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回到伊通，刘莹静坐下来，研究从北京带回来的材料，她仔细阅读王实味在延安受批判的文章。
最能读懂王实味的文章的是刘莹。
刘莹知道，王实味除了工作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他是一个单色调的人。出于身体长期患病，本来就孤僻的性格就变得更郁郁寡欢，有点儿神经质。他做事过分认真又太自信，说话不留情面又很尖刻。王实味的文章难免偏激，与周围的同志难免矛盾丛生。
1981年，刘莹随儿子一家迁居湖北十堰，离开了寒冷的北国。此时，王实味老家河南潢川的亲人也与她取得了联系。亲人们从此不断地给有关部门和同志写信、递送申诉材料。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从八十年代初，当年参加并领导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李维汉开始写回忆录。他与人谈到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他说：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因为王实味定为托派分子，根据究竟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同时，李维汉向中央组织部建议对王实味案重新审查。
很快，在李维汉的安排下，有关人员访问了当年直接处理王实味问题的重要人物、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李言,李言说,揭发王实味托派言论主要是在中央研究院的座谈会上，康生也没有告诉过他更多的材料，他看过王实味的档案，里面有王实味自己交代与托派关系的材料，如此而已。
同年，李维汉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中的最后一节“一个悬案”中正式提出王实味案复查问题，但此文在 1984 年收入《回忆及研究》及《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时都被删去。
一个悬案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和我离开中央研究院整风领导以后出现的“反党五人集团”问题。最近王实味的爱人刘莹同志写信给我,要求重新审查王实味问题。
据悉，王里同志也向中组部和中纪委提出申诉，中组部也在重新审查潘芳、宗铮问题。这是一个悬案，我相信中组部最后会做出正确结论来的。我是当事人之一，为了向党和同志负责，有责任提出意见。
我已向中组部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问题，现在看来，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案，有待重新审查。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
1981 年7月，延安中央研究院创建四十周年。在京的原中央研究院部分人员开了个座谈会，会上有几人提出，应该对王实味问题进行复查。李维汉表示，他会负责协助中央组织部把这一问题搞清楚的。
中组部根据刘莹等王亲属的申诉及李维汉的建议，对王实味案立案审查。但是，当时中组部没有关于王的档案,只有1942年10月凯丰签署、毛泽东亲批的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文中没有提及王实味托派分子的根据。要否定，没有否定的事实依据；要肯定，也没有充分肯定的依据，中组部觉得左右为难。
1980 年 11 月，台湾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了王凡西在英国出版的《双山回忆录》中文版。中组部干审局的同志在此书中看到这样的句子：
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
这竟成了王案不能平反的铁证,中组部干审局表示,对王实味案的平反无能为力了。
虽然王实味案平反遥遥无期,但在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1982 年 2月初，中组部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这个决定避讳了王实味的问题，但是，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既被否定，王实味与“五人反党集团”的关系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1984年8月，李维汉逝世，他临终前将王实味案的平反问题嘱托给当年与王实味一起工作过的温济泽。同年,曾帮助李维汉整理回忆录的宋金寿在《党史通讯》上发表《关于王实味问题》的长文，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反响。宋文重新提出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