迹·建筑事务所（TAO）新作，怒江大峡谷先锋书店。©奥观建筑视觉 AOGVISION
自2008年涉足乡建领域以来，华黎最大的感悟是“适应”与“转化”。前者指向因地性，后者反映因时性，两者恰好构成了空间和时间的动态关系，而这也成为华黎进行乡建实践的恒定标准。从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到武夷山竹筏育制场，从先锋厦地水田书店到怒江大峡谷先锋书店，这里的“恒定”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而是要在“适应”和“转化”的环境变化轨迹中创造直指人心的美好事物。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华黎极力摆脱“宏大叙事”，而是从个体的、微观的角度出发，洞见设计的本质。因为乡村设计不应“为建造而建造”，服务于人，始终是设计最根本的目的。
从怒江大峡谷先锋书店的一角向远处眺望。©奥观建筑视觉 AOG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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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我们关注到，人们常常把经过改造的乡村称作城市人的“后花园”，从而联想到乡建的“主体性”之争。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乡村到底为谁而建？
华黎：
这个问题很难笼统回答，因为乡村之间存在差异性。在我看来，乡建的“主体性”大致分为两种情况：对于呈现“空心化”现象的乡村而言，新建筑的主体往往是城市人群，比如我们2019年建造的项目先锋厦地水田书店就坐落在这样一个空心村中，它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游客、投资人及运营方。当然，大量乡建项目的所在村落仍有村民驻守，新的建筑空间就应兼顾村民和城市人两个群体，我们早期的作品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就是一个著例。因此，我认为乡村建设不存在所谓的“主体性”之争，而应让它成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桥梁，推动城乡的融合发展。
先锋厦地水田书店，书店全景。©陈颢
Q：
你曾说：乡村设计不应“为建造而建造”。除了建筑学意义上的在地性外，你是否也会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乡建议题？
华黎：
人类学和社会学是建筑师介入乡建不可回避的学科。建筑师作为“外来者”，需要在项目前期花大量时间去调研，充分了解当地的文化风俗、建造传统、材料资源和生产方式。唯有如此，才能在设计中体现在地性。比如我们在针对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的建造方案的前期调研中，发现由于造纸业在当地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产业结构，所以博物馆的设计必须考虑到与家族传承和宗族文化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之后，当地人也深度参与项目的建设、使用和运营等各个环节。比如在建设阶段，当地村民采用了一种基于互助的传统乡村社会组织方式，由包工头去召集匠人。在材料方面，我们尽可能利用当地的资源。值得一提的是，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的馆长也由本地村民担任，积极投身到乡村造纸培训和对外文化交流等活动中。
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北立面。©舒赫
当然，关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议题始终是动态发展的，我们当下所认知的传统价值和文化观念也会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以我们的另一个作品武夷山竹筏育制场为例，这个项目在正式落地后为当地村落带来了生产制造模式的转化——从分散的手工作坊模式转向工业化集中生产，继而导致从业人员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而近期我再回去考察时发现，村民已基本抛弃传统竹筏制造技艺，改成从外地采购玻璃钢，再运到武夷山进行竹筏绑扎。如果当下重新被委任这个项目，我想我的思考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建筑师在参与乡建时，也要经常跳出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
上图：武夷山竹筏育制场，大车间西立面局部。© 苏圣亮
下图：武夷山竹筏育制场，大车间室内。© 苏圣亮
Q：
多年的乡建实践给你带来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华黎：
我最大的感悟就是“适应”和“转化”。“适应”指建筑师的设计要因地制宜，无论是技术运用还是材料选择，都要适应与融入当地的文化环境；“转化”意味着建筑师要以动态视角来回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适应”反映的是因地性，“转化”反映的是因时性，两者恰好构成了空间和时间的动态关系。
Q：
据你观察，中国的乡建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哪些差距？是否有一些现成的模式或经验可供我们“拿来”？中国乡村的危机是什么？
华黎：
在我看来，生长在历史里的中国乡村是一个成熟、完整的闭合系统，与西方不存在差距，只能说有文化上的差别。但在步入近现代之后，中国的乡村确实产生了很多问题，由儒家文化支撑的农业文明价值观被打破，失衡的城乡发展结构又加剧了乡村的凋敝，其危机具体表现为：文化的断裂和没落，审美的衰退和混乱，以及技术的落后。
在我有限的观察中，美国有农业而无农村，农民只是整个国家产业体系的一种职业；欧洲或许也遇到与中国乡村类似的“空心化”问题，但他们的基础设施完备，工业化资源也更为普及。所以，我们很难“拿来”欧美经验，或是采用一种简单的、标准化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复杂的乡村问题。
先锋厦地水田书店全景及二层阅读区。@陈颢
Q：
你认为当下乡村建设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在乡建过程中，我们应规避哪些误区？
华黎：
目前，乡村尚未建立新的稳定生态，其文化和审美都呈现出一种碎片化或混沌感。我们在项目中经常看到不同时期的屋舍胡乱“拼凑”在一起，建筑风貌变得多样而奇异。所以，我认为乡村建设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乡村生态，并在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孕育出新的乡村文化。
至于要规避的误区，我认为：一方面要避免毫无创造力地复刻过去；另一方面也要规避纯粹为了商业目的或片面追求网红效应，而缺乏对文化传承性和地域性的回应。在我看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误区恰恰反映了两种极端。
村中村，街景与巷道空间。©陈颢
Q：
你的乡建项目涉及书店、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空间，这让人联想到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提到的“文字下乡”。当代的“建筑下乡”将对乡村产生怎样的影响？
华黎：
这个问题与我们刚才谈论的乡村系统具有关联性，乡村到底是一个封闭的、固化的系统，还是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系统？费先生所说的“文字下乡”，指的是在一个闭合的乡土社会里，村民实际上不需要文字。他批驳了城里人因乡下人“不识字”而滋生的居高临下的偏见，同时强调，只有在乡土社会的基层发生变化时，文字下乡才有意义。建筑作为当下的“文化下乡”现象，发生在乡村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化到流动的转化阶段。我认为，在城乡文明融合的过程中，无论什么形式的“文化下乡”都具有意义。当然，建筑不同于文字，它不是纯粹的抽象认知，而是一种感性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建筑下乡更容易被感知，被接纳。
上图：先锋巍山崇正书院，书廊贯穿东西庭院。©存在建筑-建筑摄影
下图：先锋巍山崇正书院，半下沉书籍陈列区。©存在建筑-建筑摄影
Q：
你所参与的乡建项目对城市实践，尤其是城市更新或“城中村”项目起到了哪些反哺意义？
华黎：
这个问题让我联想到黄永砅与沈远最近举办的双人展“小的仍然是美好的？”。其中有一件叫《飞碗》的作品，把奥斯卡·尼迈耶设计的乌托邦建筑形式和圣保罗城内的贫民窟建设乱象结合在一起，凸显了矛盾感和冲突感，十分发人深省。相较于“自上而下”规划的城市建设而言，乡村建设更带有“自下而上”的特征，前者是抽象的宏大叙事，后者具有反乌托邦色彩。所以，乡村建设给城市实践提供了全新的设计视角，让建筑师意识到城市建设也需要思考如何回到微观，回归个体。我们在深圳南头古城完成的城市更新项目“村中村”和最近打造的深圳红树林博物馆都折射出这样的思考。
黄永砅与沈远最近举办的双人展“小的仍然是美好的？”展览现场以及作品《飞碗》。
康德曾说：“人是目的本身，即任何时候要把人当成目的，而不仅仅作为手段。”这句话，恰好概括了乡建实践带给城市的反哺价值。
深圳红树林湿地博物馆主体建筑。©迹·建筑事务所（TAO）
Q：
“标靶时代的乡村”似乎也遇到了城市建设中的视觉同质化等问题，你认为是否应该为今后的乡建制定专门的标准？
华黎：
无论是视觉同质化，还是复制传统做假古董，其根源都在于网络文化。它追求的是一种快速的、浅表的感官情绪，又因为关注而被消费、被格式化，而自媒体时代的快速传播加剧了这种同质化。“标靶”是当下一个普遍却又难以避免的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文明发展的必经之路。至于是否要为乡建制定标准，我觉得既不应该，也不可能。任何规则条文如果忽略了“在地性”，就很容易造成“一刀切”，从而扼杀真正的需求。倘若一定要为乡村建设制定标准，它也应该是一事一议，或一地一议的。同时，这个标准也不应由某一方说了算，而是集结原住民、投资者、运营方、新移民和相关职能部门，通过共商共议的方式来制定。
保山新寨咖啡庄园。©陈颢
Q：
“剧透”一下你目前正在进行或计划参与的乡村建设项目？
华黎：
除了在9月下旬启幕的先锋怒江大峡谷书店外，我们正在进行新寨咖啡庄园二期的建设，拟增加酒店客房、餐厅以及园内的公共景观，以丰富一期尚未完善的功能，提升它的接待能力，希望为新寨带来更多的改变和可持续发展动力。在二期项目中，我们不仅会负责建筑设计，也将介入品牌的VI视觉系统、推广策划，甚至参与到酒店的后续运营中。借此机会，建筑师可以拓展自身边界，开启无限可能性之旅，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上图：保山新寨咖啡庄园，底层咖啡厅单向拱。©苏圣亮
下图：保山新寨咖啡庄园，大树庭院 ©苏圣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