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艺术中的汉地罗汉，18世纪
鲁宾博物馆藏
藏地艺术中的罗汉，17世纪
鲁宾博物馆藏
藏地艺术中的罗汉注荼半托迦，17世纪
鲁宾博物馆藏
成为多个民族文化交流中心的五台山
《乌兰巴托圣地甘丹寺全景图》
19世纪末，恩斯特夫妻收藏
工布查布，藏语名一般写作：གུང་མགོན་པོ་སྐྱབས，是清朝一位著名的蒙古学者，主要以精通蒙、藏、汉、满四种语言（另有认为他精通梵语，但缺乏有力证据）为特点。简略来说，他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翻译成了藏文，将藏文《造像度量经》译成了汉语，用藏文写了著名的《汉地佛教源流》，以及与人合作编写了一部蒙古语的《藏语基础课本》等等。除了这些学术活动，雍正帝曾让他担任当时北京的“西番学总管”，兼翻译之事。总而言之，工布查布是一位娴熟于多个民族文化之间，并能各取所长，融会贯通的奇才。
首先，工布查布的名字有很多写法，除了上述两个之外，还出现过汉语“滚布扎卜”（《清圣祖实录》）和梵语“公那他夏让纳”（《汉传佛教宗派源流》：གུང་ནཱ་ཐ་ཤ་ར་ཎ）等。其中名字最前面的“工”或“公”（གུང）是爵位，即公爵。
藏地艺术中的一位蒙古人（非工布查布）
鲁宾博物馆藏
工布查布的生卒年月一直没有明确信息，能确定的是，他属于蒙古乌珠穆沁鄂托克的贵族，是成吉思汗后裔多尔济车臣的玄孙，父亲是辅国公吴达礼（又作：“吴达喇希”等）。1690年，清朝在打击乌珠穆沁的反叛势力时，工布查布的叔父阿达礼也受到了通缉。为了稳定抚慰乌珠穆沁地区，清廷恩威并施，在执行严厉平乱的同时，做出了一系列安抚该地区王室权贵的措施，1691年，康熙帝将工布查布封为辅国公就是其中一项。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工布查布仕途的上升期，因为1709年又娶了一个清朝宗室的女人为妻子。仅根据《清圣祖实录》的记载，在1703-1709的几年时间里，他共有5次面见皇帝的经历。
《清圣祖康熙皇帝朝服像》
故宫博物馆藏
就在这位公爵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命运的绊子却突如其来。一份有康熙皇帝朱批的奏折显示，在1709到1715年之间，工布查布由于犯了一个罪过而不再像以往一样得到清皇帝的待见，并且此时他的公爵职位也早已被革退。在这份奏折中工布查布卑微地将自己称作“获罪之人”，不仅愿意为国家的军队捐15匹马，更愿意为了戴罪立功，到军中效力。他的这种哀求理藩院也有意为他的求情，将情况呈报给了康熙皇帝，并借机表达了他们愿意将工布查布带去，“倘有用之处，使用可也”。然而，康熙帝回复的朱批却是：“衮布扎布不可遣往，著停止遣往”。至于这位风头正盛的公爵到底犯了什么事情，至今学界仍没有线索。幸运的是，清皇帝也并未对他有更大的惩罚，有学者认为这和他的受爵一样，也是出于稳定乌珠穆沁地区的原因，而也正因如此，仕途受挫的他有了在另一个领域大展宏图的机会。
唐卡中的乾隆皇帝，18世纪中叶
大概是在1724年左右，不晚于1725年4月，工布查布“自幼承圣祖仁皇帝鞠育之恩，以为仪宾，因其通西土之语”，被任命为了“西番学总理”，兼管翻译，也就是当时北京藏文学堂的总指教官。学界认为他最早的藏文著作是《蒙藏文词典》，具体时间不详，但可以确定是在康熙晚期。自此，也即1725—1743期间，他开始了多语种创作的高潮。除此之外，他还与素未谋面的许多藏地名士保持着很好的书信友谊。
工布查布的许多作品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在这些作品中《大唐西域记》（《ཆེན་པོ་ཐང་གུར་དུས་ཀྱི་རྒྱ་གར་ཞིང་གི་བཀོད་པའི་དཀར་ཆག》）的藏译本又是饱受关注的一部作品。1989年，已故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从日本大谷大学取得了10卷本工布查布《大唐西域记》藏译本的复印件，在此之前学界“一直未见到史书本身”。工布查布作为一名蒙古人，他的翻译中经常地体现着特殊的“翻译腔”，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词以蒙古语的习惯译成“前后左右”便是最直观的体现。他的《大唐西域记》一经刊印受到了当时不懂汉语的藏地学界的广泛关注，使得不少之后的藏地知识分子的经典作品中引用了他的内容和思想。然而，令人惋惜的是，除去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文献本身的学术价值之外，这部作品的翻译水准在如今的学者们看来却并不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作品，这一点似乎工布查布自己也有过透露，他在序中说这部译作是“总摄其要义而译之”。
唐玄奘
不同于《大唐西域记》，工布查布著于1736年的《汉地佛教源流》却得到了学界很大的重视，作为专著性作品，应该说这是当时用藏语介绍汉地思想文化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首先，这部作品大量参考了《史记》《汉书》《众经目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等许多十足重要的汉文史料，这为这些史料在藏语世界的宣传得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次，这部作品同样被藏地历史和思想家引用，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松巴益西班觉（སུམ་པ་ཡེ་ཤེས་དཔལ་འབྱོར）的《松巴教法史》和土观·洛桑曲吉尼玛（ཐུའུ་བཀྭན་བློ་བཟང་ཆོས་ཀྱི་ཉི་མ）的《一切宗派渊源教理善说晶鉴》，更有噶妥·仁增次旺诺布，这位工布查布从未会面的“笔友”在信件中围绕这部作品提出了13个尖锐的问题，总之引发了一场汉藏文化思想之间的深度对话。
不仅如此，《汉地佛教源流》既体现了工布查布史料搜集和整理的能力，更让他的翻译和哲学功底得到了完美体现：他不仅将每个汉藏词汇一一对勘得极为精到，在部分重难点处不吝笔墨做出自己的注释。这一作品在不同时期有过许多版本，其中1736年后不久由显亲王府校勘的北京版似乎是最早的版本，这位显亲王衍潢1741年开始学藏文，与工布查布保持着深厚的交往。此后又“相继出现了德格版和布达拉宫版、抄（校）本等不同版本”。
北京版《汉地佛教源流》
（来自《工布查布与<中原地区佛教源流记>版本研究》）
另一位与工布查布保持了密切学术交往的是著名的清朝国师章嘉·若贝多吉（ལྕང་སྐྱ་རོལ་པའི་རྡོ་རྗེ）。也许真是奇妙的缘分使然，1724年，刚好在工布查布任命“西番学总理”时，这位将在清朝文化史上留下巨大功绩的章嘉·若贝多吉恰好来到了北京，那年章嘉才8岁。1731年时候，两人就已经有了合作，到了1741年，章嘉开始主持一项巨大的工程——《丹珠尔》的蒙古语翻译。在此之前，他认为首先需要进行专业词汇的厘定工作，于是他找到工布查布等人，在1741年6月到1742年11月期间完成了蒙藏对照本《正字学智者源》。
章嘉似乎极为认可工布查布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不仅在自己的作品引用了他的作品，更专门为其写诗以作勉励。1749年，工布查布完成了如今资料显示的最后一项学术贡献——《甘珠尔》的蒙古语翻译。虽然有人认为他最终活了60岁，但截至目前，人们仍然无法斩钉截铁地确定这位辗转于多个语言之间的学者最终到底衰老成了什么模样。他的一生似乎称不上精彩，没有辉煌的仕途，没有才子佳人的故事——当然有文献缺失的原因——总之他的大体形象只是出奇得勤奋，出奇得博学。
章嘉若必多吉，18世纪
私人藏品
即使如此，与工布查布同为内蒙人的当代著名学者乌云毕力格教授，在分析其蒙古文代表作《恒河之流》时，为我们揭示了这位学者鲜活的一面，他说：“他把蒙古皇统比作源源不断的恒河之流，呼唤清朝统治下蒙古人的民族自豪感。滚布扎卜的史学思想甚至他的史书体例都与他的遭遇和民族思想有密切关联”。
藏地艺术中的蒙古元素
参考文献：
王尧：《<大唐西域记>》藏译本及译者工布查布
乌云毕力格：《关于清代著名蒙古文人乌珠穆沁公滚布扎卜的几点新史料》
先巴：《清代番学总管工布查布学术背景及其学术交往》
先巴：《工布查布与<中原地区佛教源流记>版本研究》
李顺庆：《工布查布与清代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次仁顿珠：《<大唐西域记>工布查布藏译本疑点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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