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小琳，田静：社区词研究三十年 | 语言生活研究

田小琳¹，田　静²

（1.香港岭南大学　香港；2.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1993年12月，田小琳在香港国际语文教育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社区词”概念，指出其内涵为“由于社会背景不同，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以及由于背景不同带来的人们心理因素的差异，而产生的适应本地社会区域的词语”，外延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人社区所流行的词语”（田小琳1993）。

“社区词”概念提出至今已30年整。就现代汉语词汇发展而言，社区词研究体现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创新，是其中的新鲜课题；对于全球华语研究来说，社区词研究关注各社区特色华语词汇，属于基础研究任务；而从社区词的本质属性社会性来看，社区词研究考察词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观测域内、海外华人社区语言生活的动态视窗。

本文简要回顾30年来社区词研究的发展过程，概述其研究内容，总结其研究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瞻望未来的研究走向。期待更多学者关注社区词，认清当前阶段的研究任务，有的放矢地做研究，推动社区词理论的新发展。

“社区词”流通于特定社会区域是一个先验的客观语言事实。30年来，社区词研究经历了这样一个历程：从这一语言事实被发现、被关注、被概念化，到概念“入典”^[1]、成为语言学标准术语，再到概念拓展为理论、理论不断深入。我们从这一研究历程中梳理出两条并行而又有交叉的研究主线，一条关注“社区词”概念的提出与完善，一条聚焦社区词理论的建构与发展。

“社区词”概念的雏形为“香港社区词”，是在新词语的讨论中被提出的。

1.香港的多元语言文化社会生活是香港社区词产生的基础

香港1997年回归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两文三语”政策以及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氛围下，其语言生活呈现出多彩面貌，香港社区词正是这种特色语言生活面貌的真实反映。

因为社会制度、政治、经济背景与内地不同，香港产生了大量指称特有事物、现象的词语，如“居屋、布政司、太平绅士、夹心阶层”等。由于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状态，港人善于借用、转用英文成分，擅长使用各种修辞手段创造新词，如外来成分参与构词的“阿sir”，意译词“白武士”，比喻造词的“金鱼缸”，借代造词的“咖啡妹”，比拟造词的“清洁龙”，等等。此外，受到特有“社区意识”的影响，香港社区词的使用也表现出与其他社区相关用词的心理差距，如以“党”为类后缀而构成的“祈福党、跌钱党、假金党、宝药党、扑头党”等贬义词族，在内地较难流通（田小琳2007）。

2.汉语词汇学与社会语言学理论是社区词概念提出的理论背景

田小琳1985年从北京到香港定居，在读报中发现了“丁屋、大闸蟹、问题少女、沙滩老鼠”等内地不用或虽使用同一词形但表义不同的香港社会独有词语，这些词语对她的语感而言是新词语。根据现代汉语词汇理论，这些词语在时间维度上可视为一般词汇的后备新词，在空间维度上却缺少合适的定位。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这些词语可以理解为语言变异中的词汇变异项，因汉语普通话使用者所处社会背景、心理因素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

面对这些香港流通的特色词语，田小琳依语感辨类（判定其不属于“方言词”范畴），据词汇学理论定位（认为其可填补现代汉语一般词汇来源的空位），再由社会语言学理论溯因（社会背景等差异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便是“社区词”概念提出的背景。

3.科学有序的田野调查方法是社区词概念发展完善的保障

《香港社区词词典》（田小琳编著，商务印书馆，2009）收香港社区词2418条，呈现了社区词的概念内涵，词典编写主要采用了书面语调查与口语调查相结合的田野调查方法。

书面语调查以香港的报章杂志为主要对象，同时参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的内容涉及香港社区词的词典。此外，还查验了所收集词语在60多份香港报刊上出现频率，确保词语在书面语中具有较高的使用度。

口语调查分为两类，一类面向香港本地人，搜集新社区词并印证已有社区词；一类面向（生活在香港以外）以粤方言为母方言的专家、学者，甄别社区词。两类调查依序进行：首先，田小琳在香港各大高校、机构授课期间讲授社区词知识，由本地学生直接提供、补充社区词词条；同时，她也通过对各年龄段、不同性别与职业的香港本地人的访谈，一一印证从书面语调查中搜集所得语料，以确保词条确立的科学性。在积累数千条词语后，田小琳赴广州调研，通过邵敬敏、郭熙邀请母方言为粤方言的语言学专业教师帮助审查词条，删去数百条仍在广东一带流通的粤方言词，以避免社区词与方言词的混淆。

社区词基本理论由社区词概念扩展而成，除了社区词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外，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社区词在现代汉语词汇架构中的定位

社区词属于现代汉语词汇中的一般词汇而非基本词汇，因其在某个社会区域产生，产生之初即具有非通用性，因而不可能在开始时就进入基本词汇。社区词与文言词、方言词、外来词一起构成扩大一般词汇的来源。文言词反映词汇和历史的关系，方言词反映词汇和地域的关系，外来词反映词汇和外族语言的关系，社区词反映词汇和社会区域的关系。

2.社区词的结构形式特点

社区词以通用语素为基本构词语素，这是社区词社会性的体现。以香港为例，粤方言为流通方言，但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移居香港的人数大增，为香港的语言生活带来了多种多样的方言，通用语素构词更易满足在香港生活、来自各方言区人们交流的需要。也正因如此，很多社区词比方言词更易被通用词汇吸收，便利不同社区间的交流。

社区词中双音节词最多，但三四音节词占比较大，五音节及以上词也为数不少，在基本符合现代汉语词长分布规律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词语的词长分布特点。

3.社区词与方言词、文言词、外来词的交叉

社区词与文言词交叉的情况相对最少，这是百年来文言式微造成的。香港社区词里的“名媛、差人、长俸、僭建”等属于与文言词的交叉，这些词在其他社区不再使用。台湾书面语中保留文言成分相对较多，由此可推断台湾社区词里也包含一定数量的文言词。

社区词与方言词的交叉较难分辨。“大押、花红、股东袍金、不交吉楼”等粤方言词在港澳地区仍然流通，在广东等内地粤方言区却已不再使用，主要是受到了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可视为港澳社区词。以此类推，台湾社区词和闽南方言也会存在少量交叉的情况。

社区词和外来词交叉的情况相对较多，在香港可能尤为突出，如“OL、Ball场、骚、士多、八号波、笨猪跳”等，性质上同属外来词。在海外各华人社区，受到当地语言环境的影响，华语社区词中外来性质明显的词语也会相对较多。

社区词概念及由之扩展而成的社区词基本理论是社区词研究的基础，围绕社区词概念的形成与完善、社区词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两条研究主线，我们梳理了社区词研究中的重要时间节点及标志性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大致划分了社区词的不同研究阶段。

1.社区词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标志性成果可分为词典、教材两类，见图1：

词典序列的四部词典以及主轴标示的《语言学名词》在社区词研究历程中各有不同的代表意义。《香港社区词词典》为首部社区词词典，凡例中明确指出社区词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以丰富的香港社区词语料呈现社区词概念内涵，可视作社区词概念完全形成的标志。李宇明主编的《全球华语词典》（商务印书馆）与《全球华语大词典》（商务印书馆）以多区语料展示了社区词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也接纳了社区词的华语词汇身份，拓宽了社区词的研究视野。《语言学名词》将“社区词”作为词汇学术语收入，证明其已通过“科学性、规范性、学科本位、可接受性、系统性、简明性”的术语筛选原则的检验（苏新春2020），标志着“社区词”在词汇学术语中取得了稳固的地位。《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繁体版（田小琳、李斐、马毛朋修订，香港三联书店）收入台湾、香港、澳门的上百条社区词并标明流通社区，这是其概念成熟的体现。

教材序列的标志性成果为邵敬敏主编的《现代汉语通论》（上海教育出版社）与程祥徽、田小琳编著的《现代汉语（修订版）》（香港三联书店）。《现代汉语通论》初版即引入“社区词”，2007年、2016年的二、三版仍保留了社区词内容，将其纳入现代汉语词汇在空间上的构成系统，与方言词、行业词、外来词并为一组，更新了现代汉语词汇构成理论，推动了社区词知识的传播。《现代汉语（修订版）》分别于2013年、2015年、2018年在港台与内地出版，社区词理论在其中得到充分阐释，引发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语言学专业师生广泛关注。

2.社区词研究的分期

通过梳理上述标志性成果，可发现词典序列的成果体现了社区词概念形成与逐步完善的过程，教材序列的成果则反映了社区词基本理论已得到普遍认同。结合各标志性成果的意义，我们以1993年12月“社区词”概念正式提出、2009年9月《香港社区词词典》出版、2011年社区词“入典”作为分期节点，对社区词研究加以分期，见图2：

在概念形成与完善这条研究线上，社区词研究可分为概念形成期和概念完善期两个阶段，其中《香港社区词词典》的出版标志着“社区词”概念的形成。在理论建构与发展这条研究线上，社区词研究可分为理论建构期与理论发展期两个阶段，其中“社区词”概念的正式提出是理论建构的起点，而社区词作为标准术语收入《语言学名词》则标志着理论基本架构的形成。

在概念形成、理论建构阶段，主要研究工作是由概念提出者田小琳承担的。在概念完善、理论发展阶段，更多学者参与到了社区词的讨论中，依据并应用社区词基本理论，参照并创新社区词研究范式，利用并更新社区词研究语料，下文将详细论述。

“社区词”提出至今，表现出了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与鲜明的研究特色。通过学界的概念辨析、社区词搜集整理与个案调查，以及基于词典的系列研究，社区词理论得到了多角度的充分阐释。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社区词研究的范围也不断拓宽，并呈现出研究视角的互补性、研究过程的科学性、研究任务的连贯性等特征。

社区词研究的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围绕社区词概念的“名”“实”辨析、社区词的搜集整理与个案调查、基于词典的社区词研究3类。

1.围绕社区词概念的“名”“实”辨析

（1）“社区词”与同类概念的辨异

田小琳（2016a）在为“社区词”命名时，首先考虑的是社区词的定位，作为现代汉语词汇的来源，要和文言词、方言词、外来词并列，命名应体现其来源“社会区域”，音节则要和并举的术语协调一致，“以三音节为好”。这是社区词与其他同类术语的形式差异。

对于存在不同社会区域的独具特色的词语，部分学者认同田小琳“社区词”的提法，有的则使用了“文化词”“地区词”“华语区域（特有）词语”等其他名称。关于这些术语差异的讨论与辨析，主要观点总结为表1：

（2）社区词概念内部架构的阐析

社区词之“实”即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同学者分别从“词”和“社区”的视角对社区词概念进行了分类阐释，详见图3：

如图3所示，有代表性的“社区”视角的社区词内部划分主要有3种：其中，“香港社区源词”与“泰式华文社区词”分别以国内、海外具体社区命名，前者指已经融入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香港社区词（尹雪璐2010），后者即“疯药”“灾胞”“彼等”“审研”等形式上是普通话而在泰国华语华人社区词流通的词语（施春宏2015），二者均关注了具体社区社区词与普通话词语的互动关系。区别于传统研究中以普通话为参考标准的研究模式，邵敬敏、刘宗保（2011）在更为广阔的华语视野下提出了“跨社区词”与“泛社区词”的概念，指出：由于不同社区交往日益频繁，某些词语由只限于某一个社区使用，到慢慢扩散、引进其他社区，成为“跨社区词”；如果进一步扩大使用范围，变为更多华语社区都使用的词语，就成为“泛社区词”，也就是接近一般词语了。

“词”视角的社区词内部划分均依据词汇特征典型性进行分类：①“典型社区词”与“准社区词”：前者包括形义均异社区词、义同形异社区词和形同义异社区词；后者即非典型社区词，指可以同时被看作方言词、外来词或文言词的社区词（邵敬敏、刘宗保2011）。②“核心社区词”与“边缘社区词”：前者主要是因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因素而形成；后者跟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因素只有间接的关系（邓思颖2020）。

围绕社区词术语的“名”“实”辨析研究是社区词理论研究的基础，其中，社区词与同类术语的辨异研究从名称角度突出了社区词的核心要义，而关于社区词内部次级概念的讨论则进一步深化了概念内涵、明确了概念外延。

2.社区词的搜集整理与个案调查

社区词理论的提出始于单一社区（香港）的具体实例，但验证并推动社区词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多社区、大量真实语料的支撑。本类研究成果直接体现在“华语桥”网站“社区词专区”、《咬文嚼字》“华语圈”专栏及多部社区词词典中，研究内容覆盖多社区、多领域。

（1）“华语桥”网站社区词专区

郭熙、史有为、汤志祥、田小琳、汪惠迪、吴英成、杨欣儒、姚德怀、张从兴、钟天祥、周清海等学者于2002年发起“华语桥”^[2]，呼吁各华语社区学者关注社区词，编写各个社区的社区词词典，作为将来全球华语词典的基础。

“华语桥”网站设有“社区词专区”，收录大陆社区词137组（如“三光书记、三无书记；草根银行、盆景金融、草根金融”）、港澳社区词45个（如“鳄鱼潭、纸板警察”）、新加坡社区词26个（如“二划警员、英勇基金”）。

（2）《咬文嚼字》“华语圈”专栏

2016年9月起，《咬文嚼字》特约编委汪惠迪、田小琳等在该杂志上创办“华语圈”专栏，至2019年12月共发文172篇，绝大多数文章关注具体的社区词问题，提供了包含中国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语社区丰富的社区词词例。

该专栏社区词研究的特点可归纳为三方面：①词义覆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多个领域，如政治领域的“发夹弯”（中国台湾）、“建国一代”（新加坡），经济领域的“滑经济/手指经济、哔经济”（中国台湾），文教领域的“二楼书店”（中国香港）、“董总、教总、董教总”（马来西亚），社会生活领域的“公屋、居屋、丁屋”（中国香港）、“发财巴、僵尸车”（中国澳门）。②重视华语圈社区词的对应性，即关注同名异实与同实异名现象，如马来西亚的“面包车”“土著”与其他社区词义不同，又如同实异名组“宁养服务（中国香港）——安宁疗护（日本）——姑息治疗（西方）”“重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重皮（中国香港、澳门）——重金（中国大陆）”。③观测、反映各区社区词的使用实态，如汪惠迪指出中国大陆2008年已开始使用“中途之家”一词，又如杨欣儒对照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华文译名手册2》提出了马来西亚特有食品的最新规范译名。

（3）社区词词典

社区词搜集整理的集成性成果包括《香港社区词词典》《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其中，《香港社区词词典》直接以社区词命名，其他两部词典“前言”和“凡例”中的相关术语界定则间接指出了其收词范围涵盖世界各华人社区使用的社区词。

此外，还有汪惠迪编著的《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99），徐复岭主编的《泰国华语特有词语例释》（泰国留中大学出版社，2007），李行健主编的《两岸差异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14），王晓梅、庄晓龄、汤志祥编著的《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马来西亚吉隆坡联营出版社，2022）等。这些词典虽未冠以社区词之名，但记录、描写各华语区词汇现状，是华语社区词研究的重要成果和参照语料。

3.基于词典的社区词研究

多部社区词词典的问世为社区词研究提供了规模化的语料，由此催生了一系列基于词典的社区词研究成果。其中，香港社区词研究最为全面、深入，其他重要华语社区社区词的描写研究与各社区社区词的对比研究也得到了充分的关注。

（1）基于《香港社区词词典》的香港社区词研究

本类研究分为三类：①香港社区词与普通话词语的对比研究，如胡娟（2011）、孙银新（2013）、闫婷婷（2012）、訾婧梅（2017）从同形异义、异形同义两方面探讨香港与内地词语的差异和特征并分析成因；②香港社区词与普通话词语的融合研究，如尹雪璐（2010）、赵青（2011）、盛玉麒（2012）等关注香港社区词与《现代汉语词典》及当代汉语流通语料分类词库的交集映射，由此探究香港社区词的构成理据及其在内地的传播现状；③香港社区词词汇特点研究，如孙银新（2015，2016，2020，2022）先后阐释了香港社区词的造词法、构词词素、构词理据与词义特点。

（2）基于其他单社区社区词词典的社区词研究

本类研究包括中国台湾、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重要华人社区社区词的描写、统计与分析。其中，邹贞（2014）重点关注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差异社区词的特点^[3]；陈琪（2008）、刘慧玲（2018）、Wang & Cheng（2022）则在对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特有词语的考察中呈现了三地社区词词源、词义、词形等特点^[4]。

（3）基于跨社区社区词词典的社区词研究

《全球华语词典》与《全球华语大词典》（跨社区词典）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华人社区常见的特有词语，为更多社区社区词的描写研究以及社区词的跨区对比研究提供了可能。王宇（2013），田思雨（2019），王珊、汤蕾（2022），林明慈（2023）等对词典收录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中国澳门社区的特有词语（社区词）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宋飞（2016），田静、苏新春（2019，2022）等分别对东南亚各区及词典收录的各华语区的社区词进行了词汇特征的分区描写与对比。

除以上三类主要研究内容外，社区词研究还包括了研究综述与词典评介等。综而观之，社区词30年研究的特征可归纳为适用领域的广泛性、研究视角的互补性、研究过程的科学性与研究任务的连贯性，详述如下。

1.适用领域的广泛性

理论层面上，社区词研究的内容与成果贡献于词汇学、社会语言学、全球华语学等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应用层面上则服务于辞书编纂等领域。见图4：

 （1）理论层面

①词汇学：社区词是词汇学分支的新成员（汪惠迪2020），贡献于现代汉语词汇的构成理论（田小琳2010），为词汇研究开辟新天地（田小琳2016b），其理念应在汉语词汇的研究中进一步发挥应有的作用（詹伯慧2005）。

②社会语言学：社区词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因而它又是属于社会语言学的概念（邵敬敏，刘宗保2011）。它为确定言语社区提供了“以语定区”的可能性，因而在言语社区理论研究中有特殊价值（马毛朋2007）。

③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社区词的研究涉及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盛玉麒2012）。其中，香港社区词反映香港东西文化的交融，丰富了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内容（李斐2020）。

④心理语言学：社区词的形成往往与人们的心理素质有关，可从心理语言学角度研究（田小琳2016c）。

⑤修辞学：香港社区词的造词充分运用了各种积极修辞手法，包括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婉约、摹绘造词等（田小琳2018），为修辞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语料。

⑥全球华语学^[5]：社区词的研究丰富了域内外华语的研究（陈峰2017），为全球华语分析提供了一个科学分类，有利于大华语理论的建构（邓思颖2020），因而还贡献于全球华语学的研究（田静，苏新春2018）。

⑦语言生态学：从语言生态学的视角看，社区词是词语与环境互动选择的生态形式，香港社区词研究有助于对香港言语社区语言活力的认识，呈现香港语言生态的丰富多彩（李丽，赵学清2020）。

（2）应用层面

①辞书编纂：《香港社区词词典》《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收集全球各华人社区的社区词，填补了我国辞书出版的空白。其中，《香港社区词词典》为其他社区词词典的编纂提供范例；收录大量香港社区词语，为相关研究提供丰富的一手资料；“知识窗”式的特色编纂风格，为其他词典提供编纂方法上的借鉴（Song 2014）。

②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推广：社区词会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话词汇中，丰富普通话词汇系统，“较早给予关注和加以研究应成为推广普通话、促进规范化工作的重要内容”（陈茜2009），“学习（社区词在内的）境外华语中的有机成分，是积极建设普通话、发展普通话的有效途径之一”（施春宏2015）。

③国际中文教育：社区词理论为妥善处理国际中文教育中“标准”“规范”“主体”与“变通”“变异”“变体”的关系，辩证看待语言教学中的分层分级、语言本体标准与运用标准的动态平衡提供了依据（苏新春2023）。《全球华语词典》等社区词词典为国际中文教师提供了实用参考，有利未来各地华语教学、教材编写及师资培训（刘全惟2018）。

2.研究视角的互补性

在社区词研究的不同阶段，社区词研究视角在逐渐由“普通话标准视角”向“大华语标准视角”转变：在研究初期，绝大多数研究是以普通话词汇为标准的，分析与论述多围绕与普通话词汇的对比展开，这一类研究的视角即“普通话标准视角”；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在大华语观的指导下，部分研究呈现出面向整个大华语圈的趋势，针对某一华语区或多个华语区词汇状态的描写性研究增多，这一类研究的视角称为“大华语标准视角”（田静，苏新春2019）。

整体来看，两种研究视角互为补充：普通话标准视角下的研究使社区词成为一个广为人知并被普遍接受的学术概念；而大华语标准视角下的社区词研究则进一步深化了关于社区词的认识，扩展了社区词的研究内容（刁晏斌2022）。

3.研究过程的科学性

主要体现在社区词研究以语料（社区词词例）为中心，源于语料、回归语料，各个研究模块形成有机联系的稳定循环体系，如图5所示：

“社区词”在语料中被发现并提出，在概念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理论被用来指导社区词语料的搜集整理，而基于语料的各类研究又用于验证、完善社区词理论，进而有针对性地指导下一步的语料搜集与整理工作。社会在变，语料随之变化，社区词理论也在这一稳定循环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调整、完善。

4.研究任务的连贯性

这一研究特点与社区词研究过程的科学性相互呼应，主要表现为在不同研究阶段，已有研究不断催生新的研究问题并推动研究不断拓展、深入。

在社区词概念提出阶段，田小琳以语言工作者的敏感预见了香港回归后将产生大量此类新词，部分词语会随着香港与内地交流频密而不断被普通话借入、吸收，而且推理出中国澳门、台湾以及世界各地华人社区也存在类似现象。在当时，这一推论提出了3个方面的新任务，即搜集香港回归后的新社区词，考察普通话词汇对香港社区词的吸收情况，以及调研世界各华人社区的社区词，这3个设想也在之后的社区词研究中被一一实践。在基于规模化语料（《全球华语大词典》）的描写、统计与分析中，田静、苏新春（2019）得出结论：“港澳社区词各类词汇特征的差异性相对最为显著，特色最为鲜明，因而相较于其他社区也最有研究价值”，田小琳（2022）由此提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港澳社区词”的后续任务。目前，田小琳团队正在编写《香港澳门社区词词典》，在《香港社区词词典》原有收词的基础上进行增补，以进一步挖掘港澳社区词的特色。

社区词研究兼具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30年来，学界对社区词的关注从未间断，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应看到，现有的社区词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因社区词语料构成的不平衡，对社区词的分析描写不够系统、深入，且整合性研究不足；第二，对社区词应用领域的探索大多停留在学术探讨层面，具体应用成果较少；第三，社区词作为一个原创性的语言学概念，在汉语（华语）以外的语言中也有推广、利用的空间，理论的国际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结合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瞻望社区词研究的未来走向，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田野调查仍然是首要任务。社区词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社区词研究要以语料为中心，且研究只有进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新语料需要随时收集、整理，“研究需要深入到语言生活之中”“要下沉，深入观察、体验，由表及里，去伪存真”（郭熙2023）。

现有社区词语料构成不平衡，是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来说的。一方面，目前按国家或地区来编写的华语社区词词典十分有限，《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的收词也较为偏重中国内地和港澳台社区以及东南亚各国华人社区，对海外其他华人社区的关注度不够，因而，社区词的田野调查需要拓宽社区。另一方面，已有社区词词典也应在现有基础上及时增补，记录各区词汇的动态变化。

第二，社区词与相关术语的异同应进一步明确。社区词与文言词、方言词、外来词一起构成扩大一般词汇的来源。从现有语料来看，社区词与另外三者之间均存在少量交叉，边界不够清晰。其中，由于社区词分布区域与方言分布区域部分重合，社区词与方言词的界限问题尤为复杂。在已有的社区词研究中，很多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关注过社区词与这些相关术语的差异，但是并未得出适用于各社区操作性强的甄别方法。

本类研究难以深入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研究对社区词的分析描写缺乏系统性，整合性研究较少。辨析社区词与相关术语的异同，应首先在覆盖更多社区、动态更新的语料基础上做好社区词内部的系统分类工作，在“柔性观”“动态观”“全局观”和“边界观”（刁晏斌2022）的指导下厘清概念边界，并在实际操作中进一步验证。

第三，社区词的应用价值应受到更多关注。前文总结了学界对于社区词应用层面适用领域的探讨，具体涉及辞书编纂、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推广与国际中文教育3个领域。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但现有的应用研究较少，且对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相互促进的关系认识不足。

以社区词在辞书编纂领域的应用为例，江蓝生（2022）指出，即将出版的《现代汉语大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收录若干通行于港澳台地区的社区词，因为这些词语的性质与当地使用的方言词有别，不作为方言词对待，以“社区词”标注来源。这是《现代汉语大词典》的学术特色之一，也是社区词首次作为释义元语言进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意义重大。词典出版后可依据标注做统计研究，分析社区词能够进入通用词汇（普通话“输入”华语词语^[6]）的各种条件，了解并预测现代汉语通用词汇吸收社区词的现状与未来走向，从而为语言规范工作以及全球华语融合研究提供支撑。

第四，社区词理论的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词理论源于中国学者的自主学术创新，在当前注重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大背景下，社区词研究可以拓展且有必要拓展至汉语（华语）以外的语言中，如研究朝鲜语等跨境语言中的社区词。一方面，推及外语的社区词研究将丰富社区词研究的语言样本，可检验并完善社区词理论；另一方面，社区词研究可与外语研究、语言生活研究形成学术合力，更深入地探索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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