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MIT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A·罗宾逊。
三位学者认为，包容性的社会制度带来国家的繁荣。
世界上的国家为什么有的贫穷，有的富裕？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像美国和西欧国家一样发达？
人们提出了各种假说来解释这个现象。
比如地理假说，宣称地理、气候和生态差异是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终极决定因素。
文化假说认为是由于特定的共同经历、宗教教义、家庭纽带的强度或不成文的社会规范影响不同地区的经济表现。比如有的文化崇尚和鼓励投资、勤奋工作和积极采用新技术。
而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认为制度是造成各地繁荣程度不同的根本原因。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从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中梳理一下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的过程，然后，大家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农业文明的巅峰，应该是中国的清朝。
清朝的国土疆域奠定了我国现在国土界限的基础。
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了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东北起于黑河，西南到腾冲。
这一条线正好与400毫米降水线重合，决定了我国人口与经济分布。
东侧分布着我国96%的人口，西侧只分布着4%的人口。发展至目前，西侧的人口也只增加了将近3%，为6.9%。
400毫米降水线，区分了农业文明中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
以东降水量充足，可以种植各种农作物；以西则只能长草和放牧。
养活一个农耕文明的家庭，5亩地就可以了；养活一个游牧家庭，却需要5000亩地。
目前我们周边农业区，一般人均一亩地，而以前到内蒙出差，他们说起内蒙人民一个家庭可以有几千亩地，当时我们开玩笑说，是不是在家里顺着往地下挖，就可以挖到煤
所以，农耕与游牧的生产效率对比是1000倍。
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都发源于河流。比如，埃及发源于尼罗河，古巴比伦在两河流域，古印度在恒河，而我们号称炎黄子孙，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
这些都是地理因素的影响，繁荣的农业文明不能诞生在寸草不生的荒漠。
但是大清朝突破了地理的限制。
清朝以骑射起家，入关时自带疆土并入中原，并全盘照搬了明朝的国家治理制度，融入农耕文明。
同时，清朝通过与蒙古游牧民族强化和亲，联姻携手共治天下，实现了两种农业文明的融合。
另外，清朝在东北、外蒙、新疆设立将军辖区，实行因俗而治；在西藏、青海等地区设立办事大臣管理辽阔的藏区；在云贵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即废除土司制度，改派流官进行管理；并在台湾建省。
高峰时期，清朝国土面积达到1316万平方公里。
四大文明古国只有大清朝达到了农业文明的巅峰，这确实是治理制度决定的。
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写了一本《丝绸之路》，描述了过去的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不管世界打成一锅粥，远远地待在世界的东方，不断向全世界卖东西，丝绸、瓷器、茶叶，最高潮的时候，全世界的大部分白银都流向了中国。
中国在清朝统治下达到农业文明的高峰，西方却在发生工业革命。
17世纪，牛顿等科学家提出的热力学定律、气压升降原理等，在一定程度上为技术革命准备了条件。
1765年，英国纺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织机，带来了纺织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1770年，历尽艰难困苦的哈格里夫斯获得了“珍妮”纺织机的专利。
1776年，英国发明家詹姆斯·瓦特改良了蒸汽机，随后，瓦特先后获得了罗巴克和博尔顿等企业家的资金支持，得以不断改良蒸汽机，并促使蒸汽机得到广泛使用。
机械和动力的发明又带动了钢铁、煤炭的使用和冶金技术的发展。
英国作为最早实施的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开始对产权等进行保护，兴起的资产所有者又具有了一定的资本金，这激发了企业追求生产效率和利润，带动了技术创新。
由此，产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1620年，“五月花”号搭载了102名清教徒来到了美洲，由此开创了“美国四百年”。
美国的历史是一系列发明和风险投资的历史。
“五月花”号本身就源于一场风险投资，核心成员是一群流亡在荷兰的英国分离派，他们在荷兰呆得太舒服了，就琢磨着去新大陆，于是找到伦墩弗吉尼亚公司，以风险投资的形式募集了1200英磅。
随后，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美洲。
1831年，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并发明了发电机。
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制成了发电机。
1876年，德国工程师尼古拉斯·奥托设计制造了第一台四冲程内燃机。
1879年，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使用碳化纤维作为灯芯，成功制作出了白炽灯。
随着电的发现及电器的发明及使用，欧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而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又兴起了涉及多领域的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
以上是西方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的简要过程。
那么，假设一个农业国家，在外围已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要过渡到工业国家，会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过去的中国完成的恰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而中国又是同时期完成这个过程成绩最好的国家，所以，我们以中国为例，看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从废墟中起步，全国一年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人均300克，工厂只造一点桌椅板凳、水壶脸盆，中国还属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
试想，要实现工业生产就需要机器。
要机器就需要向其他国家买。
要买就需要钱，且还要其他国家愿意卖给你。
而大多数农业国家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可能既没有钱，又没有其他国家愿意卖。
这是要解决的第一个大困难。
建国初期，我们与苏联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直到赢得朝鲜战争的胜利，苏联才正式确定对我们提供156个援建项目。
苏联以1%的利率向我们提供13美元贷款，主要以机器和设备的形式提供，我们则可以稀有矿产和丝绸、茶叶等物资进行偿还，也可以选择分十年以现金方式结清。
一般，工业化有两条路径，其一是从轻工业着手，其二是先重工后轻工。
轻工业主要生产生活用品，投资省见效快，可以快速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
但是没有基础重工业的支撑，后期难以实现产业升级，走到后面就是死路。
所以，我们选择了更艰难的第二条路，即先重工后轻工。
苏联援建的项目包括煤炭、电力、机械加工、冶金、能源、航空、船舶、兵器，以及部分轻工业、医药等，以重工业为主。
苏联提供图纸、设备、技术和专家指导，我们负责提供场地和进行承接。
援建期间，苏联向我们转移了8985项科学技术，超过万名苏联专家曾对我国进行访问和援助。
前面说到，苏联的援助本身就涉及13亿美元的投入，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配套天文数字的资金。
为了筹集第一桶金，我们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通过土地革命、城市公私合营等方式废除原有的利益阶层，为工业化筹集资金。
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不仅需要长时间持续的高投入，且国民还无法直接分享工业化成果。
这种选择，使得我们后面过苦日子、搞计划经济成为了必然。
因为物资严重不足，我们还恨不得把能省下来的每粒粮食、每颗水果都拿去投入搞工业，这时候如果搞市场经济，我们就会面临无法调和的供需矛盾，很可能像很多亚非拉国家一样，最终还是走入死路。
后来的结果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通过第一阶段打下的基础，我们发展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可以不断实现产业升级。
按联合国的标准，全球所有工业总共可以分为41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而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门类的国家。
哪怕是美国，因长期开展制造业转移，其门类完整度也只有94%左右。
这是我们工业化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应可以从改革开放算起，这期间我们主要干了两件事。
一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至市场经济，以激活民间的潜力。
二是拼命引进外资以完善我们的工业体系。
我们可能有印象，那时候的教科书里经常提到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等企业形式，“三来一补”（ “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等贸易形势，外资企业有多种税收优惠，外商很受礼遇。
我们在《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中曾提到，1994年汇改中，国家对人民币一次性贬值33%，全国统一实行8.7元人民币兑1美元，以支持出口贸易。
2001年12月，我们又正式加入了WTO。
此后，我们迎来了进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2006年高峰期，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到GDP的71%。
第三阶段应可以从2008年金融危机算起。
我们通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现了出口额的大幅增长，赚取了大量的外汇。
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回头建设自己的家园和培育国内消费市场了。
恰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也面临加入世贸组织后最为严重的经济下滑，出口和GDP增速都出现断崖式下跌。为了应对危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措施，加速基础设施建设，被广泛地称为“四万亿” 救市计划。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加强建设投资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第二、三阶段是交叉重合进行的。
1998年7月，国务院颁发23号文，终止了持续半年世纪的福利分房制度，实行住房货币化。
同年，央行启动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用2成首付，甚至零首付帮助居民购房。
2001年一季度，北京房价开始大幅上涨，一个季度的幅度就达到97.3%，年初北京的房价才2000多元一平，年末已经接近5000元了。
由此拉开了我国通过“土地财政”拼命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序幕。
政府通过发展房地产获得卖地和税收收入，以此作为基建项目的启动资金，再加上银行贷款等配套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建，大量的货币进入流通，由此培育出巨大的消费市场，促进国内产业繁荣的同时，培育出大型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前面阶段，我们通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出口以每年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速度不断增长，使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保持在65%以上。
后面阶段，我们通过房地产市场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并培育出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进出口贸易总额比GDP的比重又呈下降趋势。
2022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降到38%，其中货物贸易占32%，服务贸易占6%，国内市场消费占到了大头。
2023年中国的GDP总量达到126.06万亿，折合17.77万亿美元，折算后相当于美国的65%，人均GDP1.26万美元，如果保持5%的年增长，至2025年我们应可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上限1.4万美元。
同时有人计算，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万美元仅相当于约38,200元人民币，即1:3.82，如此算来，则中国的GDP可相当于美国的120%。
可见，我们的工业化过程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由第一阶段的先重工后轻工打基础，到第二阶段转向市场经济，努力引进外资，发展出口贸易，再到第三阶段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国内市场，每一步都选择了正确的路径。
不过过程中也受到置疑，比如说我们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将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等等。
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宣布要正式对中国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同日，中国商务部回应将对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
随后，美国不断提出关税制裁，中国不断进行反制。双方的贸易摩擦一直延续到疫情爆发。
2022年，美国启动美元加息。
美联储自2022年3月开始，年度内7次加息合计425个基点；2023年度又合计加息100个基点，使得联邦基金利率区间高达5.25%-5.5%。
暴力加息使得中国资产价格持续下跌，我们呈现紧缩状态。
今年以来，特朗普一直声称如果他当选，他计划将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60%的关税，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征收10%的关税。
2023年底，欧盟开始对中国电动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并在2024年7月引入了临时关税。10月初，欧盟成员国代表投票通过了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终裁草案，拟对原产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最终反补贴税。
世界呈现逆全球化趋势。
我们似乎进入了第四阶段。
那么第四阶段我们会赢吗？
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家靠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获利。
其实这里，我们可以将“资本家”换成企业，不是说榨取，而是企业需要盈利，那么发给工人的工资，就是永远不够买完市场上所有的商品的。
同时，企业需要留存一部分利润进行扩大再生产，工人也需要储蓄以积累财富。
因此，用于购买商品的货币就更少了，而扩大规模提供更多的商品是企业的天性。
买商品的货币越来越少，而供应的商品越来越多。
所以，市场经济的归宿就是通缩。
针对这种情况，凯恩斯提出，政府应进行干预，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来扩大开支，刺激消费，提升有效需求。
所以，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都是一个不断放水的过程。
10月12日，财政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一揽子财政增量政策，并表示中央财政还有较大举债和赤字提升空间。
目前，美国的负债率为127%，日本的负债率超过211%，欧元区平均负债率为88%，对比起来，我们确实还有较大空间来应对通缩问题。
不过，货币政策只能延缓通缩，最终需要通过科技突破带来生产力的爆发性提升。
那么，在科技突破方面我们是否有竞争力？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早在2013年，丰田就在东京高速路段展示了驾驶辅助系统AHDA，引起华尔街做空特斯拉。2016年，丰田从Google挖来计算机大神库夫纳，组建团队开发车用操作系统，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症结原因在于，日本在互联网浪潮中并未诞生优秀的互联网软件企业，从而缺乏人才和产业的积累。
2020年9月，特斯拉举办电池日，发布4680电池，电池的主要研发目标是降成本，马斯克开诚布公的说要让“每kWh成本降低56%”。
但四年后，特斯拉发现，马斯克当年立下的目标，东亚的中国人民都帮他解决了。
动力电池成本出现断崖式下降，宁德时代向车企的推广价格已极其接近特斯拉的成本目标。
特斯拉的目标则变成了“成本与供应商持平”。
而马斯克构想的将电动车新车型打到25000美元价位，中国同行们一年能做出100款，且有的中国车企一年能迭代两次。
特斯拉似乎没有必要研发了。
近期陪朋友看车，确实市面上15万元价位的新能源车选择面很宽，又好又便宜。
曾毓群曾在一个国外采访视频中说，中国有大量电化学专业人才的积累，而美国和德国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倾向于高端产业，缺乏电化学人才，因此，在电池领域我们能够应对美国和德国的竞争。
一开始的路径选择，加上不断的产业发展和升级，我们不缺乏任何产业和人才的积累，只是需要假以时日，逐个突破。
我们再看智能驾驶的研发情况。
特斯拉是电动车和自动驾驶的先行者，但是早期的激光雷达很贵，2016年一枚64线激光雷达售价高达8万美元，因此，特斯拉放弃了激光雷达，而采用“视觉方案”。
而中国厂家，在2023年已经将激光雷达报价打到了3000元人民币，所有中国智驾厂商都采用“激光雷达方案”。
目前，华为和比亚迪进一步提出，要把96线激光雷达价格打到1000元人民币左右（华为说100-200美元，比亚迪则说900元人民币）。
只能说降成本的能力真的是很逆天。
得力于硬件成本的革命性下降，华为第一个推出了具备实用价值的智驾系统，实现有路就能开，99%的路段都能开。
中国的其他厂商也相差不远。
在自动驾驶方面，我们且不论中美双方技术的优劣，但以我们人类司机为例，因视觉的限制，多雾等能见度较低的环境中，总是事故高发期。特斯拉FSD以往出现的事故也都是此类场景。
相较而言，激光雷达是一个更安全的方案。
有网友分享的智驾视频，华为智驾安全而惊险的通过的事故现场，很多人类司机则没有避过，后续发生了20连撞。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不但能让我们在产品制造中胜出，由此上升，还可以为科技突破提供助力。
是不是很强大？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
今年10月17日，总书记在安徽合肥滨湖科学城视察交流时又提出：科技要打头阵。
国家已确定了科技突破的发展主线。
不过，科技需要股权和风险投资的强化投入，同时，需要畅通二级市场形成出口，打通投资循环。
而9月24日以来，国家出台政策组合拳提振资本市场。
基于这些背景，你是否看好我们科技突破的前景呢？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分三步走, 即，第一步，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第二步，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将第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具体化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2021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建国一百年（2049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然后继续奋斗1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035年的远景目标的实现路径又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到2025年跨过中等收入国家上限，第二步是到2030年GDP超越美国，第三步则是实现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乐观预计，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
这一连续目标的中心从不曾改变，构成一个总目标，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制度还是文化呢？
我们不需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这一届推翻上一届的政策方针，下一届又推翻这一届的政策方针，或者两个候选人就政策方针来回辩论。反正就是一心奔着早已确定的远景目标，奔着民族复兴。
那么效率也必然更高。
这是制度优势还是文化优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