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琳，王炤宇：论老年语言抚慰丨语言生活研究

赫　琳，王炤宇

（武汉大学　文学院/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上升为我国的国家战略。^[1]老年人细胞、组织和器官的衰老会带来感知觉、智力思维、情感性格等多方面的改变，也会影响他们在家庭、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和关系建构，进而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出挑战。语言作为信息和情感的载体，不但能为老年人带来新信息，而且可以调节老年人的情绪，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身和世界。通过使用语言文字及相关产品和话语手段，对老年人进行心理疏导和情绪抚慰，满足老年人情绪调节、知识获取和家庭社会参与等需求的语言服务就是老年语言抚慰。

以往研究一般把语言抚慰视为老年人语言福利体系或老年语言服务的一部分，分析其作用和意义（王立非，栗洁歆，孙疆卫2021；滕延江2022；卓翔，等2022；沈骑，李晓阳2023）。新冠疫情时期，学者们开始重视应急场景下老年人的抚慰需求（张天伟2020；陈练文2021；张馨元，李霞2021；陈练文，吴小芬2022；张丹阳2022），关注医护人员言语表达对老年人医疗护理效果的影响（崔红，等2021）。但截至目前，老年语言抚慰概念尚不明晰，与应急互为补充的日常语言抚慰研究相对薄弱。如何理解老年语言抚慰的外延和内涵，怎样统筹建设老年语言抚慰体系，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汲取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探讨老年语言抚慰的概念，并在调查研究^[2]的基础上，着眼抚慰对象、抚慰者和抚慰环境，尝试建构老年语言抚慰体系，助力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语言问题和挑战。

老年语言抚慰作为语言抚慰的下位概念，以抚慰对象与其他类型的语言抚慰相区别。其本质是抚慰者在抚慰环境中为老年人提供的语言服务。

语言抚慰指的是借助语言文字、体态表情、数码符号、语言艺术等语言产品对相关个体与群体进行心理疏导，目的在于避免负面情绪的滋生蔓延，或将负面情绪转化为积极状态（李宇明2022）。

老年语言抚慰是以老年人为抚慰对象的语言抚慰。老年人的概念自古有之，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划分标准不尽相同。中国将60岁定为老年人的起点年龄（李旭初，刘兴策2009），其群体内部存在差异，有基于年龄、性别、城乡、地域、文化程度、职业等社会变项的分类结果（吴捷2008）。我们要充分考虑抚慰对象的特点，拓展抚慰方式。老年语言抚慰是老年语言福利体系的组成部分，语言抚慰福利既可以帮助老年人放松心情、缓解压力，也利于他们发挥余热（滕延江2022）。作为面向60岁以上人群的语言服务，老年语言抚慰不但要重视应急场合下的情绪纾解，而且应该满足持有不同社会属性的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生存发展需求。

老年语言抚慰本质上是一种言语活动，包括会话参与者和语境要素。老年人和抚慰者在抚慰环境中的言语互动，就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在语境中交流的过程。

老年人是老年语言抚慰的对象，其身心健康并非只是个体、家庭关心的私事，也关乎国家富强。“健康中国”行动把老年人健康快乐视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把老年健康促进行动看作健康中国行动的重要内容，提出要面向老年人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打造老年宜居环境，从而实现健康老龄化。^[3]老年语言抚慰的总体目标与“健康中国”的展望不谋而合，都希望促进老年人的生存发展，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大体上包含情绪调节、认知水平保持和家庭社会参与，成功老化、积极老化、活跃老化等经典老年学理论都将这3点看作老年人生存发展状态的评价指标（Rowe & Kahn 1997；Crowther et al. 2002；何迎朝，等2016）。三大困扰彼此联系，长期的消极情绪有碍于老年人认识世界、接触社会，而认知水平、人际交往反过来也会对情绪产生影响（郭小艳，王振宏2007；吴捷2008；刘烨，付秋芳，傅小兰2009），因此需要一套综合方案来应对抚慰对象的生存发展难题。话语可以承载情感、知识信息，面向老年人开展语言抚慰，应当在沟通情感、改善情绪的同时，传递科学知识，帮助老年人了解生理变化、正视家庭社会角色改变，鼓励他们探索人际关系平衡，进一步延缓其感知觉、思维、记忆、语言等功能衰退。

抚慰者应充分尊重老年人的主体性。老年人可以变换角色与交际者进行会话，也能作为听话人能动地接受报刊图书、数字读物、广播、有声书、电视节目、短视频等语言产品带来的情感慰藉和知识信息，还能够作为说话人借助多媒体讲述自己的故事。因此，抚慰者要以老年人为中心，综合会话、阅读、叙事多种抚慰方式，扶助他们修正情绪、获取知识、融入集体。

作为言语活动的环境，老年语言抚慰环境就是语境。语境有言内语境、言外语境和言伴语境之分。言内语境与上下文、段落和语篇内容有关，言伴语境关乎时间、地点、场合、交际者、话题、交际意图和情绪、媒介等因素，言外语境则与交际者的认知背景和社会文化有关（王建华2002）。老年语言抚慰的言内语境和言伴语境都应经由培育语言抚慰者得到优化，前者要求提高抚慰者的语用水平，后者要借助语言技术增添多类型的抚慰者，开拓全方位、多模态的抚慰方式。本文讨论的抚慰环境特指言外语境，良好的言外语境不仅需要抚慰者和接受抚慰的老年人都有科学的认知背景，还倡导社会成为老年人发展的坚实后盾，鼓励他们向外展示自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老年语言抚慰定义为通过使用语言文字及相关产品和话语手段，对60岁以上人群进行心理疏导和情绪抚慰，满足其情绪调节、知识获取和家庭社会参与等需求的语言服务。老年语言抚慰体系建构则可从对象、抚慰者和抚慰环境3要素入手。

老年人作为一种身份特征，表明了个体的社会属性。个体通过这一共同身份特征聚合成群体，寻找彼此相似之处。然而，除了“老年人”的标签，每个个体还具有其他社会属性与他人相区别。因此，面向老年人的语言抚慰要做到求同存异，重视群体内个体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等方面的特征，明确上述因素对抚慰需求的影响，有针对性地为抚慰对象提供个性化的语言服务。

老年人群体内部又可细分为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70～79岁的中龄老年人以及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郑爱文2019）。低龄老年人整体上体能相对较好，有发挥余热的意愿，社会参与对其主观幸福感、认知水平有正向影响（谢立黎，等2021）。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这一年龄段很多人渴望知悉社会发展动向，所以语言抚慰工作应将社会参与作为重点。抚慰者可以依靠社区、老年大学和线上平台，组织老年人在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中满足其自我效能感，实现抚慰目标。

养生是中龄、高龄老年人生存发展的要义（郑爱文2019）。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认知能力呈非线性下降趋势，年龄越大下降越快（魏蒙，王记文2021），年龄认同感和社会参与程度也逐渐降低，给社会适应能力带来消极影响（汪然，等2021；谢立黎，等2021）。与低龄者相比，中龄老年人情绪修正需求更大，高龄老年人则需要排遣寂寞。因此养护身心是中高龄老年人抚慰工作的重点，要求抚慰者帮助他们稳定情绪情感，鼓励他们适度参与集体活动，发挥社会参与对认知水平维持的正向作用。

教育经历、文化水平与老年人的健康情况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总体上心理状态更为稳定（张宝顺，等2020；向运华，李雯铮2020），更看重爱与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渴望为社会进步建言献策（孔伟艳，曾红颖2022）。调查样本中具有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老年人更关心社会进步、渴求新知，大专及以上者这一情况尤为凸显。这要求抚慰者侧重知识信息双向流通，支持他们在社会中为更多老年人发声。还可以勉励精力充沛的低龄老年人发挥其经验优势，弥补我国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空缺（郑爱文2019）。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认识水平相对有限，更容易经受情绪情感困扰（张宝顺，等2020；向运华，李雯铮2020）。调查结果表明，初中以下文化者更注重寂寞排遣和忧愁纾解，要求抚慰者在疏导情绪的同时补充科学知识，帮助他们正确看待自己和世界。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缓慢。居住地的经济、文化、科技水平会影响老年人的生存发展。走访样本中，居住在东部地区的老年人排遣寂寞需求显著，中西部地区的老年人则更渴望获取文化知识，与社会共同进步。

中国城乡老龄化差异较大。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乡村老年人占老年人总数的46.0%，老龄化程度比城市高出6.6个百分点，^[4]我们要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加大乡村老年语言抚慰发展投入力度。乡村老年人的认知水平和社会参与程度总体上低于城市老年人，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犹忆，夏琀2020；谢立黎，等2021）。立足乡村开展语言抚慰，既要在“健康中国”行动规划下，与慢性病综合防控策略实施、精神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相结合，也要配合信息无障碍建设，让社会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乡村老年人。

拓展抚慰方式、建设抚慰者队伍，需要语言生活3个层级^[5]联动发力，满足老年人方方面面的生存发展需求。宏观层级，政府应在“健康中国”行动基础上制定相应政策，大力倡导老年公益服务，同时有效监管调控养老行业市场。中观层级的行业领域要在国家政策牵引下，扩充多类型的抚慰者，培养考察其语言文字、语言技术的理解和使用能力，确保老年语言抚慰工作质量。微观层级的抚慰者和机构组织要重视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和实际需求，甄选适切的抚慰方法，将个性化的语言抚慰落到实处。简而言之，语言抚慰要植根于老年人的语言生活，必须由各类型的抚慰者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展开。抚慰者包括会话参与者、阅读产品生产者和数字阅读支持者、叙事指导者和数字叙事支持者，通过会话、阅读和叙事3种方式开展老年语言抚慰。

会话是言语交际的基本形式，也是语言抚慰方式之一。然而，老年人的会话交际情况并不理想。原本工作的老年人退休后大多赋闲在家，交际范围大幅缩小（吴捷2008）；一直在家处理家务的老年人更是长期缺乏交际机会，基本上只有家人和同龄人可以撑持他们日常互动。有限的交际对象会造成话题、观点重复，不利于老年人全面看待自己，也限制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

因此，需要吸纳更多的会话参与者，扶助老年人突破信息茧房。例如，英国慈善组织Age UK和美国健康项目Oasis有授课、陪聊等服务，增进不同年龄层积极互动。^[6]日本构建老年人与大学生互帮互助的线上交流平台，提升了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社会参与度，^[7]而且随着语言技术进步，聊天机器人也已加入到抚慰者的队伍中来。^[8]我国则诞生了陪诊团队，在医院为老年人提供信息服务和情感支持^[9]。

作为语言抚慰的方式之一，会话并不是漫无目的的闲聊，而是以改善老年人生存发展状况为宗旨的语言服务。因此，要将会话参与者有效转化为语言抚慰者。一方面，抚慰者必须听懂老年人的交际意图，认识到传递信息、表示请求的话语往往也会反映其情绪情感需求，表露情绪情感的话语也常常折射出他们的信息缺失与行动困难。另一方面，抚慰者也要通过礼貌表达塑造良好的社交形象，与老年人达成交际合作（陈新仁2020），发挥话语的情绪渲染作用，帮助他们维持交际意愿和能力（王潇，等2010）。

阅读是老年人接收信息的过程。阅读产品作为信息载体，从纸本图书、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到电子书、有声书、短视频、直播，不一而足。

媒体融合是当前趋势，全媒体生产者应围绕老年人的阅读需求和特点，推动产品优化升级。老年人日均文字阅读时间较短，阅读速度较慢，理解能力和工作记忆水平有所下降，偏好故事性强的记叙文（肖雪2016：39～42；程士静，何文广2020）。全媒体生产者要选取贴近其阅读习惯的形式和内容。电视广播节目制作者和新媒体工作者也应充分开发视听结合的阅读产品，促进没有文字阅读能力的老年人和其他人一起接收由音像负载的情感知识信息，享受多模态交互的语言抚慰。

同时，也要培育数字阅读支持者，协助老年人实现数字接触。我国老年网民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在2010～2020的10年间从4.9%上升至23.8%，^[10]电子书、有声书、短视频和直播等数字读物逐渐成为老年人纾解情绪、学习知识的重要媒介。这就要求有关机构开设计算机、智能手机操作课程，辅导老年人掌握获取资源、操作设备等的能力。例如，福建老年大学携手福建IPTV、福建电信搭建的老年在线学习平台，突破了线下教学的局限，可以随时随地帮助老年人弥合数字鸿沟，为其他地区的抚慰工作提供了参照。^[11]美国健康项目Oasis的西班牙语授课也启发我们，要重视方言区和少数民族老年人的抚慰需求，增加方言、民族语言进行操作指导。^[12]

言语活动具有双向性。除了从阅读中获取知识，老年人也喜欢向他人倾诉自己的故事，抒发自己的见解（李宇峰2018）。叙事是老年人的思想结晶，并不简单等同于会话中的话语。老年叙事的情绪调节、认知重塑作用是语言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传统的叙事指导通常由专业心理咨询师作为抚慰者，描写老年人提供的叙事文本，借助想象把自己代入到他们的讲述中去，关注叙事框架、形式、时间、情节和意志，通过对话与老年人共同重构故事（Bruner 1986：57～69；Sarbin 1986），帮助他们释放情绪、科学看待自我和世界（Charon 2006：107～154）。然而很多地区的老年人受制于生活条件，没有机会享受专业人士提供的心理辅导。且专业心理咨询大多需要预约，无法及时解决他们生活中细小的情绪困扰。

由此可见，只有在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发展叙事指导者，才能为他们提供及时全面的语言抚慰。医院应在医养结合趋势下推广叙事疗法。比如湖北省咸宁市麻塘中医医院致力于培养医护人员的叙事指导技能，帮助患者正视病痛、认识自我。^[13]老年活动机构也应该成立叙事分享中心，并将叙事教学融入写作、音乐、视频制作等其他课程之中。例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老年干部大学的长者健康叙事分享中心主张通过老年叙事为退休人群提供心理疏导，同时鼓励他们发挥余热、传承智慧，在中国老年语言抚慰实践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14]

大众传媒、社交媒体中老年人话语缺失问题日益凸显（陈静，李月2021），网络平台也应培育数字叙事支持者，协助老年人传播自己的声音。技术人员作为支持者应简化操作方式。同时，平台也应利用网络社区的特点，促使其他用户转化为支持者，引导老年人通过点赞、收藏、评论、转发等数字行为表明自己的观点态度。支持者还可以勉励有意愿做关键意见领袖的老年人主动发声，缩短他们与其他年龄群体间的距离，从而吸引更多老年人加入到线上语言生活中来。

老年人只有在适宜环境中接受语言抚慰，才能有效修正负面情绪，吸纳知识信息，提高家庭社会参与度（黄敏儿，郭德俊2000；胡吉明2015；谢立黎，汪斌2019）。改善抚慰环境是老年语言抚慰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政府在宏观层级应积极倡导包容的社会环境。中观层级的行业领域既要重视老年群体内部的社会助长作用，也要推动老年人和其他年龄群体携手互联。隶属微观层级的抚慰者和社区、老年大学、养老机构等组织终端应群策群力，帮助老年人在集体活动中敞开心扉，正视自己和社会，实现个性化的语言抚慰目标。

存在主义哲学将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视作纵贯人生的两大问题，两项任务相辅相成，需要个体在群体中、在自我与他者的对立统一中寻找答案（陈嘉映2022：237）。集体活动有利于发挥群体的社会助长作用（章志光2015：447），群体作为语言抚慰场域，可以直接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调动他们的情绪。科学引导信息筛选整合，还能增进其群体内部认同（胡吉明2015），提高老年语言抚慰效率。

因此，应倡导阅读推广、团体叙事等集体活动，放大语言抚慰效果。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例如组织读书会丰富成员老后生活，举办为儿童读书等活动拉近与其他年龄群体的距离^[15]。我国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可以效仿。如吉林省长春市第六医院采取讲座和游戏等形式为老年人开设团体心理辅导，^[16]湖南省长沙市老年协会鼓励老年人以家庭、社区为单位踊跃参加短视频大赛等。^[17]

老年人在与他人的对立统一中发现自我、探索世界，不能仅限定在同龄人群体内部，还应该突破年龄约束，与各年龄层人群互动交流。然而，老年人在大众传播领域长期处于不在场状态，媒体形象往往由年轻人建构，与其真实面貌存在偏差，加剧了社会歧视，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负面影响（陈静，李月2021；郭亚东，沈骑2022），不利于老年语言抚慰工作实施。在公共领域还原老年人的本真面貌，势在必行。

老年人生命叙事不但可以整合经验自我调适，以适应外界变化，还能够发展为一种支柱性力量声援社会（Majse et al. 2021）。所以我们应鼓励老年人通过话语建构自身身份，改变社会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推动不同年龄群体合力解决老年问题。具体来看，可以支持像杨本芬^[18]这样的老年作家用文字拉近与各年龄层读者的距离，也可扶持像敏慈不老^[19]这样的老年博主让群众从其故事中获悉老年人的魅力。

同时，也需要为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例如，日本推行了地区ICT CLUB（地域ICTクラブ），促进老年人和不同年龄群体商讨解决居住地存在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地区学校合作活动（地域学校協働活動），支持学校联络包括退休教师和企业退休员工在内的老年人，为学生提供乡土学习和课后学习等机会。^[20]

老年语言抚慰是面向60岁以上人群的语言服务，体系建设要以老年人、抚慰者和抚慰环境为支点，借由会话、阅读和叙事3种方式实现老年人的抚慰需求，促进其生存发展。

如今，我国老年人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速度快。开展老年语言抚慰，不但可以顺应老年人需求结构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也能唤醒其他年龄群体认识到老年期是人生的阶段之一，关注现在的老年人就是关心未来的自己，从而促进全社会合力应对老龄化带给我们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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