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郝壮壮 | 在黄土的褶皱中

火车车窗外的风景闪得很快，仿佛四倍速播放的幻灯片，葳蕤的树木，蜿蜒的河流，细雨中的野花，阳光下的碧草，都在成片成片地向后退，退得迅疾如电掣，如风驰，迷乱人的眼睛，让人辨不清东西南北。但正如所有的变化都有规律可循一样，车窗外风景的变化也是有一个总体的基调，即愈往家的方向，山便愈高，土便愈多，河便愈窄，眼目所及的绿意，也愈少。

得出这个结论后，心中不由得一酸。似乎我的家乡，就是一个山高壑深，土多水少，无芬无芳，青绿鲜见的涩苦之地。它什么时候成了这样的呢？回溯记忆，答案无法得知。自有记忆始，它便一直如此。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还种着地，父母均未外出打工，爷爷奶奶的身子骨也还硬朗，叔叔伯伯们也没有散落天涯各自开花，大家都住在一起，住在一个院子里，闹哄哄的，也暖融融的。那时候，一整个大家族，都是靠土地养活，大家谁也没有外出觅活，甚至都没有这个想法。人们的脑子里只知道种地，手掌中也只知道握紧镢头。白天，早早吃罢饭，拾掇好农具，牵了自家的牲口，去往沟壑纵横如川的山上寻找自家那块地，与杂草、野花、牲口一起在黄土的褶皱中起起伏伏，时而弓起腰，时而弯下背，有时不小心被农具所伤，血水和汗水便一齐浇进黄土里，灌溉那细瘦或粗壮的庄稼。

我那时候还很小，几个堂哥堂姐堂弟堂妹也都很小，最小的还穿着开裆裤，走着走着就开始尿，尿到地里，也尿到脚上。最大的身高也不超过一米，满脸黄土黄尘，绕着劳作的爸爸妈妈跑，边跑边喊“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在春耕秋收时节，父辈们在阳光下挥洒汗水，孩子们也在黄土里跑得满身是汗。随着黄土地里的庄稼一茬一茬长高，孩子们的骨头也慢慢变硬，仿佛他们也是黄土地里长出来的庄稼。那些坐落在黄土的褶皱中的田土，既养育了陕北的庄稼，也养育了陕北的儿女。

“你瞅什么着了？”

在我左侧坐的乘客终于忍不住出声了。我自上火车后，一直向窗外眺望，并神游记忆太空，做着种种联想，一会面露苦涩，一会笑出声音，终于是激起了她的好奇。也许她早已发觉了我的异样，只是因为我目光一直望向她（其实是望向窗外），让她误以为我在看她，故心中愉悦，既羞赧又快乐地享受着这份每一个青春女孩都应该得到的被人喜欢的目光。几分得意，几分欢心。还有几分警惕，防范我有什么异动。可时间一久，又发觉我似乎不是在看她，于是心中讶异，乡音之问脱口而出。

话刚出口，女孩便后悔了，急忙伸手去掩嘴。不怪她，纤美的肩颈线条加之一袭白衣，的确与黄土味儿十足的“子普话”格格不入，若换作是我，也会懊悔自己脱口而出的乡音。但当我的“子普话”也脱口而出后，女孩脸上的懊丧瞬时消散无踪，玫瑰花瓣一般的娇容吹起春风，笑得仿似漾着圈圈涟漪的溶溶春水，一环一环，美得如梦如幻。

“你啦的（你哪的）？我陕北的。”

女孩的笑颜漾进了我的眼睛，如酽茶汇入清水，洇开浓浓茶色和阵阵茶香。我也向她回以微笑，笑得不如她好看，但情感是一样的。

“我也陕北的。”

古人云，人生有四大喜事，即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独自乘坐火车，一无亲二无友，又没有美景可赏，美食可餐，人心情之萧索，真如独身在他乡一般。与这个同乡女孩虽第一次见，但彼此心中都有“他乡遇故知”之感，竟一见如故，火车才过了几站，两人已聊得热火朝天。聊时事，聊八卦，聊学业，聊影视，最终，聊到了彼此。

她给我讲了她的故事。

她是一个木匠的女儿，按理说，家境应该还可以，毕竟木匠也属于“匠人”的一种，“匠人”在陕北，并不算低收入群体，当然，也算不上高收入群体。但她家境并不好。她妈妈体弱，常年生病，喝药如喝粥一般，四季不断，她又是家中的“独苗”，学习还不好，其父便把许多赚来的钱都投入到了她的教育上，希冀她能走出黄土的褶皱。家中拢共三口人，有两个都是零收入，而医疗和教育又都是开销很大的，这自然使得她家的光景比寻常人家难过一些。可据她说，她家日子拮据的真正“祸首”，不是她和她母亲，而是她父亲，准确说，是她父亲的性格。

“你是不晓得我爸，纯粹了，没法说。”女孩先发表了她的定论，然后细细讲述。

原来，她父亲是一个极其特别的木匠。他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出师，告别学徒身份，正式成为独当一面的匠人。彼时，这个匠人还年轻，康健而强壮，手里又掌着和人一样漂亮的技术，于是整个人便看起来极为得意，似乎做什么事情都很高兴。活好，人精神气也好，大家都乐意争着抢着雇他，他呢，也珍视乡亲们的抬举，凡木活都愿意少收一点钱而把活做得更好一些，大活，就做得大而俨然，小活呢，就弄得小而精巧。

好的匠人和好的艺术家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就是都会对手里的活上瘾，都热衷于精益求精。这位木匠干活执拗、狠钻、挑剔，不给差错留一丝缝隙，甚至有时候雇主的木料不好，他愿意自己买一些好料来做，这样的性格与风格固然养成了他大师般的气韵，却也带来了生活上的困难——干一件活，价钱都是干之前就谈妥的，没有中途加价的说法，就像坐出租车没有定好价后又半道提价的说法，而她父亲的这种干活方法往往会投入更多的成本，所以她父亲干的很多活，虽然活都干得漂亮，却并不能赚多少钱。加之她父亲还好“喝一口”，不拘是酒还是茶，而且都要喝好的，所以本便不多的钱，就更少了。还有一件事值得提一嘴，就是她父亲十多年未曾涨价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手艺这十年来并未精进，可这十年物价涨了多少啊。

用她的话说，她父亲是个好匠人，却不是个好过日子的人。

乔治·奥威尔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一个孩子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把他送到一所富家子弟众多的学校中去。一个意识到贫穷的孩子由于虚荣而感到的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象的。”我无法得知因为她父亲的执着、她家的穷苦，以及因为她父亲的教育理念而一直在好学校上学的她，心灵究竟遭受过多少创伤，那些伤口又有多深或是多长，它们是否已经痊愈，是否还在滴血，甚至积脓或溃腐？女孩不蔓不枝的娓娓道来中藏有某种近乎不可听闻的颤音，以一种极其微小又极其清晰的动静传入我的耳朵，直击我的灵魂。这动静就仿佛一根针掉在了火车上，并扎进了我的脚心。

可当时的火车上，并不曾掉落一根针。

与她相别后，很几天，不论白天还是黑夜，我都常常想到她，并连带着想起那个执着半生，奋斗半生，又穷苦半生的黄土坡上的老木匠。

昨天，竟在街上偶遇了她。

她一个人在前面走着，她父亲抱着一块上等品质的梨木，在她身后不远处。看见我后，她很愉快地朝我招手，并向她父亲示意他先走。

“你咋没有帮你爸爸抱抱那块料呀？”

“哎，那可是我爸的宝疙瘩，哪能轮上我抱了。我爸为了让我妈允许他买这块料，把这个月的家务全应承下来了，眼都没眨一下。”

她笑着回复我，但瞳孔中却闪着种种复杂的神色。我循着她的目光，望向她父亲。这个在我想象中出现过多次的木匠，终于现在了眼前。说实话，他和我想的有些不一样，他身上并无很明显的大匠气韵。老人们常说，人练手艺，手艺也反过来养人，要按这个说法，这个木匠应该和他的活一样漂亮，就像奥运会上领奖的运动员，领奖时和比赛时是一样的英姿。但可惜不是，这个老木匠看起来与那些在黄土的褶皱中劳作的农人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还要更颟顸一些。一眼望过去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辛苦了一辈子，却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大出息的人，他寂寂无名，每天做着不起眼的营生，平凡地度过一生的日久天长。不过与其他农人不同的是，他那双抱着木料的手。这双手黝黑、枯瘦，但是遒劲，仿佛老树的根，紧紧抱着那块阳光下光泽美妙的梨木木料，那块料，是他一生的梦想，也是他一生的犟和执。

佛曰：“破我执。”有时候，我甚至觉得，释迦牟尼是因为见过陕北这些在黄土的褶皱中生活的人，才留下了这句箴言。三年前，我身体里蛰伏的那颗热爱文学的种子觉醒了，我开始废寝忘食地看书，不顾日夜地写作，尽管至今也未曾读完几本书，也未曾写出让自己珍视并让别人珍视的作品，但一转眼，也距离当初那个念头出现的时间，过去了一千多天了。

在这一千多天当中的不知哪一天，我偶然读到了史铁生的《扶轮问路》，心中满是震撼和钦仰，激动之情如惊涛拍岸，卷起胸间千堆雪。也就是那天，我借着无比的激动和内心的幼稚，以及年轻人特有的轻狂，将自己的朋友圈主页改为“提笔问路”。这个主页，至今没有改换，或许以后，也不会改换。

在我改主页不久后，同乡的一个已经算得上“功成名就”的青年作家和我聊天，谈及文学这个志业，他对我说，不要害怕，只管读，只管写，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不要言弃，只要一直走下去，就迟早能走到自己想抵达的殿堂。

“咱陕北人能成事，这是咱的特色，因为咱陕北人执，犟，瞅准了什么就会咬着牙走下去，心里憋一股劲儿，一口气，会一直和自己较劲，直到走到自己想要去的那个地方。”

我并没有地域骄傲或地域歧视，但我认可他的观点。陕北人，真正生活在黄土的褶皱中的陕北人，往往有一股执拗的劲儿，说那是犟也好，说那是坚持、是锲而不舍的执也好，总之，那股劲儿就像他们充满土气的乡音一样，镌刻进了基因，并世世代代，薪火相传。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1991年3月的某一天，茅盾文学奖评委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工作人员接起电话以后，充满黄土气的陕北嗓音从电话里传了出来：

“你好，我是路遥。茅盾文学奖揭晓了，我获奖了，我是第一名。我有困难，我要五千块钱。我自己那点去一趟北京不得够。我要买一百套书，送评论界，送朋友，我自己也存一点书。我最起码还要摆一桌饭。我自己所有的开支不到三分之一……”

茅奖评委办公室为路遥凑齐所有费用并把钱当面交给他时，很认真地对他说，以后你就不要去获诺贝尔文学奖了，因为去那边是要外汇了，人民币怎么都好搞，外汇他们也弄不到。路遥听闻此言，把背包一把甩进了火车，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并甩了一句很经典的脏话。

路遥说：“日他妈的文学。”

电话里的路遥说的话，是茅盾文学奖评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忆的，是路遥的原话。那句“日他妈的文学”，也是原话。

自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便极少有中国人获得此奖，在莫言之前，更是无一人斩获（高行健虽以《灵山》斩获诺奖，却放弃了中国国籍，便算不得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就是中国文学最繁荣的时候，很多作者、读者、评论家，主管文学的官员，甚至是整个国家，都企盼着能有一个中国作家站出来拿下那该死的诺贝尔文学奖，并高高举起那枚诺奖奖章，公诸于世：中国文学，也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准。而这些企盼的目光，大多数都落在了那个来自陕北的黄土褶皱中长大的年轻人身上。

在我每次读《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在我每次看那个茅奖评委回忆路遥的视频的时候，我都在想，他们为什么要劝路遥不要去得诺奖，真的是随口之言，还是恰恰希冀路遥去斩获它而故意说的？路遥说那句“日他妈的文学”的时候，是否真的准备再写一部惊世巨作，像《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那样甫一出世便轰动全社会并掀起现象级阅读热潮的惊世巨作，并用它去摘下诺奖的桂冠？

没有人知道答案。在所有人都等着路遥实现华人获诺奖的零纪录的时候，在所有人都等着那个黄土的褶皱中长大的小胖子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站在世界的舞台上甩出那一句“日他妈的文学”的时候，路遥突然走了。他走得太急，让很多读者都来不及悲伤，他走得太急，让很多读者至今都没有走出悲伤。

王安忆后来回忆说：“路遥无法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路遥无法从容走完人生，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他还来不及老，便走了。”

我一直不理解路遥。

我觉得他自私，他愚蠢，他不顾大局，甚至一段时间恨他。他为什么不保护自己的身体？他为什么要夜以继日地拼命地去写那部《平凡的世界》？他为什么不写完第一部后休养休养，吃吃药，养养生，等身体好了再开始写？

全陕北的人都等着他把陕北文学的光芒照及世界，他怎么不明白？全中国的人都等着他左胸戴上那个该死的诺奖奖章，在瑞典文学院喊出那一句“日他妈的文学”，他难道不知道？他怎么能就这么走了！他怎么能不顾病入膏肓的身体，自燃生命地去写《平凡的世界》后两部呢！

一个月前，我读了《老人与海》，我理解了路遥。

《老人与海》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在老人将巨大的马林鱼钓上钩并与之僵持几天几夜仍无果后，老人心中生出了畏惧，他似乎感觉这条大鱼精力无限，无法战胜，他觉得这条大鱼“要把他害死”，可当大鱼从水面中跳出，在阳光下毫无羞赧地展示它的傲人身姿和雄健体魄后，老人的心态发生了巨大转变：“你要把我害死了，鱼啊。不过你有权利这样做。我从没见过比你更庞大、更美丽、更沉着或更崇高的东西。老弟，来，把我害死吧。我不在乎咱俩谁害死谁。”

我不曾见过路遥，更不曾在病床前看望他，在他去世之时，我尚未出生。不过，我能想象路遥拖着病体写《平凡的世界》时的心情：“你要把我害死了，《平凡的世界》啊。不过你有权利这样做。我从没见过比你更庞大、更美丽、更沉着或更崇高的东西。《平凡的世界》，来，把我害死吧。我不在乎咱俩谁害死谁。”

他既不在乎，我又何必耿耿于怀。

我从未在书中或影视中见过有哪位作家不在乎和自己的作品谁害死谁，即便有很多的作家都在荧幕前说过自己不在乎，但他们从未如此做过。路遥没有说过，但他做了，他在《平凡的世界》和生命面前，选择了前者。我们一直等待着路遥说那一句“《平凡的世界》呀，我不在乎咱俩谁害死谁。”但我们谁都没有等到。我们只等到了一句“日他妈的文学”。

这句“日他妈的文学”里包含了多少意思，又蕴有多少深义，没有人能够准确解答，唯一能解答这句话的那个人已经与世长辞。但那个人，留下了解读的钥匙。

路遥与王安忆、莫言等几个作家有一次一起吃饭，谈及某些文学前辈经历一生沉浮，到末了却还放不下名与利这两件东西，并为他们深表遗憾，结果有个作家打断他们说话，说他们以后写作出名了，也是那样，并说那是自然规律，无人可避躲或跳出。王安忆和莫伸听了后，心中虽有异议，却并不发作，沉默不言，不想路遥从桌子上陡地站起来，说人和人不一样，他绝对不会走那些前辈的老路。那个作家坚持路遥成名后也会丢掉初心，路遥急了，揪着那个作家的袖子辩驳，并说了句：“人和人怎么能一样？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路遥恨不能立刻证明自己，反复地说着那一句“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

无人能准确说明路遥那句“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是什么意思，就像无人能说明那句“日他妈的文学”蕴有多少深义。这些黄土的褶皱中长大的人，往往不善言辞，虽心肠热忱，灵魂赤诚，却词不达意，言不由衷。但我想，如果路遥真的活到现在，成为文学界的“东邪西毒”，他也依旧能不改初心，践行他“小时候没穿过裤子”的话语，做到知行合一。

这种知行合一，往下了看，可能是一个没文化的木匠对于自己手艺和为人的执着，往上了看，可能是一个作家对于作品和道德的执着，再往上看，可能是一个种族对于生活、生命以及命运的一种认定和执着。这种认定和执着，在有的人眼里，是一种犟，在有的人眼里，是一种执。

我不想评价这种犟和执是好还是不好，它们是否是一种高尚的品质或难得的精神，抑或一种莽撞的执拗或愚昧的倔强。仁者见山曰山，智者见海曰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认定。

站在苍茫的蓝天下，望着祖祖辈辈生存的那沟壑纵横、涧垄交错的黄土坡，不由心潮如涌，慨叹万千。

我责备过它的贫瘠，我厌恶过它的褶皱，我嫌弃过它的干旱，我恨骂过它的崎岖与难攀。幼时背《蜀道难》，不论何时背，脑子里总是想起自己在陕北的黄土坡上攀上爬下的艰难。蜀道难，陕北道更难。上了中学，在中学语文课本里读到了《骆驼祥子》里祥子被大兵抓走后，跟着军队爬山时总是想到他自己会一跤跌到山涧里摔死并被野鹰啄尽骨肉这一片段时，脑子里浮现出的却是祥子在爬陕北的黄土山。中学结束后，我大学考到了省城，在省城念书，终于是离开了陕北。我终于不会在冬天被冻得皮肤皲裂，脚趾头发木了，我也终于不会在夏天被晒得头皮发麻，骨头酥软了，可我一到夏天或冬天，就会想念那个气候恶劣的陕北，幻想自己走在黄土的褶皱中，坐在某个峁峁下乘凉，或因为棉袄臃肿挠不上背而在某棵老树上蹭痒。

省城的陕北人很多，其中不乏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有时候去参加一个活动，或者去个什么地方玩耍，别人问起籍贯，我说我是陕北的，别人总要肃然起敬：“哦，陕北的，陕北人能行，有本事，能成事。”当然也有过很多次因为自己那陕北的“贵族口音”而被人鄙夷，譬如说某些晚会或其他表演类活动不允自己上场，或即便被允许上场，也是扮演一个无台词的哑巴角色。

鄙夷千类万别，赞誉却往往如一，那就是“有本事，能成事。”

那些省城人眼里的“有本事”和“能成事”的陕北人，有的我认识，有的我不认识，有的我知道名字，有的我不知道名字，有的可能有所交往，有的则仅仅一面之缘或连一面之缘都没有。那些我当面见过的，或者是在某个视频里见过的，无一例外，都有一口流利顺畅的“陕北普通话”。他们有的在精通“陕北普通话”的同时，也精通标准普通话，但绝大多数的，是以一口标准的“陕北普通话”和独家的“陕北贵族口音”面对任何一个镜头。我从未见到他们脸上有羞赧或者愧色，他们似乎为乡音自豪，并且从不掩饰自己黄土褶皱里长大的经历和命运。

这些黄土的褶皱中长大的陕北骄子或骄女，大部分已经定居陕北之外，定居在比陕北经济更为繁华、交通更为便利、环境更为优美、气候更为宜居的地方，如西安，如武汉，如上海，如北京。所以，他们的儿女，可能就不再算陕北人了，而是西安人，武汉人，上海人，北京人，或是别的什么人，但这些别的什么人，我仍然能看到他们时常被他们父母带着返回陕北，或是他们自行返回，他们依然愿意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上“祖籍陕北”，他们毫不避讳地讲述自己流着陕北黄土山上淌下来的血。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论大事小事，都有一种执，一种犟，一种拗，一种倔，这些执、犟、拗、倔，最终汇聚为一种狂，如黄风天里席卷天地横扫八荒的黄土风的那种狂，如黄尘云下千沟万壑睥睨泰岳的黄土山的那种狂，如黄土坡上志坚如磐知行合一的黄土人的那种狂。

这种狂，可能促使他们即便一生穷苦依然要坚守他们掌中的手艺和心中的道德；这种狂，可能使他们面对一次次挫折或失败而更加咬紧牙关地憋住一口气，并矢志不渝地和命运较量下去。他们也许言不由衷，嘴笨舌笨地说出一句“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这样奇怪的话，他们也许词不达意，素质也不显得很高，面对“中央特派员”竟会甩出一句“日他妈的文学”。如果你恰好遇到了，请不要诧异，因为这些黄土的褶皱中生长的人，因为这个在黄土的褶皱中生活的种族，本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他们的秉性，是他们的屈辱，是他们的骄傲，是他们的执和犟，是他们的拗与狂。

他们会带着心里的那口憋着的气，咬住自己的牙，如同咬住自己的心那样，一声不吭地向前走，步伐执拗而坚定，表情颟顸而倔强，身影憨痴而骄狂，最后，你终于会在一个地方看见他们。

那个地方，就是他们一直心心念念、咬着牙咬着心想要抵达的地方。

他们会站在那里，向你展示出这些黄土的褶皱中长大的人，能耐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心灵和灵魂的尊严又能有多么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