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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据刘学锴先生考证,大约生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冯浩则主张元和八年,另有元和六年说。卒年则比较肯定,一般认为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就算取元和六年的说法,活了也不到五十岁,天命还没来得及知(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便早早随妻子王氏,魂归离恨天了。从史籍来看,他本人宦途不显这已不必说了,后嗣的声名,更等而下之,差不多可说是湮没无闻。
但他凭借遗留下来的几百首诗歌(实际上仅其中十首,即可奠定他晚唐“小李杜”的地位,其他不过锦上添花罢了),从宋初的杨亿、刘筠、钱惟演诸公组团进行“西昆酬唱”,以义山体为着力模仿的对象,但他们主要学习义山用典古奥、用词秾丽这偏形式的一面,以至于后世骂“西昆体”,连带把义山也一起骂了。甚至被宋人编排,说他写诗前,把一大堆典故书籍摊放在桌案上,然后边检索边写,还给这种行为取了个“雅称”,叫做“獭祭鱼”。直到王安石才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算是义山跨时空的知己。但到了金朝的元好问又说“诗人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看来已对解读义山诗很是头疼。
元朝,国家不甚重视文化建设,文人沉沦勾栏瓦肆之中,与倡优俳儿为伍,写写散曲,作作杂剧,虽造成民间俗文学的大盛,对雅文学的继承,终归不那么得力。
明朝,汉人复兴中夏,汉文化也全面回归,但宋元易代,崖山一役,加之元朝以草原蒙古人入主中华,带来许多腥膻之气,坏了许多汉家制度,以至于明朝之时,想要举行一些国家祀典,竟要去翻阅《唐六典》,因为人们久染胡尘,早忘了那些古老的制度了。
到了明末清初,才有释道源、朱鹤龄、钱龙惕等人,开始给义山诗作注,其中道源、钱注,已经失传,朱注留传至今。不过朱注太过简略,终不如冯注。
冯浩,据他自序以及钱陈群、王鸣盛的序言,从小就对义山诗爱不释手,写诗也从义山入学,看来是天生的兴趣。后面不但给义山全部诗歌作了注,还给他的文集作了注(题名:樊南文集,因义山除号玉谿生,也号樊南生)。以文证诗,诗文互证,自是多出许多可信之处。
说到这天生的兴趣,我对李商隐的兴趣,大体也发自天生,属于一见钟情,缘定终身的类型,而与此相埒者,是我对小鞠的喜爱,亦大有郭襄小妹妹“一见杨过误终身”的古今同慨之感。今借此企鹅家的贵宝地,略为一剖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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