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年前我办理了一起运输毒品的案件，嫌疑人从西双版纳往内陆省份寄“茶叶”，但里面藏毒了。快递来到昆明市呈贡区的分拣中心时，A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就来查扣了包裹，一拆开，里面有好几公斤高纯度的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
我们有些纳闷，A县不是快递的始发地、途经地和收件地，怎么A县的刑侦民警能这么精准地异地查获藏毒的包裹？刑事案件的卷宗有“内卷”和“外卷”之分，“内卷”有一些侦查秘密或者案件的讨论记录等，是不给律师看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警察叔叔们是怎么掌握到情报的，只能奉劝大家：不要为了金钱铤而走险。
我们接手案件后，嫌疑人对于邮寄了藏毒的快递供认不讳，而且快递单的字迹也鉴定了就是他写的。后面经由并案，快递藏毒这件事，由昆明市的检察机关起诉到了昆明市的法院。
怎么辩护？
我们关注的核心是管辖，以及由此派生的立案问题。
简言之，一个案件，由哪一级、哪一类的司法机关办，法律是有相对明确的规定的。从效率的角度来说，权责分明能防止推诿。但从另外一个视角看，这也是为了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我们的侦查权太强大了，一家侦查机关只能管一定范围的一类事情，其实也是在“限权”；不然，像广州的谭医生因为吐槽了“鸿茅药酒”就被跨省抓捕的这种事，将会屡见不鲜。
回到案件，因为A县不是犯罪地（包裹的始发地、途经地和收件地），也不是嫌疑人的居住地，所以A县的公安局是无权管辖案件的。那A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接到线报后该怎么办？我作为侦查的“门外汉”，我的理解是：上报，然后交由有侦查权的公安机关内设的禁毒部门去办理。上报的代价是失去了一个案件“业绩”，而回报则是我们的刑事诉讼得以按设计的初衷去运行。
辩护过程中，我们一直在诘问A县公安局所搜集、制作的证据，认为一家没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其未经“立案”就搜集、制作的证据都是非法的。法庭上有来有往，质证到辩论，一直在讲。当然，我们倒不奢望这些证据真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掉，关于我们的真实目的，刑诉法泰斗陈瑞华教授有过总结，他说，“一些律师以无罪辩护向法院施加压力，通过程序性辩护来制造一系列案件疑点，最终促使法院从轻量刑”，达到“免死辩护”的效果。最后，我们的目的实现了，这个案件确实判得不重。
隔了好多年，想到用“甄士隐”的方式来聊一聊这个案件。除了上面谈到的我对管辖、立案的理解以外，也是因为我放下了讳言“为‘坏人’辩护”的心结。正如侦查机关只能做法律允许的事一样，律师的辩护也是法律许可乃至鼓励的事情。博弈，它的目的是让侦查权总在制度的框架内运作；而它的“代价”则是律师的“成绩”：一部分确实有罪的被告人获得了从轻、减轻或者无罪的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