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处修订，加码五千字前言，添加注释跳转返回，增加kindle格式】会评校注金瓶梅（修订本）｜全面对校，全新注评｜一定要重下！

七夕第七版发布后，我收到了很多赞誉和支持，也收到了许多建议和反馈，其中当然包括文字讹误的（比如甫一发出，博博便赫然发现我把“介休”打成了“介体”），也有标点问题的（中文场景下，标点为全角标点，但有十几处错为了半角，这个肉眼不易发现），还有多人向我问询，为何这一版注释不能跳回了（有些人使用的app或阅读器不能弹注），这些反馈和建议，我都十分上心，立刻着手经营，所以有了今天这次更新。

另外，上次写前言（即此版“后记”），被赤霓嫌弃不配，我怒而发愤撰文，狂码五千字，是为前言（即下面的《金瓶梅四百年》）。此前言将《金瓶梅》之来历与传播以及现状都细为拈出，俾使读者能知今博古，不至墮五里雾中。

《金瓶梅》四百年

一、扑溯迷离的来历

《金瓶梅》从何处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袁宏道《与董思白书》

这封写于明万历二十四（1596）年的私人信件，是目前我们所知有关《金瓶梅》最早的记录。但就算是盛名当时的袁宏道，也只告诉了我们，《金瓶梅》是从董其昌（号思白）那抄来的（这说明此时《金瓶梅》还处于手钞本的阶段，尚未有刻本流布），甚至董其昌手上也没有（或者不肯给）全本，叫人好生恼火，不得不恳切地问他，后半段哪里可以看到？

这封信投出去之后，董其昌是怎么回复的，有没有把后面的抄本下落告诉他，由于文献的缺乏，现在已不可知。但是，另外两个人的两篇文章，使我们有较充足的理由相信，这后半段他是无缘得会了。首先是他的弟弟，袁中道：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zhì，记住）之。后从中郎（袁宏道，字中郎）真州（今江苏仪征，袁宏道曾寓居仪征），见此书之半。

——袁中道《游居杮录·卷九》

袁宏道向董其昌求书，和袁中道在袁宏道手中看到“此书之半”，当是先后发生的事情（袁宏道万历二十三年任吴县令，二十五年二月辞官。寓居仪征，必在此之后），从二十四年开始向董其昌（董其昌其时告病在松江居所）求书，到二十五年袁中道看时，仍然还只有一半，可见董其昌也没能把后半段给他。

又：

此书向无镂板，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王世贞，号弇州山人）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和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

——谢肇淛《金瓶梅跋》

谢肇淛（字在杭）此跋的写作时间，当在万历三十四（1606）年左右，因为同年，袁宏道曾有一封《与谢在杭书》问他，“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书中提到“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考诸史料，袁宏道等人在京组织葡萄社，在万历二十六年，即寓居仪征、北返京师之后。谢肇淛此时便也在社中，互相酬和。八年之后，正是万历三十四年，而“久不见还”，可见谢肇淛借走《金瓶梅》的时间已很长，或在上一年也不一定），几年过去，原先的“此书之半”不但没有增多，反而变成了“十三”（即十分之三）。

但是几年之后，不知怎么回事，袁中道突然就有全书了。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万历三十四年，即1606年），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全本）否？曰：“第（只）睹数卷（可见直到这年，袁宏道也没有能够看到全书），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刘承禧父刘守有，万历十二年到十六年为锦衣卫都指挥使）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徐阶，谥文贞）录得者。”又三年（1609年，次年袁宏道去世），小修（袁中道字小修）上公车（举人进京参加会试），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冯梦龙字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即小修带给他看的本子）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指在吴中刊刻又流布到京师的刻本），无论（不用说）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

前说惟刘承禧“有全本”，后接说小修“已携有其书”（结合上下文，此书或即从刘承禧来，刘是湖北麻城人，袁是公安人，两家旧有交往），加上冯梦龙一见之下，惊喜之余，立刻想到的就是怂恿书坊刻印，而他也只说“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言下之意，其他部分都是完整的）。可以肯定，这次由袁中道出示、沈德符携抄，又借给冯梦龙看的，就是全本。

我们罗列了从董其昌、袁宏道、谢肇淛、袁中道、沈德符到冯梦龙这一线，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首先，这些人都是看过《金瓶梅》的（有全有不全）；

其次，这些人对《金瓶梅》的评价都很高（董其昌说“极佳”，袁宏道说“云霞满纸”，谢肇淛说“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袁中道说“琐碎中有无限烟波”，沈德符说“大名士手笔”，冯梦龙干脆把《金瓶梅》列入“四大奇书”）。

他们都是活跃于明万历中晚期的大文人、大名士，也可以说是第一批阅读《金瓶梅》的读者。可奇怪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确切地知道作者是谁，有的只是推想之词。而此书的源头，大抵有四：董其昌，徐阶家—刘承禧（不一定直接得自徐阶，因为万历十一年徐阶就离世了，刘承禧娶徐阶孙徐元春之女为妻，或得自其岳丈手中），袁中道，丘诸城（其人不详）。

其中董其昌是赫赫有名的大书画家，徐阶家更是占了大半个松江的官僚之家，《金瓶梅》一问世，就出现在了他们家，显然，沈德符说“大名士手笔”，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古代那样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一个不入流的破落文人写的书（古代不是没有清贫文人成为大名士的坐上宾，但是这种清贫文人，也只是家底较薄，而文名却至少是通显的。换句话说，也绝不可能是当时就默默无闻，如今更无人所知的人），绝不可能一开始就流入到董其昌、徐阶这样的富贵诗礼之家。

可是，事情就是那么诡异，这本被一众大名士争相传抄、阅看的大作，竟仿佛没有作者一般。最早的董其昌和袁宏道，都没说作者是谁，反是更后的袁中道、谢肇淛、沈德符，分别给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地方卫所和锦衣卫都有千户官，但既然在京师，则锦衣卫千户的可能性更大），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

——袁中道《游居杮录·卷九》

相传永陵（嘉靖）中有金吾戚里（任职锦衣卫的外戚），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

——谢肇淛《金瓶梅跋》

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严嵩，江西分宜人），林灵素则指陶仲文（被嘉靖敕封为真人、恭诚伯），朱勔则指陆炳（左都督掌锦衣卫事），其他各有所属云。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

如果说这三种说法有什么共同点，那么，“影射”无疑是一个。他们三人都认为，《金瓶梅》是有所影射的，而且被影射人的身份，都不算低，从千户（正五品）到“金吾戚里”（陆炳就比较符合）到严嵩、陶仲文、陆炳。

另外，他们都认为作者是在京师写的这本书。袁、谢是直接交代，沈虽未直说，但能够同时把严、陶、陆以及一众在京大人物写入书中，则此人必然对他们都很熟，自须长居京师才行，否则写出来也是空中楼阁，是不可能瞒过沈德符的眼睛的。

从董、袁的挂口不提，到袁、谢、沈的五花八门，这事是非常不合理的。如果说董、袁不知道，那后三人又如何知道？如果这三人知道，又为何说法大相迥异？要知道，这三人的《金瓶梅》来历，都可追溯到袁宏道（就算小修的全本是得自刘承禧，可最先知道这一关键信息的，仍然是袁宏道）。

所以，与其说董、袁不知道作者，不如说他们是知道而不说，袁、谢、沈自然深解其中三昧，但到了此时，《金瓶梅》已倡扬得几乎人尽皆知了，再不说作者，反而旁生猜测，那就不如把水搅浑。于是，这个说绍兴老儒，那个说金吾戚里门客，又一个说大名士，头绪纷杂，叫人们猜也猜不着。——这不，咱们不是直到今天，还拿着这几位的这几条信息，猜来想去，绞尽脑汁么？

二、毁誉交加的传播

早在《金瓶梅》还在传抄阶段，《金瓶梅》的第一位读者董其昌，已经说“决当焚之”，不过说归说，他不但没有焚掉，还转借给袁宏道。袁宏道倒是不见有什么丑诋之言，袁中道却给《金瓶梅》定了个“诲淫”的调子。沈德符之所以“固箧之”而不许冯梦龙刊刻，原因是怕印出来会“家传户到，坏人心术”，可见也不认为是好东西。只有谢肇淛是极力称扬，并放言“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莫不正是反驳袁中道的话？），但又不得不回护一句，“然《溱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拿圣人（旧说孔子编订《诗经》，不删郑卫）和袁宏道来给自己站台，底气到底不足。及至清康熙年间张竹坡刊刻《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也还要专撰一文，曰《第一奇书非淫书论》，连路数都和谢肇淛无二，也拿《诗经》来说事。可以说传播归传播，但“淫书”的帽子打从诞生起，就已经牢牢地戴在了《金瓶梅》的头上。就算到了近代，郑振铎编《中国文学史》，还说：

可惜作者也颇囿于当时风气，以着力形容淫秽的事实，变态的心理为能事，未免有些“佛头着粪”之感。然即除净了那些性交的描写，却仍不失为一部好书。

同样的，他在《中国文学常识》里也说：

此书在世为禁书，以其处处可遇见淫秽的描写。这也许是明人一时的风气。如删去了这些违禁的地方，却仍不失为一部好书。

再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虽评价《金瓶梅》“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但也说“（前述明季世风之恶，以好货好色为风尚，故《金瓶梅》多秽笔“实亦时尚”）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这番言论，和郑振铎其实大同小异，虽承认《金瓶梅》的好，（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里也说：在文学的成就上说来，《金瓶梅》实较《水浒传》、《西游记》、《封神传》为尤伟大。）也从社会风气的角度来解释《金瓶梅》的“秽亵描写”。——只不过前者说是作者主动，而后者盖言“难免”。这比明清文人用“圣人不删郑卫”来开脱，算是进了一步。但总还以其中“秽亵”的描写为赘疣。

三、冰炭同炉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国门洞开，思想解放，对《金瓶梅》的研究和出版，迈上了新台阶，一大批研究“金学”的专家学者，为普及和揭橥《金瓶梅》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以齐鲁书社点校出版全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标志，一大批大小出版社争相出版《金瓶梅》，把这一行动推向了高潮。

可令人生异的是，潮退之后，便是长久的沉寂。况且，在这波浪潮中，已有一股不和谐的逆流。除齐鲁书社出的《新刻》是全本，哪怕同样的齐鲁书社，其他几个本子（都是张竹坡评本）也全是删节本。至于中华书局、岳麓书社、漓江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乃至于一些名气很小的出版社出的，更无一例外都是删节本。其中岳麓书社更因出版《金瓶梅词话》（白维国、卜键校注）而被处以十万元的罚金。至于那个唯一的全本（2017年，人文社以岳麓旧版为基础，增修出版《全本详注金瓶梅词话》，是第二个全本），要开介绍信说明是研究用途，并得副教授以上职称，才能购入。对一般读者而言，有和没有差别也不大。

但哪怕是这样的“盛况”，也并没有持续太久，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再要出版《金瓶梅》已变得十分困难，当然普通读者要想买，也不很容易了，检索网上商店，如今唯一在售的《金瓶梅》原著，只有漓江出版社2018年再版的《刘心武评点金瓶梅》。与“一枝独秀”的原著出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大批解读类、研究批评类、版本说明类、插画类的衍生著作，年年有上新；另外，“金学”的研究，也堪称兴盛，《金瓶梅研究》去年已出到第十三辑，“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也开到了第十六届。其中固然有不少港台、日韩、新加坡乃至于美国的专家学者，但占最多数的，还是大陆学人。

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首先，重申对《金瓶梅》摘除“淫帽”；其次，肯定《金瓶梅》里的性描写对塑造人物形象是必要的，而非如郑振铎所说，可以删去。

这种“冰炭同炉”（古话说，冰炭不同炉，因这二者性质相反，天生不相容）的怪现状，用无声的语言，告诉我们，哪怕时至今日，对《金瓶梅》的评价，仍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这其中自有许多主观的和客观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历史的和现实的，驳驳杂杂，难以言清道明的原因。也不必说。

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这种现状又怎么会一点一点改变呢？我想，这第一步我们应该去了解她，阅读她；第二步，在我们已获得一个良性的阅读体验后，向别人介绍她，推荐她。以冀渐渐消除人们的偏见。更可以期待一下，有朝一日，她也可以像《红楼梦》一样，不仅是在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上讲授、讨论，也可以在街头巷尾谈论，更可以十分自如地出现在大大小小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中，网上书店、实体书店的书架上。那么，作者也当含笑于九泉之下了吧。

甲辰孟秋，云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