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羞得满脸通红
我出生在一九七零年，小时候虽不像现在的孩子这般有各式各样的零食，掺着山芋、南瓜、胡萝卜的饭粥还是能够吃饱。我的老家是水乡，那些浮在水面上的圪垛和纵横交错的小河就是我们的厨房。春天有拔不完的茅针和摘不完的桑葚；夏天有菱角和莲蓬，还有香瓜和番茄；秋天有玉米有山芋；冬天有荸荠有萝卜。肚子饿了，只要和小伙伴们一起在田埂上趴上半小时，或者头顶荷叶在水里游上一小会儿，小肚子就能变得滚圆。所以，我的童年没像那些比我大的人那样挨过饿，今天想来反倒有说不尽的快乐和刺激。
虽然不愁吃，穿衣却是个问题。
那时候流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又说“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一件衣服要穿得实在没法上身了，才会拆下来撕成一块块碎布，用浆糊一层层粘好晒干，再千针万线地纳成鞋底。那时候我觉得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像衣服那样被从头到尾利用得干干净净，真正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我堂兄荣付是家里的独子，平时不像我们那样穿接了裤脚的裤子。小时候伯母把他当成个姑娘宠爱，特地给他做了一件红棉袄。那件棉袄起初像件袍子一般垂到膝盖，一直到堂兄读初中，袍子硬生生被他穿成了背心。
庄上还有个叫稳林的小伙，比我大几岁，家里弟兄三个，条件实在贫寒。那时，农村人平时家里没有零食，过年却无论如何要准备点零嘴给上门拜年的孩子。零嘴最好的当然是牛轧糖了，方方正正的用牛皮纸包着，一打开就有一股浓郁的奶香味，那是我们小时候的最爱。只可惜，平时连见一次的机会都很少。买不起牛轧糖的人家就称上一斤半斤水果糖，再不济也要炒上几斤花生和蚕豆，大年初一给那些跑上门拜年的孩子“香香嘴”。可稳林家不要说水果糖了，连最便宜的蚕豆也炒不起。稳林爸爸死得早，他妈妈腊月里炸上两罐炒米，大年初一有孩子上门拜年，就每人抓一把炒米。平时有炒米吃其实已经不错了，可过年的时候，我们就看不上那蓬松松的炒米了，往往出了门就把炒米撒在了路上，还对朝稳林家跑过来的人说：“不要去了，只有炒米。”那些炒米就撒满了稳林家屋后的路，白森森的，像一颗颗亮晶晶的泪珠。稳林家里条件不好，衣裳自然就跟不上。稳林长到十几岁了，夏天还是光溜溜的，有人就笑话他：“都是大小伙了，怎么也不知道穿件裤头遮遮羞？”晒成黑鱼一般的稳林两手捂着裤裆：“我妈说了，鸡鸡不长毛，块块都能跑。”
其实不光稳林小时候没有衣裳，我小时候也没有。我童年的夏天和稳林一样，也是光着的。也许是光习惯了，到我能上学的时候，别别扭扭地穿上衣服去学校，中午回到家就脱光了。有一天吃过饭，我光溜溜地去上学了，走到半路，父亲从身后追上来，逼着我回家穿衣裳。我有些莫名其妙，只好跟着父亲回去穿衣裳。
读到小学五年级，班上来了个葛苏的插班生曹永鸿，老师安排他和我同桌。曹永鸿的爷爷是老干部，他爸爸在镇上供销社工作，他整天穿着洋气的衣服，在学校里是个另类的小开。因为曹永鸿的洋气，大伙都很自卑，纷纷对他敬而远之，我就成了他为数不多的朋友。我们每年清明都要到葛苏去祭扫烈士，那天祭扫活动结束，曹永鸿偷偷地拉过我，邀请我晚上到他家里去。我让庄上的五叔回去给爸妈说一声，就跟着曹永鸿回家了。
曹妈妈看见儿子带回了朋友，赶紧忙着张罗晚饭。那晚我第一次吃了牛肉，在此之前，我只见过牛，却一次也没有吃过牛肉。吃过晚饭，曹妈妈打来水让我们洗脸洗脚，然后安排我们睡觉。洗脚的时候我已经有点尴尬了，因为脱下鞋之后，我的袜子露出了脚指头和脚后跟。等要睡觉的时候，曹永鸿脱了外衣，穿着一身崭新的红色内衣钻进了被窝，我就迟疑着不肯脱衣服。
曹妈妈催我们早点睡觉，我讷讷地说：“我要回家。”曹妈妈很奇怪，摸着我的头说：“小伙，不是和家里说好了吗？来，我帮你脱，今晚早点睡，明天和永鸿一起回学校。”
我捂着胸前的扣子不让曹妈妈解。曹妈妈似乎明白了什么：“小伙，是不是没穿‘球裤’？”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颈。
曹妈妈慈祥地说：“小伙，我先出去，你自己脱了衣裳睡觉。”
曹妈妈出去了，我飞快地脱了外衣，里面除了一条短裤什么也没有。我钻进被窝，感觉满脸像火炭一样烧得通红。
那是我第一次因为贫穷感到羞愧。
2024/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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