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姥姥
这几天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中有《二姥姥》一篇，不由得想起我的“二姥姥”。
外婆在我们这里不叫姥姥，叫婆奶奶。二姥姥不是我的婆奶奶。
我的婆奶奶在我周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当年四十多岁，我见过，却没有一点儿印象，只有妈妈和我说起过一些婆奶奶如何爱我宠我的小故事。
在我印象里，被我叫着婆奶奶的是一个瘦小的中年女人，个子矮，短发，满脸皱纹，永远穿一身灰布衣裳，围一条蓝色围裙，围裙上绣着一簇喇叭花。婆奶奶姓阎，大名阎忙珍。按照我现在的理解，婆奶奶一定是出生在一个农忙的季节。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老太太，忙英、忙女、忙凤，无一不是在父母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随口取下的名字。
我们把串场河以东都称作“海里”，外公家就在“海里”。每个暑假，妈妈都会请假把我和弟弟送到海里去玩几十天。我也第一次在海里见到了婆奶奶阎忙珍。
那天妈妈领着我和弟弟从草堰乘坐高港班轮船到小海，再转乘公共汽车到一个叫七川河的小站，然后在没过脚面的灰土里走了三四里地，直到把两条腿都沾满面粉一样的灰尘后，才远远地看见了外公家。往年我们到的时候，外公一定会站在门口的大楝树底下笑眯眯地招呼：“乡里佬来啦。”这次接待我们的是三舅和小姨，屋里屋外都没见到外公的身影。三舅和小姨那时都不到二十岁，他们从玉米地里摘来香瓜招待我和弟弟两个“乡里佬”，我们很快就忘了要去找外公的事。
妈妈在生产队只请了两天假，第二天就得赶回家。当晚，妈妈拉着我和弟弟在小姨带领下去了几百米之外的一户人家。
海里人家的房子都沿着河，东西一排，家家户户都没有院子，门前有一大片打谷场。夏天晚上，所有人家都把饭桌搬到打谷场上，一边摇着蒲扇轰蚊子，一边吸吸溜溜地喝糁子粥。我们到的时候，外公正坐在一张小饭桌前喝粥。看到我们，外公搁下手里的粥碗，笑眯眯地说：“乡里佬来啦。”桌旁立刻站起一个矮小的女人，盯着我们看，脸上有一丝极其不自然的笑。女人不说话，转身从厨房里用一只脸盆捧出几块切好的水瓜招呼我和弟弟：“伢儿，吃水瓜。”
女人的口音不像海里人，是个蛮子。我扭脸看向妈妈，妈妈说：“喊婆奶奶。”
我便喊了一声：“婆奶奶。”
小姨转身“咚咚咚”地走了。女人脸上的皱纹抖了抖，挤出一丝尴尬的笑容，终于没有应答，只是摇着蒲扇给我们轰蚊子：“伢儿，吃水瓜。”
此后很多年，我们每年都会去海里过暑假，有时在大舅家，有时在外公那里。我叫那个女人婆奶奶，没人的时候她会答应，有人的时候她都是从皱纹里挤出一丝微笑算是应答。我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外公和那个女人家里还有三个大男孩，最大的十六七岁，最小的不过十三四岁。我们有时候和那个叫殿永的男孩一起玩，他比我大六七岁，可我不知道叫他什么。不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那三个男孩，我还奇怪那三个男孩对外公直呼其名。
这件事困扰了我很久。回到老家，我问妈妈，为什么舅舅和小姨他们喊婆奶奶从来都是“阎忙珍”？为什么婆奶奶的儿子喊外公名字？为什么外公不和舅舅一起住？为什么我喊婆奶奶她不答应？
我有很多为什么都没有答案，可妈妈却总是说：“等你长大就懂了。”
后来，我长大了，真的也都懂了。
婆奶奶其实不是我的婆奶奶，她是外公的远房婶娘，按辈分我该叫他婆太太，那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殿永我该叫小外公。
这个答案在今天看来也足够让人震惊，何况在四十多年之前？但是我当年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婆奶奶是从南方逃荒讨饭流落到海里的，嫁给了一个身材魁梧的“海鸦子”，生了三个同样身高个大的小“海鸦子”。
据说婆奶奶的男人特别能干，有一双铁一样的脚板，一年四季从不穿鞋，从小到大都是光着脚板在地里干活。婆奶奶是个“蛮子”，干不惯海里的活，家里有三张嗷嗷待哺的嘴，那个铁脚板男人拼命干活，家中依旧没有隔宿余粮。长年累月的辛劳最终送了那个铁脚板的命，他扔下孤儿寡母走了。
外公是那个男人早就出了五服的远房侄子，比那个男人大几岁，两人平时关系不错。那个男人临终前拜托外公照顾好他的妻儿。
其时我的外婆已经去世了，二舅三舅和小姨尚未成家。外公忽然有一天宣布要和阎忙珍一起生活。这样的消息无疑是一枚炸弹，把两个原本走得很近的家庭炸得一片狼藉。不仅舅舅和小姨不同意，阎忙珍的三个儿子也不愿意。可外公铁了心。外公想要做的事，谁也阻止不了。外公是当地有名的秀才，还当过国民党的兵，一身匪气，在那个东西狭长的庄上有着很高的人气，是个从来都说一不二的主。外公的老母亲那时还健在。那个我称作婆太太的小脚老太太不忍心看着自己的独生儿子才四十多岁就一个人生活，也不忍心一个外地“蛮子”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度日，坚定地支持外公去兑现对那个铁脚板男人的承诺。在老太太看来，自己的孙子孙女都够得着饭碗了，而阎忙珍如果没有男人帮衬，一家人真的活不下去了。
外公搬去了阎忙珍家里，阎忙珍成了我的婆奶奶。
外公担负起了一个男人应该承担的所有责任，和婆奶奶一起支撑起了那个破破烂烂的家，终于把两个大一些的男孩拉扯着结了婚。
按照外公的计划，接下来他要帮二舅和三舅娶媳妇了。可是，一片巨大的阴影早就笼罩在他的头顶上。外公为了两个家庭的六个孩子，偷偷干起了贩卖棉花的生意，在阎忙珍两个儿子结婚后，外公因为投机倒把被抓进了监狱。
那时我不知道外公在劳动改造，只知道父亲每年都会去海边的劳改农场两次，每次都会带去几本外公指定的书。
外公的入狱，给两个舅舅的婚姻带来了灭顶之灾。尽管两个舅舅一表人才，而且在生产队里干活是一把好手，却没有谁家愿意把姑娘嫁给一个劳改犯的儿子。二舅和三舅早已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却一直都娶不上老婆。小姨也大了，跟着一个到海里做藤椅的年轻篾匠去了南通，那个篾匠成了我的姨父。
外公出狱了，继续和阎忙珍一起生活，他们还有一个到了婚龄的小三子殿永。
舅舅们开始怨恨外公，因为外公他们成了光棍。外公也很痛苦，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子女。可牢狱之灾让他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实在无力再为自己的孩子做些什么了。外公无颜面对自己的孩子，干脆拉着婆奶奶一起去了三十里外的王港。他们在王港河边搭起一座茅草屋，在河里支起一架大罾，靠着罾鱼为生。
我去过那座茅草屋。小屋搭在河边的杉树林里，面朝大河，背倚圩堤。高大的杉树郁郁葱葱遮天蔽日，树下堆积着褐色的树叶，脚踩上去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仿佛是踩在一张厚厚的地毯上。一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头坐在树荫下一张竹椅里看书，一条黄狗安静地卧在他脚边，太阳照在河面上，露出水面的渔网闪烁着白晃晃的鳞光。
夕阳西下，身后的树林里直直地冒出一缕青烟。过不多久，身材矮小的婆奶奶就在茅屋前喊：“殿忠，带伢儿吃饭了。”
外公放下书，招呼在水里游得起劲的我：“乡里佬，上来吃饭了。”
晚饭照例是咸菜煮杂鱼。一只青花瓷盘里盛着几只红彤彤的螃蟹，只要我在，大罾扳上来的螃蟹和虾都是我的。外公咪一口烧酒，笑眯眯地问：“乡里佬，螃蟹好不好吃？”
“不好吃，扎嘴。”
“伢儿，我帮你剔。”婆奶奶丢下自己的碗，拔下头上的簪子帮我一点点地剔蟹肉。
那是我和婆奶奶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她穿着灰布的衣裳，围着蓝色的围裙，围裙上绣着一簇喇叭花。她每天都是笑眯眯的，笑眯眯地洗衣做饭，笑眯眯地称鱼卖鱼，笑眯眯地给外公泡茶倒酒，我喊她婆奶奶，她笑眯眯地应答，脸上的皱纹几乎都变得平展了。
外公最终帮着小三子也结了婚，自己却也累得油尽灯枯了。在生命的尽头，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外公坚持要回到自己家里。已经是光棍无疑的舅舅们愿意给外公养老送终，却不愿意接纳阎忙珍。
我在外公去世的那天见过婆奶奶。她矮小的身躯躲在人群背后，满头白发乱糟糟的，明晃晃的泪水填满了脸上的皱纹。
此后，我再去海里，再也见不到外公了，当然，也就见不到那个矮小的婆奶奶了。
二十多年前，我有一年春节到海里去拜年，在七川河到舅舅家的路上看见了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太太蹒跚着走路，居然是阎忙珍！我停下车，走到老人眼前喊了一句：“婆奶奶。”
老人抬起头，满脸的皱纹更深了，沟壑纵横，像一只经冬的橘子皮。她仔细地看了我一眼，抖着嘴唇说：“伢儿，来啦。”
我把老人扶上车，根据她的指引送她回家，迎接我的是她最小的儿子殿永。殿永还记得我，热情地喊我“华儿头”，可我却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婆奶奶说：“你就喊他舅舅。不是殿忠哪有他们，早就饿死了。”
我喊了一声“舅舅”，殿永痛快地应答了。我这才知道，舅舅和阎忙珍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和解了，也许是外公去世的时候，也许是那以后不久，反正，他们心里的疙瘩解开了。
我再也没有见过婆奶奶阎忙珍，有一年我到敬老院去看望打了一辈子光棍的二舅。二舅说：“阎忙珍走了。”
我问：“什么时候？”
“年前。她跟三小一起过，三小出去打工了，她死了几天才被发现。也是个苦命的人，苦了一世！”二舅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也长叹了一口气，眼前又出现了第一次见到她的情形。她摇着蒲扇给我轰蚊子，脸上满是畏畏缩缩的神情，一个劲地说：“伢儿，吃水瓜。
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怎么确切地称呼她，姑且学着史铁生叫她一声“二姥姥”吧。
2024/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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