成限定性或非限定性定语，如“张三吃饭”这一简单句，如果提取宾语“张三”为中心语，那么将由关系标记“的”来引导“吃饭”移位而成为限定性定语，即“吃饭的张三”。简单句的关系化既可以指移位、嵌套、复指等句法操作的过程，也可以指这类句法操作的结果，后者也可称之为关系小句或关系从句，本节使用关系从句这一术语。

我们详尽考察了3名儿童关系从句的习得数据，发现普通话儿童在5;00岁之前能产出的关系从句类型只有主语从句和宾语从句两类，间接宾语从句只有1名儿童在4;00岁以后产出1例，可忽略不计。普通话儿童早期关系从句的习得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所谓的简单指的是简单句关系化后成为一个从属结构，我们用SR代表主语从句，如“吃饭的张三”，用OR代表宾语从句，如“张三吃的饭”。而复杂情况则指关系化之后的从属结构在主句中充当句法成分，包括4种情况，即主句主语从句主语（SS）^[5]、主句主语从句宾语（SO）、主句宾语从句主语（OS）、主句宾语从句宾语（OO）。见例（3）～（6）：

普通话儿童在2;00岁之前就产出了少量的宾语从句（OR），随后在2;03～2;05岁就产出了主语从句（SR）。复杂结构中关系从句的习得年龄有很大的差距，其中主句主语从句宾语（SO）和主句宾语从句宾语（OO）的产出时间较早，与简单情况的主语从句（SR）产出时间差不多，主句主语从句主语（SS）和主句宾语从句主语（OS）的习得年龄则晚一些，其中OS到3;00岁后才有产出。儿童对各类关系从句的习得数据见表4和表5。

通过表4和表5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普通话儿童对宾语从句的习得最早，无论是简单关系从句还是复杂结构中的关系从句都是如此；儿童对两类关系从句的习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体表现为OR > SO >SR = OO > SS > OS，即儿童的递归能力获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体可解读为：第一，当关系化为从属结构时，普通话儿童提取宾语位置上的名词性词语为中心语更早更容易，因此OR的习得优先于SR；第二，当从属结构在句中做句法成分时，儿童仍然对宾语从句更敏感，所以SO和OO的习得优先于SS和OS；第三，当从属结构在句中做句法成分并且都提取主语为中心语时，儿童对关系从句在主语位置上的句子更敏感，所以SS的习得优先于OS；第四，当从属结构在句中做句法成分并且都提取宾语为中心语时，儿童对关系从句在主语位置上的句子更敏感，所以SO的习得优先于OO。关于SS > OS和SO > OO，我们推测可能与主语位置的信息更显著也需要优先加工有关。张云秋、李若凡（2019）曾运用诱导产出实验观察儿童对SO、OO、SS、OS这4类关系从句的习得情况，儿童最初（平均年龄2;07岁）的产出平均正确率为SO（80%）> OO（63%）> SS（50%）> OS（37%），虽然诱导产出的正确率不算太高，但量化后的习得规律与自然产出数据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是吻合的。

总的来说，普通话早期儿童对句法操作较为简单（短距离移位）的宾语从句最早习得，然后渐次习得句法操作较为复杂的主语从句（长距离移位）和复杂结构中的关系从句（移位和嵌套），^[6]可见三岁儿童已经具备了递归知识，可以利用有限规则的重复应用并通过长距离移位、添加关系标记、嵌套等句法操作手段实现句法的递归性。至于间接宾语从句和旁语从句产出较少或者没有产出，既可能与没有输入性对话因而没有产出的机会有关，也可能与这两类关系从句的句法加工步骤比宾语从句和主语关系从句更多更难有关。但这种情况不影响以下结论，即儿童在两岁的自然产出语言中就显示了句法的递归属性，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逐步完善了递归知识。

[6]　关于普通话宾语关系从句比主语关系从句句法加工更简单、英语主语关系从句比宾语关系从句句法加工更简单的研究，见张云秋、李若凡（2019）。

功能范畴是句法骨骼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儿童语言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句法知识。已有基于产出的研究发现英语儿童在两岁前的句法中缺乏显著的屈折（Brown 1970，1973），两岁之后形态句法开始生长。基于感知的研究则发现英语儿童在一岁半左右对涉及一致关系的某些成分（如动词形式）有一定的敏感度（Santelmann & Jusczyk 1998），两岁之前的法语儿童能借助冠词这类的功能语素和韵律线索对实验用假词给出动词或名词以及相应的句法结构认定（Jusczyk 1989；Jusczyk et al. 2002；Shi et al.
1999）。与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相比，普通话的功能范畴都是通过词汇手段来实现的，那么普通话儿童的功能范畴又是如何发展的呢？本节从语气、体和情态三类功能成分的产出来考察普通话儿童功能范畴的习得。

经典的语气分类是陈述、疑问、祈使、感叹，我们在此也按这个经典界定处理。任何一个句子都必有语气，所以理论上说，语气应该是儿童最早习得的功能范畴。普通话的语气可以通过语调来表达，也可以通过句末语气词来表达，但成熟的语气范畴习得应以句末语气词自主产出并语境适切为准。

高亮（2019a：110～146，2019b）细致分析了句末语气词“了、呢、吧、啊”的功能意义，通过3名被试儿童LXY（1;02～2;05）、JBS（1;02～2;05）和SYY（1;08～2;05）的产出数据，发现了普通话儿童句末语气词习得的时量特征。具体表现为：第一，1;05～1;07岁儿童就有句末语气词的零星产出，但集中为表陈述语气的“了”；第二，1;08～1;11岁（两岁前）4个句末语气词均有产出，但表陈述语气的产出量最多，虽然也有表疑问语气和祈使语气的义项，但数量大大少于表陈述语气的义项；第三，2;00～2;05岁（两岁后），表陈述语气的产出仍然稳定，但表祈使语气和疑问语气用法的产出量大大增加，到2;05岁几乎每个句末语气词不同语气用法都有一定量的产出；第四，3名儿童不同句末语气词优先习得的义项及平均习得顺序是“了（陈述1;06）>啊（陈述1;08）>呢（陈述1;09）>吧（祈使1;11）”。儿童产出语气词的例句列举如下：

总的来说，普通话儿童语气标记的习得是非常早的，在双词句阶段初期就有产出。2;00岁之前对各类语气都已经敏感，到2;06岁之前，主要几个句末语气词及各词不同语气义项基本习得。

需要说明的是，语气是句子的必有成分，即使独词句阶段儿童也能依赖互动语境表达不同的语气，如用语调词表达疑问，用动词独词句或名词独词句表达自我祈使和告知（陈述），但独词句阶段的语气功能表达还相当不完善，对互动语境的依赖极强。这需要从互动和非语言多模态表达方面做更为细致的分析，所以本研究关于语气标记的习得只考察显著的句末语气词。

学界关于汉语普通话是否具备独立的体标记有一些争议，但还是有相当多学者认为体标记是存在的，我们也持这样的观点。普通话最典型的体标记包括“了（完成体）”“着（进行体）”“过（经历体）”，另外副词“在”也表动作进行。本节我们主要考察两个最常见的体标记“了”“着”在儿童3;00岁前的产出情况。产出数据见表6。

通过表6我们可以看到，普通话儿童在2;06岁就较好地习得了体标记“了”和“着”。从最初产出看，儿童对进行体“着”更敏感，产出时间稍早，产出量也更多。“了”的习得时间稍晚于“着”，这可能与“了”的句法格式比“着”复杂有关：“了”作为体标记，其句法格式一般为“V + Le + O”；而无论“V着”后的宾语是否共现，都可以判定“着”为体标记。儿童产出语例如下：

综合这两个体标记的产出情况，普通话儿童在2;00岁甚至更早就对进行体标记和完成体标记敏感，到2;06岁时就基本习得，到3;00岁时则更加熟练。

情态指的是说写者对话语所表达命题的真值或事件现实性状态的可能性及其差异的态度，涉及能力、意愿、许可、禁止、义务、推测、推断等客观世界和可能世界概念。生成语法一般把情态归入句法树的IP部分，功能语法则把情态看作句法中与语气成分和时体成分具有等同地位的情景植入成分之一（Dirven & Verspoor 1998）。尽管不同理论对情态功能地位的归属可能有所不同，但用词汇手段表达情态是跨语言普遍使用的方式，汉语普通话也是。普通话表达情态的主要手段是情态动词^[7]，如“能、会、要、想、肯、敢、准、可以、可能、应该、一定”等，我们把情态动词看作表达情态意义的最重要表达手段，原因在于儿童对情态语义在两个维度上^[8]的习得都在情态动词的习得中充分展现出来。张云秋、梁咏现（2021）曾对情态动词及其情态意义的类型进行过详尽的考察，本节选择其中几个典型并且常用的情态动词习得数据，考察4;00岁前普通话儿童情态语义类型习得的时序特征。具体数据见表7。

[7]　传统上也把这类词称为助动词、能愿动词，本文称为情态动词。

[8]　情态语义分析的两个维度：其一，与情态词意义演化相关的类型意义，包括根情态和认识情态；其二，在估测或推断命题是否为真的程度强弱上表现出来的量级意义，包括可能性和必然性。

通过表7我们可以发现，从始现时间上看，情态动词的产出比句末语气词要晚一些，与体标记的最初产出时间大体相当。但由于情态语义更为复杂，具有多义性，同时还涉及音节多少的问题，因此情态语义的习得较为复杂，完整的习得过程较为漫长。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儿童整体上按照从“根情态（动力情态→道义情态）”到“认识情态”的顺序依次习得各类型意义，3名儿童个体平均习得认识情态的时间都晚于根情态，即典型情态义（认识情态）的习得时间除了“会”的认识情态义和LXY的“要”的认识情态义之外，大多在2;06岁左右，甚至到3;00岁以后。

第二，认识情态义的习得平均时间虽然晚于根情态，但儿童并非先习得了全部根情态后再习得认识情态，而是基于单个动词的义项引申完成了从根情态到认识情态这一习得过程，每个情态词从根情态到认识情态的习得过程有短有长。

普通话儿童尽管很早就对根情态意义敏感，与体标记的始现时间差不多，但因情态语义类型的多义性涉及的句法条件比句末语气词的多义性更复杂，所以儿童的习得过程比多义句末语气词的持续时间要长。总的来说，普通话儿童对各类功能范畴的敏感时间并不相同，从产出数据上看，对语气范畴最早敏感，对情态范畴最后敏感，体范畴居中。

从纵贯性产出数据来看，早期儿童的句法首先经历了几个月的语调词–独词句阶段，然后在1;05～1;06岁进入双词句阶段，成分结构开始涌现。但儿童的成分结构并非依次孤立地产生并成熟，而是与功能成分同时涌现。张云秋、晁代金（2019）曾提出句法发展的分立合并模式，即儿童句法自下而上发展，最初产出的是依赖于语境解读线索的语调词–独词句，当产出双词句的时候，情景植入系统里的外部语气（即句末语气词）、体标记和情态成分涌现出来，尽管它们在一个句子中并非必须共现，而是可选性共现。本文的普通话儿童产出数据大体支持早期句法发展的分立合并模式。我们根据上文数据用表8展示早期句法发展中最低限度句法知识的习得信息，进而勾勒出普通话儿童早期句法发展的里程碑。

通过表8可以看到，普通话儿童早期句法的发展几乎是飞速的，经历了几个月的句法启动期后，一旦习得了语序参数和成分结构，涉及移位等句法操作的递归能力也迅速获得，同时各类功能成分随着语序参数和成分结构的习得而不断涌现；到两岁及稍后，儿童的句法骨骼基本形成。

我们很想知道早期句法发展里程碑是否具有跨语言共性。已有相关文献大都侧重于感知研究，针对产出的研究极少。Lust（2006：280）根据Bloom（1970，1973）、Brown（1973）、Benedict（1979）的研究给出了一个基于儿童产出数据的早期句法发展里程碑，语种包括英语、法语、德语等印欧语系语言以及泰米尔语等，具体见表9。

本文基于产出数据得出的普通话儿童句法发展里程碑与表9相比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儿童从独词句到语序知识及成分结构，再到递归能力的发展大体遵循共同的顺序；不同的是在功能成分习得方面，普通话儿童习得时间更早。这种跨语言差异是可以解释的，即汉语普通话功能范畴基本用词汇手段来表达，而形态句法丰富的印欧语需要通过屈折、移位等句法手段来表达时体、语气等功能范畴，运用句法手段意味着认知加工难度更大，这是说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的儿童在功能成分习得年龄上稍晚于普通话儿童的主要原因。总的来说，普通话儿童早期句法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类型学意义。

基于产出的跨语言儿童早期句法习得数据表明，儿童早期句法发展的里程碑事件尽管在年龄上比较密集，但仍显现出时间上的前后接续性，较为复杂的句法结构（如双及物结构式和关系从句）的习得时间稍晚，并且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发展成熟。而更多的连词、复杂的语气词、体标记以及认识情态义等都是2;00岁之后甚至3;00岁之后才逐渐习得，因此早期句法的发展是渐进性的，但发展的速度又是迅速的。这一共性特征说明早期句法发展不可能不受制于先天的内在认知基础，但也不可能与语言经验的影响无关（张云秋，徐晓炜2021）。

本文基于多名普通话儿童的纵贯性产出语料考察儿童标记性句法现象和功能成分的早期习得。研究发现，以语调词和独词句的习得为标记，普通话儿童从1;00岁左右就通过韵律特征（语调）的启动而进入句法发展的萌芽期；1;05～1;06岁，进入双词句阶段，简单的论元结构开始产出，通过最初产出的SV和VO结构可以看出普通话儿童的语序参数已经习得，不过稍复杂的论元结构则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掌握。简单的成分结构在双词句产出后的两三个月里爆发式增长，并且功能范畴标记也同时涌现。儿童递归知识的习得稍晚于其他词语数量少的简单成分结构，通过简单句关系化的习得数据可以看出，普通话儿童2;00岁左右就可以产出提取宾语的关系从句，但提取主语的关系从句则在2;04岁左右产出，而涉及更为复杂的内嵌知识的关系从句（如提取主语的关系小句充当全句宾语的情况，即OS）则到3;00岁甚至之后才有产出。句法启动、语序和成分结构、递归以及功能标记是儿童必须获得的句法知识，这些句法知识的习得标志着早期儿童“句法骨骼”已经形成。普通话儿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句法知识的习得历程与印欧语儿童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因此具有一定的类型学意义。

编排：韩  畅

审稿：王   飙 余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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