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CBRE华北区董事总经理:第二张财报的「明账」和「暗账」

文摘   2024-09-11 10:30   湖南  

作者 | 曹蓓

编辑 | 张轶骁
大概在2年前,2022年下半年的时候,刘焕丽参加了一个金融界的论坛。在商业楼宇的分论坛上,作为全球商业地产咨询及投资公司世邦魏理仕(下称“CBRE”)代表,她的发言主题是“ESG”。

那场论坛刘焕丽记得很清楚,在场的人对这个话题反应很热烈。虽然从2017年以后大家都在提绿色双碳,但2020年以后,中国开始加快推进ESG进程,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

随后,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基本形成。

2024年5月1日,中国正式实施A股首个统一的ESG报告披露标准,并强制400多家中国企业披露ESG报告。

这是个里程碑式的节点。

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以及公司治理(Governance),这套不同于以往的理念和评价体系,20年前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提出,尽管在中国只发展了短短几年,却迅速被各个主体接受和实践。

ESG报告被称为上市公司的“第二份财报”,这份“财报”的背后,事实上包含了两笔账单,一笔是看得见的投入和回报,另一笔是隐形的获益,来自政府、投资者、合作伙伴和大众。

“ESG是个很大的概念,在国外发展了很长时间,一开始可能是一个点,然后方方面面通过二十年不断的完善和丰满,才真正普及。”在北美和欧洲,CBRE对绿色和可持续性的关注都比较早,他们在中国的ESG实践,是从十年前的绿色楼宇开始的。

“很多人认为,ESG其实就是要牺牲人的舒适程度去达到减排。”她说,直到现在这样的刻板观念和误解仍然存在。

但随着ESG这个概念的越来越普及,前来咨询ESG的企业和覆盖的行业越来越多。“中国市场的优点是学习能力很快,执行力度强,未来的5年,大家从清楚了解到把ESG理念贯彻下去做到一些国际成熟地区的标准,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ESG的账怎么算?
2021年5月,北京东长安街上的贵宾楼饭店,历时近三年的大修,重新开张试营业。

这座由首旅集团和香港霍英东投资有限公司合资建造的五星级饭店,是长安街沿线独具特色的建筑之一。

“当时它已经经历了近30年的运营,方方面面都到了需要改造的阶段。”刘焕丽回忆。

作为专业的房地产咨询机构,CBRE最早做ESG业务的客户就是商业楼宇的开发商。如果是新楼,那可以在前期就参与,从设计端、材料等方面介入,保证所有的规格都符合绿色环保标准的同时,成本优化更大。但像贵宾楼这样的旧楼改造,就更复杂些。他们做了模块化的管理,着重强调在设计规划阶段,把运营阶段的问题一并考虑;通过搭建数字化的运营管理平台,提升运营能力,达到节能的目的。这样一来,运营效率有很大的提升。

北京贵宾楼饭店
这个成本是怎么下降的?

她举了个简单的例子,一些传统的楼宇没有足够的监控,比如100个清洁工人每层每小时都要去扫,哪怕再干净也要去清扫,因为不确定哪里有卫生问题。在楼宇改造的时候,多加些感应器并不是一个大的成本,但100个阿姨可能只用到8个,能更针对性地去清理或者维修,问题就能解决,运营成本就会被优化。

节能减排也绝不是以牺牲人的舒适度为前提。丰富功能、取消固定座位,他们的办公室全年减少了90%的用纸量,用电量减少了20%,员工自主在办公室额外驻留的时间每天超过了一个小时。

但是对于企业和投资人来讲,这很难成为推行ESG的足够动力和理由。“从一开始到现在,最大的难度就是投入后的回报,不是简单拿财务数字能支持的。”刘焕丽坦言。

虽然从长期来看,ESG理念融入企业的发展会有诸多益处,但摆在决策者面前的第一道坎就是,账怎么算?

“一些楼宇做了ESG的改造升级和运营端的优化后,租金方面如果有提升,你很难判断是ESG直接带来的影响,还是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所以在企业端,这个可能是会让他们比较有挑战的。”

但从全球已经呈现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回报”实际上是有章可循的,甚至可以说是看得见的。

“全球有很多绿色认证的机构,这些机构把项目资产评分之后,会把项目得分情况披露给投资者。所以ESG表现好的资产,在溢价空间上面就会高于普通的企业,无论是对于租金价格、项目融资估价,还是在市场成交的售价。从我们观测的指数来看,会有超过15%的溢价空间。”刘焕丽说。

也有一些楼宇进行绿色升级后,为投资人提供了好的论证,使他们给大厦投资变得更有依据。“这其实是一个双方互惠互利的结果。”

绿绿
商业楼宇,只是ESG范畴的一小部分。一座建筑是否是绿色建筑,是否有绿色认证,在整个ESG体系当中,是沧海一粟。

CBRE这几年的实践来看,中国早期关注ESG的企业中大多是开发商,因为要给客户、投资人提供绿色认证,保证他们的资产是一个优质升值资产。但是近几年,前来咨询的企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非开发商的客户变得越来越多,关注ESG的企业所覆盖的行业也越来越广。

一方面是监管对上市公司披露的要求,另一方面,更多的企业开始把ESG融入到企业战略中去。比如能源类的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他们这方面的关注度非常高,也很早。她说,一旦将ESG理念融入到企业战略当中,它铺的面就会很广,不止是物理空间要求有绿色认证,而是在方方面面都覆盖开来。

她同时表示,ESG推行的更大空间是在供电油田、仓储物流以及方方面面的基础设施等等领域。但到目前为止,中国这些行业在ESG方面还并不是非常普及,未来发展潜力较大。

可以看到的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一系列标准以及配套的政策和措施加速发布推行。

一方面,从节能减排到双碳目标,高层设定了明确的时间节点。明年开始,监管会密切关注数据收集,检验政策效果;另一方面,针对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会有一些政策上的补贴措施,符合标准的企业,还可以享受绿色金融的支持。

但跟国际上其他国家一样,乱象也相伴而生。
1992年,绿色和平组织发布了绿色和平绿洗指南,以讽刺和诙谐的手法介绍了企业的各种漂绿手段。
“ESG和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风险是漂绿,也就是企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声明自己在践行绿色理念。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国际首席顾问、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高级研究员魏仲加此前在公开场合称。
也有一些证据是通过各种违规手段披上的绿色外衣,以此吸引客户和投资者,或者争取政策上的优惠或扶持,申请补贴、拿到一些预算。
市场上漂绿的方式有很多,买一些绿色指标,或者花十几万,甚至几万块钱请第三方去做一个ESG报告。但是报告背后是什么数据真不真实?供应商是不是绿色供应商写一个好的故事拿到钱之后,钱又流向哪里没人追究。

“好像谁都在管,又谁都没在管”

据Wind数据,A股5000多家上市公司中,超过2000家披露了2023年度ESG报告,披露率超39%。此前2022—2023年,A股披露年度ESG报告的公司分别为1473家、1847家,披露率分别为31.36%、36.37%。
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ESG意识不断增强,但问题也很明显。
这些报告的背后,对于如何真实呈现企业在做什么,怎么做,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评价机制和监管环境。

她讲了在实践中最直观的感受,“好像谁都在管,又谁都没在管。”

此前很多部门和机构邀请CBRE团队去做ESG的宣讲和推广,但到了落地的阶段,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温度差异”。“比如在和一些企业对接过程中,不一定是让它花钱,只是帮它去梳理一些东西,去给它一些专业的建议,到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落地意愿就没有那么强。”

“ESG绝对不是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它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政策需要落地,需要监管指定专业的人和机构去实施、管理。”刘焕丽打了个形象的比方,“珍珠都有了,没有一条线能把它去穿起来,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来讲最大的困难点。”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刘焕丽认为,有几点很重要。“首先是信息披露规范,其次是供应商管理得非常好,一定要是绿色的供应商,否则这个项目是不成立的。”同时,专业的评级机构非常重要,他们把大量的数据都收集起来,以此为基础做出各种分析,可以不断优化 ESG相关的推进过程。

她以全球房地产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GRESB为例,“就像考试一样,输进去企业名称后,所有的信息、评分都在里面。这些评分的背后,是庞大规模的投资人。做到这个程度之后,就可以给一些资产做背书,可能投资人就愿意投。”目前,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去针对中国企业制定一些评级标准。“这一板块相对较散,评级机构是鱼龙混杂的。”

但是她强调,中国政府从上到下对ESG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也有这个决心把它执行下去。未来的5年,完全可能做到一些国际成熟地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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