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哈里斯国安班子在四年前写了一本书《开放的世界：美国赢得二十一世纪秩序竞赛的方法论》。其作者之一是哈里斯国安团队负责设计美国未来战略的副国安顾问，因此受到一些媒体及外交官的高度关注。
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写了书封推荐语。
这本书的作者是两位女性，Rebecca Lissner目前是拜登团队安置在哈里斯国安团队的副总统副国安顾问，Mira Happ-Hooper则在目前担任拜登团队亚洲事务高级顾问、东亚及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
不久前，在一家美国对外政策媒体发给订阅者的newsletter中，Lissner被称为是哈里斯国安团队里的“大战略”制定者。英国《金融时报》则说，今年夏天，各国外交精英们一定不想错过Lissner的这本书。
而Rapp-Hooper的职位“东亚事务高级顾问”，让我想到冷战结束前的Condoleezza Rice（康多莉扎·赖斯），后来给小布什担任了国安顾问及国务卿的赖斯那时是老布什的“苏联及东欧事务高级顾问”。苏联正是在老布什任内崩溃的。而目前，根据书中内容，美国将中国列为“唯一可以制定秩序的挑战者”，因而这位研究过中国的“东亚事务高级顾问”的Rapp-Hooper就更值得这个年代的我们关注。
赖斯不久前在美国《外交事务》上，为自己那代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后冷战秩序奔走哀嚎，认为不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没能维护那一由里根、老布什及她创造的秩序，反而向内转。
但《开放的世界》的两位作者则认为，后冷战时期的美国秩序已经式微，且美国单边主义已经失败，美国应该意识到，如果再不构建符合新时期的国际秩序，那美国则会坐以待毙。
这两位美国高官（四年前写书时还是两个智库的学者）承认单边主义失败的文字有多处，举例如下：
她俩继而提出，要建立新秩序之前，必须认清现实，那就是不论中国“如何封闭、不自由、不按西方规矩办事”，美国都不得不同这样一个中国共存，并且“不要想着去改变对方的内部特征”：
她俩还意识到，与其说特朗普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秩序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如说美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因特朗普的上台而改变，换句话说，谁在2016年上台都会面临如特朗普一样的压力，而且美国衰落到现在这个处境不是一天两天的：
相反，她俩认为，美国国内两党政治的两极分化，是美国智库、媒体、精英言论造成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可以很轻易地被美国的对手利用：
以上这些判断，许多的确是外国一直批判美国的，美国如今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寻求改革，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国许多政策的合理性和必需性。
因而本书认为，在美国的新秩序里，国际组织（首要的是联合国和世贸组织）改革后的规则应该更有利于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开放的国家”，因为“封闭的国家”目前“滥用了这些国际组织的规则”为“封闭利益”服务。
同时本书认为，“西方开放的国家”应该建立更紧密的盟友圈，并且防止“封闭的国家”通过他们所主导的国际组织或国际倡议把美国的盟友们和中间国家拉走。
本书考虑到，中国可能建立不同于美国的新秩序，且俄罗斯会削弱美国的旧秩序，那么美国除了需要拉拢日本制衡中国，拉拢德国制衡俄罗斯之外，特别需要拉拢印度这样的一半是亲西方的、一半是亲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以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并给这些中间国家做示范“何为海洋开放，何为信息开放，何为贸易开放”，让这些国家看到“开放的国家的好处”，继而选择“开放”而非“封闭”。
我认为，虽然她俩意识到美国单边主义已经失败，且后冷战秩序已经崩溃，虽然她俩意识到不得不与中国共存，且不能用武力改变一个国家的政体，但美国人的冷战思维依旧根深蒂固。虽然不再以显著的“姓社姓资”意识形态来划分敌我，但用“开放的国家和封闭的国家”划分阵营，只是换汤不换药。
而且，她俩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向中国学习，如何利用国际组织的现有规则为本国利益谋福祉，只不过更不隐藏自身目的，认为本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已经被其他的国家较好地利用，因而西方不得不改变这些规则或是建立类似中国主导的国际倡议的“西方选项”才能夺回主导权，显示出美国黔驴技穷。
另一方面，美国人意识到美国国内的两党极化氛围可以轻易被他国利用，且目前的冲突不再是军事冲突而是非传统领域的冲突，所以提出美国要加大制定非传统领域的安全规则。但问题是，美国人依然傲慢地认为只有他国干涉美国大选是恶劣行为，而美国干涉他国政体却是正义的可以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行为，何其双标！
话是这样说，但美国接下来的做法仍值得我们警惕。因为从这书写出后的四年可以看出，美国已经开始这样行动。他们建立了类似我国主导的“一带一路”的国际倡议，美其名曰“他们是封闭的、腐败的、不会管理的，我们美国是开放的、先进的、现代化的”，而且美国版的“一带一路”替代方案是“升级版的，包括了气候变化领域的”：
此外，他们建立了所谓一切“开放国家”参与的“民主国家论坛”。他们还设立了一个小组，专门用于“观察中国在哪些国际领域发力，美国就在相应领域提出有别于他国的做法”。只因为“像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规则被封闭国家滥用，而使得该机构无法使用，因而美国要监督”：
美国这种不让别国利用国际组织的规则为本国利益服务，同时又让美国改变国际组织的规则或建立新的国际组织为美国利益服务的、赤裸裸的、照猫画虎的卑劣行径，可笑又可恨。
因而看完这本书，基本可以预料，哈里斯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并不会变好，也许短期内有一定新气象，但过了蜜月期，依然打道回府。依然是那句话，不论谁上台，两国战略格局都难以有较大改观。
美国虽然意识到自身的角色和地位已经相对弱化，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经行不通，但不愿就此彻底放弃所谓理想主义化身，且依然认为自己许多方面优于他国。
于他国特别是中国而言，我们承认，美国的确在一些领域优于我们，正如我们在另一些领域优于美国而让美国政策制定者开始反过来学习我们那样，应该互相学习。但另一方面，对于美国这种巨婴式冷战思维深感可笑与可悲。
美国理应使用自己的优势资源为全人类发展做出益事，而非动辄认为像下围棋那样，任何国家只要落一颗棋子就会绝对损失另一方的势力范围，从而以绝对的改变算法的战略思维高高在上，制定出算计别人的新秩序死循环。
该书最后指出，如果美国不能采用她俩所言的新秩序，那么美国将坐以待毙：
我感觉美国到了某种苏联时刻，必须采取某种活命的紧急疗法。但是苏联“八一九事件”并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如果当今美国换汤不换药，依然以“开放国家”“封闭国家”划分敌我阵营，恐怕也已无药可救。
当然，这里只是对这本书的评论，只是对美国病人的观察。他国病人的病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作讨论。但也希望，他国不要过于乐观地认为，只有美国有病，否则世界上的巨婴不止美国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