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4期
语言生活研究
作者简介
郭奇军
广东金融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
原生口语的抢救性调查
郭奇军
（广东金融学院 广州货币金融博物馆 广东 广州 510521）
提 要 “原生口语”指文盲以口耳交际方式习得的一种口头话，具有语言面貌的原生性、表达的自然性和使用范围的封闭性等特点。调查原生口语，有助于深入认识自然口语的本来面貌，对比发现语文教育对口语的影响，深入认识一个地区的语言文化底层与语言使用特点。随着语文教育的普及和人口的自然老化，原生口语已位列濒危程度最高等级，成为亟待抢救性调查的重要语言资源与语言文化遗产。调查应遵循补救性原则、全面性原则、社会化原则和规范性原则，以确定调查的轻重缓急与具体实施策略和路径。文章对甘肃秦安话原生口语做了示例性调查，并归纳出其特点：词语层面，词汇量小，用词具体、土俗；句法层面，句子短小、结构简单；话语层面，冗余度高，逻辑性弱，语境依赖性强；语体层面，日常语体占主导性。
关键词 原生口语；文盲；濒危语言；抢救性调查
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育普及率逐年升高。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文盲率已由成立之初的80%左右下降到2.67%。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如今生活于封闭社会网络内的文盲已越来越少，且大都在60岁以上。文盲的消失，也意味着文盲口语的消亡，因此，文盲口语成为一笔亟待抢救性调查的重要语言资源与语言文化遗产。
学术界有关文盲口语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有关原始人语言的探讨，实际研究中又有“前文字时代的语言”“前逻辑时代的语言”等不同名称。前人研究认为，原始人的语言有“语词的具象性”“话语的简洁性”“语言传播的口耳交际性”“使用范围的局限性”“语体上的不分体性”等特点（列维·布留尔1985；萨丕尔2011；王东1993）。
现代科学对文盲口语的关注源于文盲与非文盲语言使用与认知机制差异的研究。首先是神经认知科学、心理科学对文盲与非文盲语言及认知加工机制差异的研究。众多研究表明，文盲在音素添删与辨别（Gombert 1994；陈昌明2010）、词汇处理（Kosmidis 2004）、复杂句理解（Pereira & Ortiz 2022）、语义流畅性（Petersson，Reis & Ingvar 2001；胡云霄2017）等方面的表现明显差于非文盲。其次是语言学界对文盲与非文盲口语使用差异的研究。Givón（1993）认为，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口语的差别大体对应于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别。马博森（2007，2009，2014）通过小规模语料库对自然会话中文盲与非文盲的人物回指分布模式、指称策略、回指修正现象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回指非现场人物时，文盲出现指代不明现象的概率高于非文盲。陈建民（1986）认为：“文化低的人一般只能使用家常口语体。”周晨萌（2005）考察发现，北京口语中儿化词的个数、使用频次与文化程度相关。郭风岚（2008）对北京口语的考察也发现，当说话人处于高社会文化程度时，多使用“这个”；处于低社会文化程度时，倾向于使用“那个”。
以上这些研究对认识文盲口语特征及口语使用有着重要价值，但都没有意识到文盲口语的原生性这一重要特征，也没有认识到文盲口语的濒危性以及抢救性调查与建档的价值与意义。对文盲口语进行抢救性调查，建立文盲口语语档，既是语言记录学的应有之义，也有助于增加对语言多样性的认识（Seifart et al. 2018）。
一、原生口语的概念内涵及抢救性调查的价值与意义
（一）“原生口语”的概念内涵
原生口语这一表述最先见于“原生口语文化”一词：“原生口语文化是不知文字为何物的文化，是尚未触及文字的文化，是无文字或印刷术侵染的文化。”（沃尔特·翁2008）受此启发，我们用“原生口语”来指称文盲使用的口语，具体定义为：
“原生口语”指未接受过语文教育者以口耳交际方式习得的一种口头话，具有语言面貌的原生性、表达的自然性和使用范围的封闭性等特点。
这样称说，不仅是一个名称问题，更是一个认识问题。其好处是：第一，有利于避免以劣势眼光看待文盲这一群体，陷入“复杂语码”与“限制语码”思考的困境；第二，该名称更能反映口语不事雕琢的原生态；第三，更加符合人类语言发展的进程，可以指称无文字时代的口语。
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原生口语”与自然口语、日常口语是不同的概念。日常口语相对于正式口语、典雅口语而言，自然口语相对于朗读口语而言。日常口语与自然口语都不强调语言宿主没有接受语文教育这一特征。
（二）原生口语的濒危及其抢救性调查的价值与意义
对语言的抢救性调查与语言的濒危及人们对语言多样性、语言的资源价值与遗产价值的认识紧密相关。20世纪90年代，伴随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信息技术迅速变革的影响，濒危语言的抢救性调查成为全球濒危语言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戴庆厦2012），并由此形成了语言学的一个新分支——语言记录学，强调对原始真实语言活态的客观、全面、真实的收集、整理，进而实现语档的长期保存与开发利用（Himmelmann 2006；Henderson 2014）。
当前，学术界对什么是濒危语言已形成了统一认识，抢救性记录语言资料也成为濒危语言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周庆生2016；李宇明2019）。具体而言，濒危语言指那些“即将灭绝、只有少数老年人使用、不可能幸存的语言”（Kincade 1991），具有使用人数少、使用者年龄老、使用范围小、结构系统退化等特征（徐世璇2001）。就濒危程度而言，那些与世隔绝的老人在封闭网络内使用的、无文字的语言处在濒危程度的最高等级（Fishman 1991；Wurm 1998）。随着认识的深入，对濒危语言抢救性调查的范围也由少数民族语言（Seifart et al. 2018；孙宏开2006）扩展到了汉语方言（Peter 2010；Oez 2018；庄初生2017；曹志耘2022）、海外华语（郭熙，等2020，2022）等多个方面。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15岁以上文盲有37 750 2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占74.87%（男性17.41%，女性57.46%），文盲人口呈现年龄越大、数量越多、男性占比越低的特点。[1]伴随人口的自然老化，文盲这一群体的数量今后二三十年内必将锐减。就使用者年龄与使用者人数而言，原生口语已位列濒危程度最高等级。从语言濒危、语言资源观与语言遗产观视角来看，原生口语同样是一项濒危语言，它既是一项语言文化遗产，又是一种重要的语言资源。当前，对其进行抢救性调查、描写、研究，不仅紧迫而且意义重大。
[1] 参见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1/indexch.htm。
（1）有助于深入认识自然口语的本来面貌，考察自然口语的发展与演化。从语言的起源与人类的交际方式看，语言的原始生态只能是口语形式。口语有“讲”“述”“谈”“说”之别：“讲”通常是有准备的，“述”是有蓝本的，“讲”与“述”一般比较正式；“谈”不一定要准备，“说”一般没有准备，“谈”与“说”属于非正式语体（崔希亮2020）。可见，“谈”与“说”多属于自然口语。自然口语在形式上较多表现为两人对话或多人会话，如聊天、争吵、打电话、问候、商议、询问等等（范俊军2013）。相对书面语与正式体口语，自然口语具有句子长度短、语气情态丰富、欧化程度低、文言成分少、惯用语多、儿化与词缀丰富，代词（你、我、他、这、那）、助词（的、了）、动词“是”“有”和副词“不”多用，单元音和二合元音居多等语法特点；语用上副语言现象丰富、话题转换较快且呈非线性变化、庄雅度与正式度低、交互性强（刘亚斌，李爱军2002；崔希亮2020）。但这些研究都是针对教育者口语得出的结论，远不能概括自然口语的本来面貌。原生口语的调查，既有利于强化对自然口语本来面貌的认识，也能挖掘文盲口语表达独有的个性特征。
再者，从语言的发展演变看，自然口语的发展演变是一个自然习得、发展与衰退的过程，即语言获得的始点到语言发展的顶点，再到语言衰退的终点。原生口语的抢救性调查同样有助于认识自然口语的发展演变过程，帮助认清自然口语发展到顶点的全貌，摸清自然口语衰退的始点与衰退表现。当前针对高龄文盲调查所得的语料，也是老年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素材（顾曰国2019）。
（2）有助于对比发现语文教育对口语的影响，推动语文教育的发展。Bernstein（1971）指出，教育是通过复杂语码进行的，教育会影响到受教育者语码的使用。语言个体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或从事社会活动经验的增加，一般都有增用较高社会权威变体/变式，减用较低社会威信变体/变式的趋势（徐大明2007）。局限语码本质上属于“基于口语的语码”，其反映的是口语文化里的套语式和聚合式特点（沃尔特·翁1982）。语文教育不仅促使语言个体掌握了口语与书面语两套表达系统，也对语言个体的口语使用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盲在听觉理解、口头叙事、表达流利度、数字听写与阅读等方面的表现都不及非文盲（Réka et al. 2016；Pereira & Ortiz 2022）。“内化了文字的人不仅写东西，而且说话也文绉绉的。”（Luria 1976）这些观点对认识语文教育对口语的影响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然而这些研究多通过实验法完成，主要着眼于探讨教育对语言使用影响的某一方面，目前还缺乏对文盲口语与非文盲口语的全面对比研究，基于原生口语语料库挖掘非文盲口语与文盲口语差异，可以全面发现语文教育对口语与口语表达的影响，进而在实际教学中取长补短，推动语文教育进一步发展。
（3）有助于深入认识一个地区的语言文化底层与语言使用特点，建立地方语言文化典藏库。语言是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自身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孙宏开2021）。原生口语是最为基本的“口语语言资源”（李宇明2019），也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当前而言，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家庭网络与基于地缘关系形成的自然村落是原生口语使用的主要场域。原生口语一方面保留了最多的“语言底层”，是了解该地区传统文化、风俗民情、群体习惯的“活化石”，同样也是了解封闭网络语言使用特点的重要材料；另一方面，梳理原生口语与受教育者口语的发展演变，可以了解当地语言文化及当地人民语言生活的发展演变情况，对建立地方语言文化博物馆有着重要意义。
此外，基于调查建立的原生口语语料库，也可为方言与民族语言研究提供语料支持。
二、原生口语抢救性调查的原则及调查设计
鉴于原生口语使用者的特殊性与语言记录的目的，有必要确立一些调查的原则与方法，以确定调查的轻重缓急与具体实施策略和路径。
（一）基本原则
1.补救性原则
补救性是原生口语调查的第一原则。前文已对原生口语的濒危程度做了论述，当前如不抓紧调查，将无法再全面认识其具体面貌。具体实施方面，年长文盲、男性文盲应优先安排调查。就调查区域而言，那些地处偏僻、距离城市较远、网络成员全部或大部分是文盲的地区的语言基本保留了语言生态的自然面貌，这类地区中文盲使用的口语是当前最需要重点关注的。实际记录中应养成留心观察、随时转写的习惯。总而言之，原生口语的调查应贯彻封闭网络优先、长者优先、男性优先的“三优先”原则。
2.全面性原则
语料来源的全面性是真实再现口语原貌的基本保证。言语宿主在自然语境下的日常会话是原生口语的主要内容，这类口语形式灵活，话题最为贴近日常实际，是原生口语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考察原生口语词汇使用、句法特点及其会话互动的重要材料。不过，一些话题较少或很难出现在日常会话中，如民俗观念、传说故事、詈语、仪式套语等，这些稀有场域的话语也是原生口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中需要特别加以关注。为真实还原原生口语的基本样态，实际调查应采用音频与视频相结合的方法，做多角度、多模态、全方位的记录，不仅要记录相关语言信息，还应采录相关超言语信息，如手势、表情、身体动作等。此外，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生活环境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也需要考虑，以保证语料来源的全面性。
3.社会化原则
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众多，分布范围广，调查者不仅需要掌握语言调查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也需要懂得相关的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单一专家团队很难在短时内完成多地原生口语的调查，这也不符合原生口语调查抢救性的原则。调查的快捷、全面，需要不同语言调查者的协作与努力。再者，作为纯自然状态下的语料，获取时间跨度大，调查范围涉及面广，专家记录人员通常不能长时间停留于某一地区或关注某一群体，因此，培养本地调查者，从调查者的“母言”“母语”着手，在熟悉区域内展开调查，个案深入、重点追踪尤为重要。这既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原生口语的认识，同样是微观语言演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4.规范性原则
作为一项补救性的口语调查，需事先拟定明确的操作规范，如调查场合的选定、语料采集的方法、录音的形式与时长、转写与标注标准等，都应在调查提纲中予以说明，从而保证调查的便捷性、有效性与语料的可理解性和资源共享性。这方面，国内外的语言记录学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供借鉴。一般而言，单个对象录音在30分钟以上、单个调查点采录时长在20小时以上的调查是比较可靠的（范俊军2013）。调查方法层面，非结构化与半结构化的个人访谈、集体访谈是原生口语调查的主要方法；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对重点对象进行个案跟踪。半结构化访谈可按照人口信息、个人经历、生活环境、民谚民谣、属地重大事件与文化事象等设定若干主题，就调查对象熟悉的内容实施录音录像。语料转写标注层面，除基本的标注外，还需突出对原生口语特点的挖掘，如具体词比例、词语义项数目、句子复杂性、话语冗余信息等等。
（二）调查设计
为有效保证语料的真实性、自然性与语言信息的完备性，原生口语的调查须是真实语境下成段自然话语的多视角、全方位、即席式实录。理想步骤为：摸清调查对象类型→确定调查内容→确立采录标准→制定调查计划→实施访谈、录音→整理补录等几个步骤。
前文已对调查对象、内容、方法及操作规范等做了说明，需要补充的是，作为各地语言文化遗产的原生口语调查，需要民族语言学者、方言学者的共同协助，是一项大工程。当前而言，贯彻前述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任务的紧迫程度，选取某一个或几个点，在熟悉的区域内展开调查是比较切实可行的选择。
实际调查过程中，涉及几个方面。
一是调查对象的选取。现实中有些文盲因年纪过大而思维混乱、表达不清，调查中以选取身体健康、思维清楚、发音清晰的对象为佳。
二是对调查对象情绪的照顾。一些调查内容会勾起调查对象的痛苦记忆，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去回想这些痛苦历程，往往是几句话带过或在表达中情绪激动。对该类内容，在不影响语料完整性的情况下可以进行适当取舍，以避免由于情绪激动而影响表达的自然性。
三是调查伦理的遵守。事前征得调查对象同意，事后保护好个人隐私，不因为调查对象缺乏隐私意识而偷录偷记。征得调查对象同意的情况下，保留其联系方式，后续资料整理中对出现问题及时进行核实与补充。
三、原生口语抢救性调查的个案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原生口语调查的价值与意义、调查设计与实施步骤，下面以甘肃秦安话乡村原生口语的调查为个案予以说明。
（一）调查地概况
秦安县隶属甘肃省天水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北部，渭河支流葫芦河下游。全县使用的方言为秦安话。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2012）划分，秦安话属于中原官话陇中片。2020年全县常住人口416 337人，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37 636人。与2010年相比，文盲人口减少30 229人，文盲率由16.95%下降至10.95%，下降6.00个百分点。[2]
[2] 参见秦安县人民政府：https://www.qinan.gov.cn/xxgk/index/index/detail.html?id=4505。
事实上，该地封闭网络内的纯文盲人数更少。2014～2015年，笔者选取其中的4个自然村进行了走访调查。4个村常住人口约800人，仅找到12位符合调查条件的纯文盲。他们只会说秦安话，其中女性11人，男性仅1人；年龄都在70岁以上，均为家庭成员中唯一的未受教育者。如今，这12位调查对象仅有4人还健在。这使我们更深刻认识到原生口语调查的紧迫性与补救性。
（二）调查方法与语料处理
本次调查采录了12位调查对象共45小时时长的自然口语。主要调查方法有两种。一是个人访谈法，主要是笔者与调查对象的个人谈话，基本围绕事先拟定的调查提纲进行访谈录音。二是集体谈话法，会话人数2～4人等，根据调查对象实际情况，事先约定时间与地点见面并对其集体谈话进行录音。实践证明，这一方法不仅话语输出量大，而且涉及话题广泛，能够有效保证话语的自然性。
语料处理上，首先根据相关方言词典转写语料，生僻用字暂以同音字代替，然后借助Corpus Word Parser软件进行词性标注，并参考布赖恩·麦克维尼（2010）提出的CHAT（Codes for the Human Analysis of Transcripts）[3]标注体系标注话语中的省略、停顿、追补、插入、重复现象等，之后再进行人工校对，最终标注语料28万余字。
[3] 具体标注规则及统计方法、结论参见郭奇军（2017）。
（三）初步结论
1.词语层面：词汇量小，用词具体、土俗
王惠（2011）的调查表明，现代汉语口语中的基本词汇量为2550个左右。原生口语中常用词数量则少得多，共1976个，其中实词1749个，占88.51%，虚词227个，占11.49%，总体语料词汇密度为65.53%。词语变化性也相对较低，TTR（类形符比）与STTR（标准类形符比）值分别为3.64%、25.57%，低于40%～50%的标准。沃尔特·翁（2008）指出，生活在口语文化中的人，口语交流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情景的，一般不会使用抽象的词语与概念。Klein et. al（2010）也发现，识字者比文盲更多使用抽象的描述。我们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结论，实际语料中，抽象名词占比不到全部名词的15%。与这一现象相对应的是大量形象化词语的使用，如“刀豆蚕豆、毛毛雨儿、吊笼儿长条状笼子、耳朵眼儿、鼻子眼儿、屁眼蛋儿屁股”等。另外，方言俗词俗语的使用是也原生口语最大最鲜明的特色，语料中存在大量忌讳语，如表示性器官、性行为、排泄物的词语及詈语等。相反，原生口语中鲜有成语的使用。
2.句法层面：句子短小、结构简单
崔希亮（2020）指出，“句子长度不同是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的第一个差别”。非正式语体中句子简短，句法结构也比较简单。这一现象在原生口语中表现更为明显，如在下例（1）中，平均小句长度仅为4个词单位，没有多层定语与状语的使用。初步调查表明，原生口语中平均句长为5.12词、6.55字，抽样语料统计表明多层定语的使用率不到5%，多层状语的使用率不到15%。[4]
[4] 由于统计量较大，初步调查中抽取了6000个句子计算句子的长度与复杂性。
（1）臧发语词说[/]说狼连和狼狗一样，狼狗的尾干尾巴它就不像。头里[//]头饰臧或大概像，尾干不像。狼的尾干细、长得很，在地下拖着咧。兀那长得很。狼的尾干长得很，赶狼狗尾干长、细。
人们都说狼和狼狗相像，其实狼狗的尾巴不像狼的尾巴。狼和狼狗的头部有些相像，但尾巴不相像。狼的尾巴又细又长，一直垂到地面。狼的尾巴确实很长啊。狼的尾巴很长，比狼狗的尾巴细长。
3.话语层面：冗余度高，逻辑性弱，语境依赖性强
冗余信息的存在为原生口语表达的一大特色，对语料的抽样统计发现，6000个句子中填充词使用、词语重复、词语修正、半截句使用、杂糅句使用等的比率分别为3.02%、5.22%、6.55%、4.67%、1.53%，含冗余信息句子数占到了抽样句数的20.99%。如在下例（2）中，出现了一次填充“嗯#”、一次修正“二十[//]二十一”及一次重复“我[/]”。从句子主语看，第一、第二个句子主语是“我家”，后面句子的主语又在“我”和“我家人”之间转换，句子之间的逻辑性弱，呈现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特点。
（2）我来时郜我家二十[//]二十一块哇二十二块人，一大家子人咧。嗯#，臧人多。我[/]我童养着来的。尼他们都把我好得很。没受过块气。臧顶认为块碎娃娃着咧。样样不使着做。不管。你吃咾吃去，喝咾喝去，喝着吃咾看你阿里游咾，游着转咵一会儿，臧就这大庄里过去的几块娃娃就曳带领上耍子着咧。
我嫁到我家时我家有二十一二个人，我家是一个大家庭。嗯，那时家庭成员比较多。我是以童养媳的身份嫁到我家的。家人他们都对我很好，没让我受过一次气。他们认为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因此不让我做什么，也不管束我，我想吃就吃，想喝就喝，吃完喝完想去哪里游玩就去哪里游玩，游玩游玩，这样村子这头的几个孩子就带领着我跟他们在一起玩耍。
口语表达的语境依赖性，主要指话语互动的语境依赖性，会话中会话者或反馈意见，或回应话语，因此有大量应答词、零句出现，抽样语料中独词句占抽样句数的比例高达15%。同样以例（2）来说明，从省略看，如第二个句子省略了主语“我家”与状语“当时”，在“样样不使着做”“不管”这两个句子中均省略了主语“他们”与宾语“我”。更有意思的是，最后一个句子的主语表面是“你”，其实是以他者的视角来指称“我”。这些都是口语表达依赖情景性特点的表现。
4.语体层面：日常语体占主导性
陈建民（1986）指出：“文化低的人一般只能使用家常口语体。”我们的调查与这一结论吻合。调查中，日常会话是文盲使用最为广泛、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实际访谈中暂未发现文盲在婚丧嫁娶等场合有发表演说、宣告的行为。从词语语义类别看，语料中表述亲属称谓、时间节令、器具用品、天气地理的词语最多，使用频率也高；相反，社会政治事件、文教娱乐类的词语，如“讲故事、扭秧歌、斗地主、学大寨”等，不仅数量少且词频低。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中个别文盲会背诵一些口耳相传的歌谣、民谚等，如：“土黄骡子驮酒哩，想起花儿咋走呢？骡子一站马一站，想起花儿加一站。”这些歌谣、民谣与日常口语风格有别，吟诵起来朗朗上口，沃尔特·翁（2008）称之为原生口语文化“套语式”的特点，我们不妨把它命名为“套语体”。因为正式口语体一般有识字人思维过程的体现，而套语体多为一种韵律上的记忆。从用词用语看，套语体中的词语也多为方言俗词俗语，具体词占多数。
（四）讨论
如前所述，读书识字不但对书面语表达，也对口语表达有着明显影响。众所周知，词汇量大小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词汇量越大，口语表达中所体现的书面语特征也越强（Luria 1976；沃尔特·翁1982；Pereira & Ortiz 2022）。文盲由于没有接受过语文教育，因此口语保留着原生态面貌，即最初状态的、无计划的口语。然而这只是说明了教育对口语表达的影响是什么，没有从本质上说明原生口语为什么是这样。“口语词的内容是思维过程，书面词的内容是口语词。”（罗伯特·洛根2012）基于此视角，原生口语使用者语言特征是自然口语属性的体现，与其言语交际情景与思维过程紧密相关，是自然口语表达要求简洁性与准确性的表现。一方面，口语具有即时性特征，口语信息的保存和积累只能依赖于人脑的记忆力，口语社会中的人不可能记录和记住复杂和抽象的东西，因此用词用语具象，句子短小，结构简单，冗余信息的存在也促使听说双方都牢牢地追随既定的思路（Parry 1971）。另一方面，口语表达具有强情景依赖性，多是人们对日常熟悉生活世界的反映，语词的意义是由此时此刻的真实生活情景决定的，口语语境为言语理解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因此词语使用具体、土俗，话语表达不依赖于严格的逻辑关系（沃尔特·翁1982）。
需进一步强调的是，对于文盲口语的研究，长期以来着眼于文盲与非文盲口语差异这一视角，于是实际研究中称口语冗余性为非流利性，忌讳语也被排除在标准口语研究范畴之外（陈建民1984）。这种认识对原生口语的自然性关注不够甚至有所忽视，限制了对其整体面貌的认识，忽略了形成原因和机制的探索，不利用于从语言文化遗产角度对不同地域原生口语展开抢救性调查与研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一个阶段的原生口语，是观察自然口语的“活化石”。基于语言文化遗产视角展开抢救性记录研究，需要从其整体上予以全面描写、挖掘，如语气语调的变化、民谚俗语、词汇句法简洁性、语篇特征、会话策略等，这样将使人们看到更多以往被忽略的方面。
四、结 语
伴随人口的自然老化与教育的发展，原生口语在未来几十年即将消失。作为一项濒危的语言，对其展开调查的紧迫性不言而喻。我们需要充分意识到该调查的迫切性、补救性与意义的重大性，要把其放在语言文化遗产与语言资源记录留存的高度加以认识与记录。当前那些生存于封闭网络内的高龄文盲使用的口语，尤其迫切需要抓紧抢救。对原生口语的抢救性记录和研究，有利于拓展口语研究范围，加强对自然口语整体面貌的认识，能为语言教育、地方文化遗产建设提供理论与资料支撑。未来研究中，我们期待能进一步拓展调查区域，建立相关语料库，丰富研究范围，从语言文化遗产的角度深入挖掘，在语音、词汇、句法、语篇、会话互动、副语言运用等多个层面开展相关研究，进而拓宽该研究的学术视野，彰显其学术价值。
本文为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写作过程中导师郭熙教授从文章的选题、立意、构思、行文、字词等方面给予了悉心指导。感谢南京大学徐昌火副教授、广州大学王文豪博士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感谢语言战略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建议。
广东金融学院科研启动项目（00005‒KC2021005001215），清远市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度规划课题（QYSK2022085）。
编排：韩畅
审稿：王 飙 余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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