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正宇，赵美：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建班考

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以下简称清华专修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组建的当代中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发端于中国和东欧五国交换留学生的计划。1950年8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通知教育部：

又据清华校史：

以上文字交代了清华专修班建立的几个基本史实，即：（1）该班是由中国政府主导而建立的；（2）办学主体是清华大学；（3）生源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东欧五国，数量为35人；（4）学习时长为一年；（5）学习内容为中国语文。

对此，笔者尚存以下几点疑问：（1）专修班为什么开设在清华大学？（2）既然生源来自社会主义阵营，为什么没有苏联？（3）究竟谁是负责人？周培源还是邓懿？（4）为什么称之为“中国语文”而不是中文、汉语或华语？（5）为什么是“班”而不是“系”？（6）清华专修班究竟有多少学生？

带着诸多疑惑，笔者从一手史料及相关文献入手，走访知情者，试图对该班的组建过程、名称演变及行政架构进行一一考证，以期还原其历史面貌，为正确认识该班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汉语教育史上的地位，提供客观而真实的依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在与各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迅速就互派留学生事宜进行了接洽。当年12月16日至转年2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访问苏联，其间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与之谈及互换留学生事宜，双方约定由捷政府提出详细方案。1950年4月，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致电教育部，告知捷驻苏大使转告该国教育部的计划：

1950年1月，波兰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毕罗奇（Jan Jerzy Piankowski）就交换留学生之事致函中国外交部。1月14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致函教育部：

5月1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分党组就留学生派遣问题向中央政府提交请示报告：

5月15日，刘少奇批示：

6月16日，毛泽东批示：

周恩来、朱德、陈云均签阅了这份报告。同时，刘少奇还批示：

由此可见，最早提出与中国交换留学生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作为友好国家，中方亦和苏联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但因补贴问题而搁置。刘少奇的批示恰好解释了我们此前对于清华专修班没有苏联留学生的疑惑。

又据清华专修班罗马尼亚留学生罗明（Romulus Budura，1931～2021）回忆：

致信罗马尼亚说明此时中国政府已经从最初的被动转为主动，并得到了罗马尼亚等国的积极回应。6月25日，在政务院召集的专门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责成文化教育委员会、外交部、教育部组成专门小组，亦即吴青所言三人小组，拟订与有关国家互派留学生的计划。会上决定：

至此，中国政府在与捷、波议定互换留学生的基础上，又主动提出了与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朝鲜交换留学生的意向。此后不久，文化教育委员会制订了招收留学生的计划，并经主任郭沫若于7月10日签署，呈送周恩来：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与朝鲜交换留学生计划暂时搁置。7月28日，吴青向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参赞席拉德提出了中方的具体意见：

外交部还特别说明：

邓懿（1994）对此回忆道：

邓懿，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读研，后因战事中断学业；1937年在北平一家美国人创办的中文学校教中文^[6]；1943年8月～1944年12月担任哈佛大学ASTP^[7]中文项目助教，在赵元任的指导下训练美军士兵的听说能力；1944～1945年任哈佛汉英字典编撰处编辑；1945～1946年任美国麻省康桥业余学校中国语文教员。回国后，邓懿曾于1948年在北京大学文学院负责印度学生的语言教学，印度汉学家、驻华大使白春晖（Vasant V. Paranjpe，？～2010）便是邓懿此时的学生^[8]；周培源邀约之时，她正在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华侨“国文”（肖钟1987；邓懿1994；周一良2002；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办公室2011）。可见在进入专修班之前，邓懿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知识储备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如果说在赵家邂逅周培源纯属偶然的话，那么以扎实的功底走上中文讲台则是邓懿生命中的必然。

1950年8月31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向教育部下达文件，就交换学生的具体工作发出指令：

清华修史，以1950年9月为专修班成立的时间节点（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办公室2011：40），虽未说明具体依据，但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理由可以作为支撑：其一，清华大学聘请了专修班的第一位专职教师邓懿，薪资为小米705斤，起薪日期为这一年的9月1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2005：1046）。其二，教育部于9月4日向清华大学下达了关于积极筹备东欧五国35名来华学生语文训练的通知：

其三，9月18日，清华大学成立外籍学生指导委员会，旨在指导专修班的各项教学管理工作。

由此可见，清华专修班是建政初期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与朱德、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等领导人的直接参与下，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并经外交部、文化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团中央与全国学联等多部门协同运作，委托清华大学建立的当代中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机构。与历史上汉字文化圈和西方人汉语学习的个人行为或宗教团体、商业机构、外交使团的组织行为不同，也与清朝政府拒绝西方人学习汉语、民国政府放任自流的语言传播政策有别，清华专修班的建立是在中国政府主导下，以国与国的邦交友好为出发点，以对外文化交流为目的的积极主动的国家行为。

对于这样一个教学机构，中央各部委在最初议定时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名称，而是笼统地称之为“语文班”“华语培训班”“华语专修班”或“外籍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9]，此后各种史料中出现的名称或长或短有近十种，随意而不规范。1951年8月1日，教育部发文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暂行规程已经第三次东欧交换生工作组会议修改通过，并经我部批准，兹将原件配发，系即公布施行。”^[10]此前文件上图章^[11]与班名不一致的问题终于引起了清华校务委员会的注意。8月2日，校务委员会委员胡祖炽^[12]提议：“该班图章上所用名称应与正式名称符合。”周培源批示道：“名称现已确定，前发该班戳记应予更换。”^[13]9月，该班在新提交给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的两份工作报告^[14]上，署名与戳记已经统一为“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这标志着清华大学在该班行政管理的规范化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不知为何，转年10月，清华大学着手将有关财务文件移交北京大学并为此呈文教育部时，使用的说明文字仍然是“华文专修班”。^[15]

“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包含了4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清华大学”，指的是办学主体。彼时京城高校可分为3类，即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教育部在选择承办高校时，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因无行政管辖权而不在考虑之中，此其一。1948年12月15日，解放军进驻海淀，清华园宣告解放。1949年1月10日，清华大学由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是北平最早被接管的高校，这个时间不仅早于开国大典，也早于北平和平解放，此其二。1949年5月4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主席叶企孙及委员陈岱孙、张奚若、吴晗、钱伟长、周培源、费孝通等人都与新生政权有着程度不同的密切关系，此其三。清华大学自1931年开设俄文课程，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未曾中断，师资力量雄厚；北大虽然自1920年开设俄文课，却在1931～1952年间取消了该课程，这对计划中的苏联与东欧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此其四。就办学规模而言，1949年清华共有教师309人（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2011：172），北大则为864人（王学珍2021：41），相比之下，前者更便于管理，此其五。起步于游美学堂的清华大学，常年浸润在欧风美雨之下，具有较为丰富的留学管理经验，师生普遍外语水平较高，是一块十分有利的背景板，此其六。清华大学由此成为专修班承办学校的首选。

第二是“东欧交换生”，指的是上述东欧五国来华学生，其中，罗马尼亚5人，保加利亚5人，匈牙利5人，波兰10人；捷克斯洛伐克原计划10人，实际抵达8人，共33人。此外专修班还有3名留苏的中国学生^[16]，笔者此前考证为张玛娅^[17]、苏罗莎^[18]和黄健^[19]（施正宇，等2022），后在相关文件中得到印证^[20]。他们均为中共烈士子弟，其中张玛娅、苏罗莎在苏联出生，黄健两岁随母赴苏，都不会汉语。因此，专修班一共有学生36名。

第三是“中国语文”，指的是教学内容。“语文”之称始见于1949年蒋仲仁起草的《小学语文科课程标准》及叶圣陶起草的《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他们以“语文”取代民国时期小学“国语”、中学“国文”课程的提议随即为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所采纳，1950年全国中小学课本以及课程名称统一改为“语文”（叶圣陶1986：126～131；刘国正2009）。以“中国语文”来标明当代中国第一个汉语教学机构的教学内容，说明决策者们并未意识到母语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的本质区别。

第四是“专修班”，指的是不同于一般“院”“系”的教学研修机构。通常一所大学院、系的设置意味着一个个发展成熟且相对独立的学科，清华大学没有草率地将这一项目归入中文系，说明校务委员会已经认识到两者之间的不同；以“班”名之，又表明对外国留学生的语言教学还只是预科教育，它既不是本科教育，也不是一个可以独立的专业或学科。

清华专修班的行政架构分为3个层面，详见图1。

清华专修班行政架构的第一个层面是东欧来华留学生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1951年3月22日，外交部召集有关各方开会商讨，与会者有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团中央秘书长高棠^[21]，文委参事赵沨，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专员吴青、副科长苏丹，根据会议内容拟定了《关于加强对东欧交换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协议（草案）》：

[21]　即荣高棠（1912～2006）。

这份文件规定了工作组的主要工作：

清华专修班无论教学内容、学生状况还是各种重大事项，均在工作组管辖的职权之内。各个部门的职责不同，分工亦有所不同，例如教育部：

上述文件不止一次地强调各部门与清华大学的联系应经过教育部，而教育部黄新民处长“有什么事可以直接给总理打电话”（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办公室2011：64），这说明周总理对专修班的情况了如指掌。不仅如此，清华专修班制定的教学计划还需要征得各东欧国家驻华使馆的同意，学生的成绩单也要分送各个使馆，说明该班的组建，已不单单是中国政府一家的国家行为了，它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内国与国之间文化合作与交流的国际行为，这一点在工作组中外交部的职责里亦能得到体现：

团中央与全国学联负责安排东欧学生的课外活动，旨在将友谊的种子深植于青年学子的心中，为国与国之间世代和平友好奠定基石：

清华专修班行政架构的第二个层面是清华大学外籍学生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指导委员会）。起初，校务委员会副主席兼教务长周培源承担起了组建专修班的任务。根据工作组的分工，清华大学需要做的事情不少：

但是，周培源不仅仅是清华大学的教务长、物理系教授，兼任清华校内多个委员会主任之职；作为著名科学家，周培源还有各种社会兼职，不可避免地成了社会活动家，这给专修班的工作带来了一些问题：

事实上，仅1950年6～12月，周培源参加的国际会议就有3个，另有教育部及全国性的会议两个（孟庆勋2015）。为此，清华大学于1950年9月18日专门成立了指导委员会，成员由吕叔湘^[22]（主席）、陈新民^[23]、邓懿、杨业治^[24]、李广田、潘光旦^[25]、费孝通^[26]等7人组成，用以改善因周培源缺席而带来的被动局面。七名委员中，除邓懿外，其余皆为清华教授，是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有的还担任着校、系行政职务或地位较高的社会兼职，如此豪华的学术阵容足以说明清华大学对此事的重视程度。指导委员会成立后的五六个月内，开了五六次会，平均每月一次，主要解决的是增聘助教之事，属行政范畴；只有一次是讨论教学计划。1951年1月以后，指导委员会便因召集困难而不再开会。其间邓懿以专修班专职教师兼指导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承担起教学与行政管理工作，是清华专修班的实际负责人。邓懿遇有重大问题则向吕叔湘请示，吕叔湘再与校方商洽。此后未见该委员会行使职责的记载，何时解散亦无从知晓。由此可见，1951年1月之后指导委员会形同虚设。平心而论，清华校方成立指导委员会的初衷可嘉，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难遂人愿，如何对汉语教学进行指导，是时代留给清华大学的一道难题。

清华专修班是该行政架构的第三个层面，是对东欧来华学生进行语言教学、实施行政管理的核心机构。从行政级别上看，清华专修班并非“班级”，而是与“系”平级的单位。这一点在该班并入北京大学时得到了确认：

学界普遍认为周培源是清华专修班的主任，但遍查相关档案文献，未见任命文件。该班负责人先后有以下4位：一是吕叔湘，以指导委员会主任之职行使管理职责，时间是1950年9月18日～1951年1月。吕叔湘1月请辞，并于4月23日获得批准。二是李广田，清华大学批准吕叔湘辞职的同时任命李广田为该委员会主任，盛澄华为副主任。未见李广田卸任的记录。三是盛澄华，1951年9月，清华校务委员会任命其为专修班主任。翌年2月，盛澄华因病请假。盛澄华是唯一一位正式任命的清华专修班主任。四是邓懿，尽管吕叔湘、李广田、盛澄华有过短暂的履职，但从始至终，邓懿都是清华专修班教学工作的实际负责人。这一点可以和《清华专修班总结》里的记载相印证：

专修班另有教职员工如下：

据此，清华专修班教职员工共16人。但清华大学1952年2月的花名册上，专修班人数为17人。

专修班的工作原则有二，一是“分工合作”。根据这一原则，专修班对工作人员的职责做了具体规定，例如班主任盛澄华的职责：

讲师邓懿、王还的职责：

助教杜荣、熊毅、傅惟慈和焦庞颙的职责：

行政助理黄克冰的职责：

专修班后又增加了书记（秘书）杨学金，即清华名册上的第17人，负责财务工作。^[34]生活助理冯忆罗、钟梫的职责：

除此之外，专修班还有负责学生膳食的厨工3人，负责油印、清洁的工友一人，这与表1中4位普通工的人数是吻合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国瑜曾经提到在梁思成、林徽因家做客的一个细节：“梁、林家有下午四时喝午茶的英国习惯……他家有个厨师叫奎顺，会做西点……”（赵炳时，陈衍庆1996：21）此奎顺与名册上的奎顺应是同一个人。笔者由此推测，4位普通工中，年纪稍长的刘乐亭、刘子荣与奎顺同为会做西点的厨工。另据钟梫回忆（崔希亮2010：63）：

笔者推断，名册上最后一位普通工邓增寿应该是负责油印的工友，1952年时23岁，很可能尚未成家，居住在二院工友室，便于连夜油印教材，同时兼顾日常清扫。

专修班的第二个工作原则是“民主集中”，体现这一原则的方式便是“会议制度”，包括班务会议、师生会议、教学研讨会、生活管理工作会议、各国小组长会议。各种会议辐射专修班工作的方方面面，其中班务会议“由班主任主持，暂定每月一次，由全体工作人员参加，必要时得邀各国小组长列席。班务会议听取班主任有关班内工作的总结报告，讨论并决定班内有关教学与行政上的原则问题，是班内的最高决策机构”^[36]。至此，清华专修班的行政架构搭建完毕。无论是政府官员、清华校方还是班内教职员工，大家勠力同心，各司其职，勤勉其责，直至转入北京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一方面为冷战的阴云所笼罩，国际生存空间逼仄，处境窘困；另一方面因缺乏对外交往的经验，如何开展对外合作交流、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成了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未几，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中国政府领导人意识到语言学习与文明互惠是世界各国都能接受且十分需要的文化交流突破口，而清华专修班的建立正是中国政府对外文化交流从零开始，从初期被动走向积极主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专修班培养的学生，除1人中途回国以外，其余都顺利通过了语言关，进入北京大学等高校继续专业深造。他们毕业回国后，大都进入了高等院校、外交部、新闻机构和商业机构，成为了驻华大使、外交官、翻译家、汉学家和中国通，为中国语言与文化的传播、为所在国的对华关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不仅实现了中国政府组建清华专修班的最初构想，也实现了新生政权中外教育交流零的突破。在传播汉语与中华文明的同时，增强彼此间的信任与尊重，拓展国际生存的空间，是清华专修班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专修班搬迁到燕园，又因朝鲜、蒙古等国学生的加入而更名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1961年7月，北大专修班转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与北外非洲留学生办公室合并成外国留学生办公室。1962年该办公室独立成为“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1964年^[37]更名为“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大学”的前身）——中国唯一一所具有国际影响的以留学生汉语教育为主要任务的高等学校。回首望去，清华专修班不仅是中国第一个教授外国留学生汉语的专门机构，也是当代国际中文教育的源头，是当代中国汉语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汉语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成功案例之一。

尽管清华专修班是中国政府从邦交友好、文化交流的层面来筹建的，但从性质看，它与20世纪50年代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汉字简化方案》与《汉语拼音方案》一道，成为这一时期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由于受众较少、辐射较远而鲜为人知。此时此刻，中国的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正蓄势待发，假以时日，一飞冲天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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