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 | 一个北京女娃在原平的插队生涯

孟繁明讲述    贾文栋整理

1969年6月初，我独自一人从北京坐上火车，来到山西省原平县武彦大队插队落户。姐姐孟繁萍先于我在1968年12月13日就到了这里，她是随着北京大批知青来的，光武彦村就来了38个，分散在武彦大队7个小队落户。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许多城市毕业生无法分配工作，被欢送到广大农村插队落户。我是68届初中生，毕业于北京第九十一中学，因家庭出身不好，出路也只能如此。为了和姐姐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我也选择了山西原平，算是投亲靠友。

坐了一天的火车，下午终于到达原平站。姐姐和房东的大儿子李德怀到车站接上我，用借来的一辆小平车，拉着我和行李，徒步十多里路，走回村里。第一次到山西，沿途满眼的黄土倒也新鲜。我们走了近一个钟头才进村，队长李成秀把我安排在一小队，和姐姐一起住在李汉家里。

听说北京又来了一个知青，人们三群两伙地到住处来看我。当时我还不到17岁，老乡们特别地惊讶，纷纷说，北京娃娃这么小就出来了，离家这么远，咱们可得多担待些。听着众人嘘寒问暖的话，我心中不由得升起一丝温暖。

我们住在房东的东房里，一间屋子，炕就占了半间。我姐俩和戴秋元、袁敏、马秀玲5个人挤在一起。每天吃的是玉米窝头，又黑又粗的红高粱面。吃水要到村南头水井去挑。晚上点的煤油灯，总觉得灯光不够亮，一直拨弄灯捻儿。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每个人的鼻孔全成了黑的，我们还照着镜子哈哈笑。

条件是不好，所幸村民都很热情、善良。我天生比较开朗，很快就和老乡们打成了一片，村里的李会平、李爱毛、李妙婵、李改先、李玉兰、李二鱼等几个女孩子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李会平的爸爸李顺龙是小队会计，不仅有文化，还很会照顾人，和知青也谈得来。房东的大儿媳看我们不习惯农村的灶火，就主动帮我们做饭。有时，我索性赖在房东家的土炕上，和他女儿李爱毛粘在一起聊天，一聊就聊到天发白。其他老乡也很好，一到当地的风俗节日，都争先恐后地请我们到家里吃饭，把他们一年仅有的一点白面拿出来给我们吃。我们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若家里从北京寄来挂面、糖果，也会豪不犹豫地拿出来与他们分享。

我插队的第二天，就下地劳动了。队长为了照顾我姐俩，安排我俩干最轻松的活计——在菜园除草。队里一些大叔、大爷，手把手地教我怎样识别韭菜和野草。我蹲在地里边学边干，一天劳作下来，腿又酸又麻。

过了不久，队里又派我们去锄地。当时的玉米苗儿刚刚长到六七寸高，中间嫁接的是黄豆。从来没干过这营生，锄头都不知道怎么拿，李二鱼就手把手地教。慢慢掌握了一些要领，但还是不小心把玉米苗儿给连根锄掉了。怕挨批评，就偷偷把锄倒的苗用土给埋起来，自欺欺人。被锄断的玉米苗，肯定是活不成了，而前面一眼望不到边的玉米地，更让人发愁。一天的工夫，我白嫩的手掌就磨出了血泡。这时，老乡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又是给我手上包毛巾，又是教我怎么分辨杂草和玉米苗，我不住点头。就这样，手上的血泡慢慢结了痂，又一层一层地蜕了皮，经过十几天的努力，我们终于把大片大片的玉米地锄了一遍。几场大雨过后，玉米齐刷刷地长高了，我们也得到了乡亲的认可。

锄地的营生不好干，间苗也不容易。这营生虽然不需要用大力，但必须蹲在地里干。正值夏天，太阳照得庄稼都蔫了，我们蹲在地里，一站起来就眼前发黑。有的人用厚布把膝盖包起，跪在地上干活，但时间一长，还是腿麻得站都站不起来。由于长久蹲在地里，裤子都鼓起了大包，看上去就跟罗圈腿似的很难看。一群从首都来的大小姐，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不由得哈哈大笑。

尽管腰酸腿疼，口渴得嗓子直冒烟，自己当时又是所有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但是干起活来，巾帼不让须眉，不一会儿的工夫就把他们落下一大截儿。休息的时候，我还和李会平等几个女孩儿给大家演唱《红灯记》——“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当然了，也经常演唱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和其他红色革命歌曲，连唱带跳，表演得有模有样。老乡们纷纷鼓掌喝彩，把我鼓动得更来劲了，唱了一首又一首。

转眼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天渐渐冷了。到了秋收的时候，我们就和社员一起到地里起花生和山药、红薯。那年的秋天，格外寒冷，为了防止霜冻，知青和老乡们经过几天的连夜奋战，终于抢在霜冻之前把这些果实收回了队里。

俗话说，秋风凉，想爹娘。粮食上场，我们在场院扬场，寒冷的西北风吹来，刮得连眼睛都睁不开，干着干着不由得就想起了爸妈，心中的委屈，一下就爆发了，一些女娃一边干活，一边哇哇大哭。几个老乡马上过来关切地询问，娃们是不是想家了？过几天队里没什么活儿了，你们回北京过冬吧，天暖和了再回来。于是，等到颗粒归仓了，我们就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1970年春，我们又返回武彦。回来时，家里给我买了几桶猪肉罐头。带回来，舍不得吃，准备细水长流，必要的时候解解馋。那天，忍不住先打开一盒，吃了一半，留下一半。谁知，等要吃的时候一看，里面长了很多蛆，把我恶心得什么什么的。拿着剩下的半桶罐头，我不知该给哪里扔。因为当时正值文革后期，到处讲阶级斗争，自己出身不好，万一随便一扔，让人发现了，肯定认为是台湾空投的。心里越害怕，半桶罐头越成了我的大负担。最后，我偷偷把它扔到了武彦农场的厕所里。

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时时处处表现自己。队里有个老乡叫李锁旺，长年腰疼，一到下雨天，就痛得站不起来。我在北京上学时曾学过几天针灸，也正好把学习资料带来了，就想露一手，于是一边看书一边给他针灸。但在治疗过程中，心中不免胆怯：仅凭这半瓶子的知识，扎坏了可怎办？锁旺就鼓励说，就当拿我练手啦，放心大胆地扎吧！几个疗程下来，他的腰竟奇迹般的好了。

1971年，队里派我姐俩到繁峙修京原铁路。修路的连队里一共有8个女知青，其他6个是西镇公社东石封大队的张冬霞、李丽英、李庆春和王家庄公社的白露娜、付秀清、郭连玉。那段日子里，过的是军事化生活，早出晚归，整天跟泥土打交道。白露娜同学，虽然是高干子女，却没有一点架子，很能吃苦。一干起活来，把裤子挽到膝盖以上，推着独轮小车，虎虎生风，一点不输男同志。

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繁峙段工程终于完工，我们又被抽调去平型关继续修铁路。照旧是军事化管理，每天排着队上下班。这次有30个女同志，都住在团部旁边，睡的是上下铺。我们的任务是负责用小锤子把大石头敲成小石子，铺枕木用。正是冬天，白天都零下十几度，穿着团里给发的一套棉服，我们每天坐在露天的地里，用手里的小锤子一下一下敲打着大块儿的石头，手冻裂了，脚冻裂了，依旧有说有笑。收工后，大家又排着队，唱起了“打靶归来”的歌儿。

有一个北京男知青，我们连姓名都不知道，更没见过本人，在修建平型关隧道时，拉石头的斗车，突然陡坡上滑了下来，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干活儿，躲闪不及，斗车从身上轧了过去，瞬间内脏出血，生命垂危。我们几个女知青听说后跑到部队医院，要求给他献血，我们还写了血书，要求部队首长无论如何都要把他抢救过来。医院经过紧张的抢救，最终也没能挽回他年轻的生命。我们几个听说后，抱头痛哭。虽然我们不曾相识，但想起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埋在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做一个孤魂野鬼，内心那种痛苦无法用语言表达。团部把噩耗通知了他的妈妈。第二天，老妈妈一个人从北京赶来，部队首长安排我们几个女知青接待。见了老妈妈，我们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能默默地守候在她的身边。老妈妈很坚强，直到离开平型关的时候，也没有提出看一眼儿子。老妈妈走了，但一个母亲无助而悲哀的眼神，永远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一生挥之不去。

战友牺牲后，我们按部就班，又开始了枯燥的工作。每天敲石子，拉钢筋，用水泥浇筑枕木，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京原铁路线终于顺利竣工，我们带着自豪的心情返回了村里。

1972年，有一部分同学分配了工作，回到了北京。他们有的是按病退的，有的是按困退的，各有各的理由。我当时的心情特别不好，也特别的迷茫，不知今后的路在哪里。村里剩下不多的几个知青了，大队为了更好地管理，决定把新旧两村的知青集中在一起，我们就都搬到了大队给知青盖的宿舍里。这时，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公社、大队积极响应。那时的武彦村以沙土地为多，又干旱少雨，风沙特别大，刮起风来能把人埋了。出了一天的工，晚上回家，脱了衣服，里面全都是沙子，耳朵、嘴里也全是。平田整地开始后，我们每天天没亮就扛着铁锹到了地里，中午吃饭也在地里，社员和知青们分成了几个组进行竞赛。工地上到处插满了红旗，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大队成立了广播站，我被安排在广播站，每天早早地就到站里，不是紧张地写稿子表扬好人好事，就是报道工程的进展。原平的冬天真冷！但工地上这些年轻的后生和女娃们干得可带劲了。老乡送来的饭，有时还没等到吃就冻住了，我们就在地头上架起火堆，把饭热一热，随便吃些，又加入了紧张有序的劳动，忙得真是废寝忘食。每天收工很晚，农村又没路灯，大队支书李金龙怕我一个女娃娃家走夜路害怕，就陪着我走，把我安全送回知青宿舍才回家。到了宿舍，一身的疲倦仿佛才想起来，累得随便吃点东西就躺下了。就这样，我们起早贪黑苦干了一冬天，终于把一片片土地整理出来了，也把黄沙治理了。回头看看我和老乡们的辛苦付出终于有了成就，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在这一年，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这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光荣，也是莫大的鞭策。

1973年，大队买了6只四川内江种猪。猪买回来后，大队不知道让谁喂养更好。经过研究，最后决定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这对从没接触过养猪行当的我来讲，又是一个大考验。6只小猪嗷嗷待哺，听着它们的吱叫，我心中不由升起一丝怜悯。于是，我每天天不亮就挎着篮子到地里打猪草、挖野菜。我到大队领了玉米、高粱，又到磨坊把它们磨成面，用大铁锅煮熟，拌上野菜喂给小猪。在我的精心喂养下，小猪渐渐地长大了，知青宿舍也再放不下它们了，于是大队又在知青宿舍旁边盖了一个临时猪圈。这几只猪很调皮，到处乱跑，我每天拿着棍子，到处撵猪，眼看把它们赶回猪圈了，它们却突然又向相反方向跑去，你越赶，他们越跑，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后来听老乡们说这是猪在发情。那时候因为岁数小，闹出不少笑话。

为了让小猪长得快一些，我每天喂好几遍，夏天还给它们冲一冲凉。有付出就有回报。几只小猪一天天长大，变成了大猪，又相继怀上了小猪仔。怕我们养猪没经验，大队派我和李会平到大牛店公社施家野庄去学习。人家的养猪规模相当的大，每只猪个个膘肥体胖。我和会平就吃住在大队部，耐心地向人家取经，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猪圈里仔细观察猪们的动态，看看它们一天三顿吃什么、喝什么，尤其是怀了小猪的母猪怎么喂。我们不耻下问，细心地记着笔记。三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带着取到的“真经”返回武彦，开始了实践。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们的辛苦下，小猪马上就要出生了。为了给猪们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大队在村东头新盖起了猪舍。我每天在知青宿舍做完猪食，再用两只水桶挑到新猪舍。也不知小猪什么时候出生，我一刻也不敢离开，每天呆在猪圈，一眼不眨地观察着动静。

猪终于生产了！

一个，二个，三个,……

第一只母猪一口气下了8个小猪仔！我们心里那个喜啊！怕小猪着凉，我们在每个猪圈旁生起了炉子。从此，我和赵怀志以及大队支书李金龙就吃住在猪舍里。

喂小猪真不是件容易的活儿，需要科学喂养，我就把在施家野庄学习到的经验，都用在了这几只小猪的身上。庆幸的是，小猪全部存活了，而且一天天长大。我的心里甭提有多高兴，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

1974年，由于每个公社的知青剩得不多了，比较零散，县里就把原平和解村公社的所有知青都集中在小库狄村。我们被安排住在了几个老乡家里，但吃在集体食堂。我们每天吃的是玉米面窝头就咸菜，喝的是玉米面糊糊。咸菜是秋天把地里收上来的白萝卜洗净，用大缸腌下的，能吃一冬天。有时大缸里的萝卜长了白蛆，我们捞起来洗洗，照样吃得很香。因为知青吃的是大锅饭，平时连一星半点肉都没有，个别人就守不住规矩了。记得有一次，不知是哪位知青，把老乡家的一只老母鸡给偷偷地杀了，这位老乡就到知青食堂去找鸡，他气愤地嚷嚷，是谁把鸡给炖了，吃了鸡肉了？！眼见躲不过，一个男知青就抽着肚子，学着鸡叫的声音，意思是鸡在肚子里了，怎么办吧？把个老乡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最后，给了人家两块钱了事。

1975年开春了，我们开始春播。因为小库狄紧邻滹沱河，适宜种水稻，我们一群同学每天都在寒冷的水里插稻秧。说起来，这活儿很不适合女同志，但没有办法。我们把裤腿儿挽到膝盖以上，弯腰插秧，双腿双脚浸在冰冷的稻田里，很多女同学患上了关节炎，不是腰痛，就是腿痛，落下了病根儿。一次，在插秧时有几个女同学要上厕所，因为是春天，地里光秃秃的，找不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我们就找到河床边。我下去了，还没有来得及蹲下，就陷进淤泥里去了。越挣扎，陷得越深，一会就到了腰部，吓得我大声喊叫。几个女同学马上赶过来，齐心协力才把我拉上来。当时的情况真危险，我马上就联想到了红军过草地的故事。有的红军战士走着走着就掉入沼泽地，有的人下去了就永远地下去了，把美好的青春留在了那里。这一想，太可怕了！难道我也会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异地他乡吗？如果不是有同学们，我会不会也把青春丢在这里？这件事，在我的心中形成了很大的阴影。后来一想，富贵在天，生死由命，也就释然了。

那个年代，还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每天收工吃完饭，知青点的领导赵银中就给我们开会，要不学习红头文件，要不总结知青这一段的工作。开会之前，会由我带头唱几支革命歌曲或唱几段现代京剧。有一次开会，大家边吃瓜子边发言，吃的是60天成熟的小黑葵花籽，突然就停电了。坐在黑灯瞎火的原地，我们边嗑瓜子，边等待来电——晚上的时间是那么漫长。过了不知多长时间，突然来电了，大家被灯光晃得一时很不适应，等反应过来了，都哈哈大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都看不到自己的模样，只看到别人的脸上、嘴上、手上全是黑乎乎的，和包公差不多。其实，谁也别说谁！这样可笑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苦中作乐，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那年冬天，我没有回北京，春节是在小库狄过的。赵银中看我们大部分知青都没回家，就准备了充足的年货，杀鸡、宰猪，炸年糕、磨豆腐，让我们过了一个比较丰盛的春节。

转眼，1976年春天到了，也又到了一年一度招工的时刻。因为我表现突出，经过支部以及知青的投票选举，我顺利地被招到了忻县纺织厂，结束了8年的插队生活。

今年是2018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但那段插队的知青岁月却久久难以忘怀。许多知青经常聚在一起回忆那段难忘的时光，每次聚会之后，我几天几夜睡不着，常常在似睡似醒中，眼前出现许多模糊的身影。想当初，连我在内，到了武彦村的知青一共有39名，23个女的，16个男的，最小的17岁，最大的也不过25岁。而今，却大都白发满鬓，有的已撒手人寰。至今我能想起来的有武彦一队的戴秋元、袁敏、马秀玲；二队的赵宝光、金玉白、康琪、刘云、刘爱民，这些都是女的，其中刘云和刘爱民还是表姐妹；三队有殷大申和季福田两个男的，还有张凤平、焦旭兰、胡润娟、李凤兰四个女的；四队有胡志群、谭威、吴沛济；五队有陆非、张奇伟，都是男的；六队有刘敏、张年珠、曹年瑞、庞玉俊、洪小琪、王善珍和赵饼其，其中赵饼其是男的；七队有王萍萍、周敏、赵雨琴、杜希军和白树峰、赵怀志，其中白树峰和赵怀志是男的。还有几个，一时竟想不起来了。当然，我的眼前也会不时出现乡亲们的身影，仿佛又和李爱毛粘在了一起讲故事，也仿佛又看到了村民李有权陪护在赵怀志的病床前。今年，当村民李会平来北京学习，顺路看望我时，我俩都流了泪。我问起了李爱毛等昔日的伙伴，真想和她们聚在一起拉拉家常。我出生在北京东城区东华门街道文书卷胡同，可谓天子脚下，但一场上山下乡运动，让我与山西原平武彦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不想说青春无悔，我曾经有许多美好的梦想，我的初心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当一名文艺兵战士，用我甜美的歌喉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但是，往事不堪回首，又时刻萦绕心间。人生不可能重来！哭过，笑过，一切已经云淡风轻，我只想通过此文，向那些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伸出过援手的老乡和战友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图片由作者提供）

End

作者简介：佳茗玉树，本名贾文栋，国家工作人员，业余喜欢写作。《大墙之内话健康》由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另有文章散见报纸杂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