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厦门，脑海里往往会出现一座温柔的海滨城市，那处被称为初代网红旅游景区的鼓浪屿小岛，或是作为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之一，这里繁荣的海洋贸易文化。
人们对城中村的印象，似乎就像其在城市界面上的位置一样，模糊不清。从城中村观察一座城市，能发现什么？
现象 PHENOMENON
厦门城中村改造观察
观察时间：2024年11月
#生长力
#识城计划
向「城中村」提问
从一条小道走进塘边社，这里与很多城市老城区的景象并无太大差异。路口有一颗老榕树，零散有一些居民坐在树下的花坛上。道路旁边有几家小店，杂货铺、五金店、早餐店、家具店，一些外摆延伸到路边上。
在大树的另一侧，几个不过三层的楼房空间引起了我们的好奇。白色的瓷片拼接的墙面，蓝色的玻璃窗户，很像千禧年代的办公楼。还有一部分建筑外立面已经部分拆除，空空的窗户口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帆布，路面上错落摆放着各种风格和形态的椅子。
塘边社的路口 / 摄影：豆奶
图源：厦门城市设计周
在我们眼前不断出现的这一视觉符号由“城”“村”二字组合，是本届厦门城市设计周的标志，对应着本届城市设计周的主题——城村融合共生。我们所在的塘边社位于厦门本岛西北部，是2023年厦门城市村现代化治理的十大样板村之一，也是本届厦门城市设计周的四大城市现场之一。
塘边社改造后的新公共空间半山PARK / 摄影：豆奶
据统计，厦门共有774个城中村，占全市村庄数量56%以上，城中村中居住着227万人，占全市城市常住人口超40%。（数据来源2022年年底公安部分、国家电网等数据统计）。2023年4月，厦门在中远期拆迁和永久保留的中心型城中村中，选取108个进行现代治理，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
2023年，已经有25个较为成熟的城中村完成了试点治理。2024年厦门城市设计周将这一持续改造和更新过程，以临时性的、节事引领的方式向大众公开，以“叠合·友好·永续”为主题，开创性地将活动从会场延伸到城市空间，将城中村改造作为城市的公共议题。
2024年厦门城市设计周联动了黄厝塔头社、湖里塘边社、鼓浪屿美院、湖里文创园四大城市现场，设置了“七日谈学术分享会”“走向更新地带系列展览”“全球建筑大师论坛”“CUNWALK”“CUNTALK”等三十余项活动。/ 图源厦门城市设计周
我们在探访改造样板村的过程中发现，
有一批城中村已经完成了空间和环境的整治提升，增添了公共服务设施及公共交往空间，也有一部分存量空间带来了社区产业发展的可能性，正在面临从“改造”走向“营造”的问题。
城中村并非是城市现代化中的新议题，而厦门城中村如何形成自己的经验和模式？我们希望对话深耕厦门，特别是在城中村等城市老旧空间中，有着社区营造、商业运营以及文化再造经验的机构和团队，对厦门老旧城区的空间和生活方式进行观察输入，也能够给未来实践提供思路。
城中村，是社区吗？
厦门的城中村，不叫某某新村，也不叫某某社区，而普遍被称为“社”。在早期的城市化过程中，一部分村庄的耕地被纳入城市用地范围，大部分耕地的性质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而村民住宅用地、自留山等继续维持集体所有制不变。而“社”正是过去村庄中管理集体财产的单位，如我们所熟知的“经济联社”、“公社”等等。
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将城中村中的合作社，作为类似“公司”的组织，强调其在经济上的独立性，而这些原始村民，也是村集体经济的股东。因此，
虽然原始村民已经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但在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关系方面，依旧保留了村庄的诸多形态。
塔头社/ 图源厦门城市设计周
在建筑形制上，厦门的城中村中也保留着过去古村落中的生活痕迹。自16世纪（明朝中期），厦门村落中出现了闽南传统红砖大厝，而后又演变出独特的匣钵厝。清末民国随着华侨返乡，出现了与南阳文化交融的手巾寮街屋和闽南洋楼。
塘边社保留有白楼、黑楼和佘氏小宗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 / 摄影：豆奶
塔头社保留有知青楼、大队楼广场、亨万公祠和雁塔敬贤堂等建筑。这里因亨万公的海上传奇，被称为厦门岛“海丝第一村”，塔头持续通过建筑空间挖掘和表达在地历史文化。/ 图源厦门城市设计周
而随着城市景观及其经济形态从乡村中涌现，越来越多的工厂、企业入驻，密集劳动型城市逐步形成，制造业、服务业对人员的需求越来越高。在中国大量的流动打工潮中，城中村为这些新城市人提供了初入城市的缓冲地带。
根据厦门市的统计，全市城中村自住人口40.6万人而租住人口高达186.4万人，以中低收入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主，包括工业园区工人、快递员、环卫工、司机、待业大学生等群体，人群画像具有青壮年为主、孤身在厦打拼、劳动输出为主等特点。因此，城中村本身就是一个在新旧融合的过程中，生长出来的聚落，是极其特殊的城市社区类型。
哪里是社区商业的“边界”？
退化建筑的创始人王琦是厦门本地人，2017年，在厦门发生大型台风莫兰蒂后，他发现城市中不同类型的社区都各自开始“自救”。而相比崭新的、封闭式的住宅小区，或者八、九十年代的开放老小区，城中村展现出非常快速的调整能力。在王琦印象中，“过去一些违章建造的构筑物被台风吹得七零八碎，却又奇迹般地很快恢复。”
退化建筑于2017年进行了“城中村负模”项目，以翔安隧道附近的田头社为原型，展现了人们走在城中村中仰头看到的天空切片。在这些缝隙中，很可能隐藏着一个街道死角或许多只能打开30度角的窗户。它们是低廉出租住宅的相互挤压，退化建筑对这些灰色空间进行着色，以便更好地看见城市化过程中地权经济催生的这种特殊的尺度景观。/ 图源退化建筑
在王琦看来，人们往往认为城中村是一种临时的居住形态，但从临时过渡到长期的过程中，城中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态与机制。它由还留在城中村里面的本地人跟不断流动的外来人口来共同速成，包括它的垃圾回收、治安管理、信息流通等方面。
除了日常社区管理中的自治系统，乡村原有的宗族势力和信仰，是城中村物理界面以下盘根错节的、更复杂的部分。“以前的神明都有很强的地方性，会划定各自保护的区域和范围。现在随着房地产、新城市建设，一些边界已经模糊掉了，但每当进行一些大型祭祀，这些边界就会开始起作用。特别是遇到搬迁的情况，宗族的力量会更加凸显，宗祠和庙都会平移过去。”
乡土文化和力量的主宰，是以城中村为代表的福建社区中的特别现象，也是厦门更新实践中非常特殊的问题。
厦门城中村中的宗祠 / 摄影：豆奶
王琦发现，城市社区中常提及的公共空间，在城中村中也有独特的形态。“它未必是像城市的公共空间是完全敞开式的，比如说转角处的小卖铺、台球室，里面本地人在打麻将，交流一些信息，也是小型的自发公共空间。例如厦门的后浦，它自发形成了非常热闹的街市。”
2023年，退化建筑在厦门老城区的一个6楼屋顶，规划改造了公园街区——DVLN PaRK退化公园，从乙方变成了二房东和运营者，真实地面对了与本地社区的冲突和平衡。在王琦看来，在城市旧改的过程中，无论是最直接的租金还是其他商业价值的提升，是一种必然，也是一个永恒的矛盾。
退化公园作为一个城市屋顶小型生活方式街区，希望这里不同于新城中标准化、连锁化的购物中心，而能成为让人停留、与周遭社区建立友好连结的城市新界面。在落地一年多的时间中，退化公园还持续举办了公园自由市场、快闪展等多种活动，成为厦门新社区生活方式的活力中心。/ 图源退化建筑
面对矛盾，王琦认为：“做商业，肯定希望在租金上面有所提升。但是同时我们也希望原本的社区土壤，能够通过商业的方式去做保留，比如说
“可以在一定比例上给到社区型的服务业态，或者是给他们更优惠的条件，让这些公益性的或对当地有利的内容，可以持续在商业中生存下来。”
年轻人可以组成“新宗族”吗？
1993年，三影堂艺术中心创办人荣荣住进了位于北京城郊的东村，一年后，东村搬迁，他又在“城中村”六里屯生活了八年。六里屯离三里屯只有一站公共汽车，彼时旁边的朝阳公园还在修建中。尽管那是一段艰辛的闯荡经历，但荣荣至今仍然时常想起那座农民的四合院，那段在艺术家群落中自由创作的时间。
荣荣，北京东村，East Village Beijing， No.1，1994
二十余年后，在厦门集美大社，一个年轻的艺术家群落又生长出来。大社是集美学村聚落中一个典型的闽南单姓宗族式村落，如今这里除了长居于此的陈氏家族一系，还有一群青年艺术家。他们很多是从曾厝垵等旅游商业化程度高的社区迁出，聚集在这里共同生活和创作。
荣荣于2007年在北京创办三影堂，又在2015年创办厦门三影堂，同时与法国阿尔勒摄影节联合发起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在荣荣看来，
如果说阿尔勒和三影堂能够以先锋的艺术和学术性的摄影平台，将全国乃至国际的目光带到厦门，那么他最希望跟来者分享并共同体验的，是集美老城的人文底蕴和生活方式。
因此，尽管专业艺术场馆的要求让三影堂和摄影季的主场馆落地在新城，但荣荣一直希望摄影能够跟老城的生活发生关系。
三影堂和小红书联合发起集美·阿尔勒“群岛计划”，本年度以厦门大社和幸福路、漳州古城、泉州古城和福州朱紫坊5条策展路线，及10余场独立空间展览，让艺术走进城市生活。/ 图源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
「群岛计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上个周末刚刚结束的大社漫游中，由在地艺术家团队潜水钟共同策展，带领人们一同在大社的戏台、老食铺、杂货店和新村民的艺术空间中，观看基于本地生活创作的内容。
「群岛计划」在大社的活动现场 / 图源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
梦婷作为「群岛计划」的发起人，从去年开始参与大社线路的策划。在她的观察中，在大社独特的村落结构和社交网络中，新村民们也开始自发形成亲密的关系。“村里有一间公共客厅中，从来不锁门，也没有人看店，大家经常在里面一起煮火锅、过生日，如同组建成了一个非血缘的家庭。”
似乎在年轻人与原住民，新生活方式与老社区之间常见的融入问题，在大社显得格外顺利。“或许是得益于集美学村本身的教育基因，这里一直是一个年轻化且有活力的地方，这里的原住民对年轻的人群和生活方式，都非常包容和友善”，荣荣提到。
大社中共同策展的影像空间 / 图源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
三影堂和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扎根在新城，而又不断从老城中汲取养分并反哺社区。在荣荣看来，新城和老城在分裂的同时，有着很多可以互补的地方，比如新城有更多的商业艺术资源，但缺乏人气和烟火气，而这些正是老城中非常繁荣的。
景区和社区可以共存吗？
鼓浪屿美院总经理林入在厦门长大，小时候她每周都会上岛到鼓浪屿少年宫学唱歌跳舞，“那时候在小朋友的心目中，鼓浪屿就是厦门在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方面，最好的地方。”
林入大学去到北京，而后又去伦敦求学，等15年再次回到厦门生活，彼时的鼓浪屿已经进入文旅发展势头最猛的阶段。家家户户的钢琴声渐渐消失，一夜之间又有无数外来经商者上岛，生活在岛屿上的人群，呈现非常复杂的组成。
鼓浪屿鸟瞰 ©曾天培
2018年，鼓浪屿美院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空置了8年的福大厦工艺鼓浪屿校区，开始了更新改造工作。由于“鼓浪屿：国际历史社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建筑核心区域，地块上不能修建任何新建筑，原有建筑的外立面也不能改变。整体改造花费了三年时间，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的校园格局，以及从五六十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八九十年代的不同风格建筑。
如今从内厝澳码头登陆鼓浪屿西岸，穿过大片的花园和树林，能看到商业化程度远低于主街的居民社区，还有作为西岸人文艺术起点的鼓浪屿美院，正在共同打开人们理解鼓浪屿的新视角。
鼓浪屿当代艺术中心是鼓浪屿美院中的重要单元，由URBANUS都市实践进行设计改造工作，希望带来丰富多元的国际艺术展览、公共艺术计划和跨界艺术展示。©曾天培
在艺术创意园区和美术馆的定位之外，鼓浪屿美院延续了过往的教育基因和合理利用过去的师资，以美育为重要的定位。林入谈到，鼓浪屿本身就是一个研学的热门地，
我们希望学生们到鼓浪屿来，不仅仅是把这里作为旅游景区来玩，而是把鼓浪屿作为一个博物馆来打开。事实上，这也是应市场的需求，在旅游景区的商业越发同质化的当下，想要持续受到关注，需要有新的内容和文化被挖掘和表达。
2023年，鼓浪屿美院举办了“小小世遗官”夏令营，围绕鼓浪屿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和鼓浪屿世界遗产要素框架，选取在地素材，通过实际案例、实景、已有基础材料探讨分议题，引发儿童对鼓浪屿文化的兴趣。/ 图源鼓浪屿美院
在厦门城市设计周期间，鼓浪屿美院发布了最新一季的“小而美社区”计划。林入提到，鼓浪屿是以“国际社区”为称号进行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定工作，而如今旅游景区的标签让其具有生活气息的社区面向，较少受到关注。
“小而美社区”计划从鼓浪屿美院周围的社区出发，邀约设计师、摄影师跟社区居民交流、采访，并帮助店主焕新店铺的视觉，还将在社区搜集到的老物件和故事，于美院中进行展览。
图源鼓浪屿美院
作为厦门城市设计周的会场之一，鼓浪屿美院以教育用地为基础、用艺术来赋能的新尝试，在近几年获得了很好的反馈。同时，无论是在建筑改造还是后续跟在地合作的思路中，并非大开大合的，而是在现有的条件和原有基础上进行，也给城市更新实践提供了参考。
城村还能如何共生？
观察一座城市的发展思路，我们很容易将目光看向新区、看未来的规划。但另一种意义上，也要看其对于城中村等老旧的、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区域的态度。城市面对这些夹缝和边界地带的方式，正在深刻影响着个体的日常生活。
在过去很多讨论中，城中村往往与“脏乱差”“灰色地带”“违建”等联系在一起。而往往提到城中村拆除，又会使人想到“失地者”“流动人口”等群体。拆与不拆，是中国城市发展中最复杂的难题。而放眼全球范围，正如乔纳森·巴赫提到：
“将城市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农村’完全摘除还是吸收，是全球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挑战。”
在全球南方国家，以城中村为代表的流动人口聚集区往往被视为阻碍现代化的“问题”。例如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窟是无地黑奴及其后代在城市中的无人山地，往往被认为充满暴力与危险。/ 图源网络
在近十年中，中国很多城市的城中村开始转向以治理为主的方式，特别是在规划保留的城中村中，更加注重寻求与在地居民的合作。同时，随着对千篇一律的现代城市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也开始向下线城市、郊区和农村迁移，大众也逐渐关注到那些被遗忘的乡村文化和自然。
一批学者开始重新以研究、在地实践和展览等方式进入城中村，既跨越了物理空间的边界，也打破了舆论中隐性的“墙”，在公共话语中重塑城中村的叙事。
URBANUS都市实践自2002年起持续进行着一系列深圳城中村的研究和在地实践；2006年出版《村·城 城·村》，以岗厦村、新洲村、福新村和大芬村为案例，探索主流拆除重建模式之外的另类改造策略；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策划了以大芬村在地城市化为样本的城市最佳实践区深圳案例馆；今年9月出版了第二本城中村研究专著《城村共生》/ 图源都市实践
作为2019年深港双年展的一个参展项目，何志森所带领的Mapping工作坊在深圳宝安区的桥头村用三天的时间和村民一起合作设计了一个公园，取名为“人民公园”。在此之前，工作坊团队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和创作，在选定的村民家中和村民共同生活。/ 图源Mapping工作坊
地产开发团队进入城中村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除了对土地的自上而下的规划，也纳入了建筑师、设计师、社区设计师，开始走进城中村这样一种独特的“村社”，以微更新、社区营造的方法，去软化乡村和城市建筑的边界，也尝试去平衡外来资本和本地社区的冲突，链接起不同的人群。
深圳南头古城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尊重城市肌理与原生状态，引入优质文化、艺术、创意产业与多元业态。在后续近四年的内容更新和长期运营中，持续营造自由鲜活、复合多元、真实原生、有机持续的社区空间，走出了一条从“城”到“村”再到“城村共生”的可实践路径。/ 南头古城东街©ACF、南头古城小鸟瞰©张超、南头古城夜景©白羽
尽管已经出现了诸多成功的实践，但每一个城市的城中村等老旧区域的更新，都需要“一城一议”。正如我们在厦门观察到的状况，
与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相比，厦门的年轻消费力尚有待挖掘，特别是城中村中多为低收入的外来务工人群，与本地需求错位的年轻化商业能否持续生存还是个问号。
同时，在岛内岛外的不同区域，文化资源分布不均匀，难以复制鼓浪屿、曾厝垵等以旅游为主的产业。当「城市更新」成为一种城市整体发展策略，如何面对不同区域发展机会的不均等……作为代表性的二线城市，厦门城中村的实践和困境也正在给更广泛的城市更新「提问」。一筑一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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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立华,闫小培.“城中村”:存续前提下的转型——兼论“城中村”改造的可行性模式[J].城市规划,2005,(07):9-13+56.
[3]魏立华,阎小培.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非正式移民聚居区——“城中村”的形成与演进——以珠江三角洲诸城市为例[J].管理世界,2005,(08):48-57.DOI:10.19744/j.cnki.11-1235/f.2005.08.008.
[4]姚之浩,田莉,范晨璟,等.基于公租房供应视角的存量空间更新模式研究——厦门城中村改造的规划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2018,(04):88-95.DOI:10.16361/j.upf.2018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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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潘扬彬.“城中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问题研究[D].福建农林大学,2007.
[7](美)马立安, (美)乔纳森·巴赫, (加)黄韵然主编；王立弟译.向深圳学习[M].深圳：海天出版社，2020.7
编者后记
城中村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议题，它在社会新闻和讨论上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对于从未在其中生活过的人来说，也很难了解到其物理界面以下的部分。借由厦门城市设计周和这个选题，做了一张思维导图，才勉强算是对基本情况有所了解。想必要深入其中进行改造或营造工作，需要做的前期投入和研究，更是成千上百倍的工作量。
正如有的建筑师提到“向城中村学习”，人们越发尊重原生的、既有的城市肌理和空间，这背后也代表了对于过去生活方式的追溯和思考。旧改，并不是一个怀旧的话题，而是关于当下、乃至未来的城市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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