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按语：今年是中国海洋大学/原山东海洋学院建校100周年，又是《浪里也风流》（平台连载）作者－侍茂崇教授90寿诞暨从事海洋教育事业65周年；海大/海院还是全体学子接触海洋并有幸成为校友的孕育之地。借此契机，校友们可以将自己创作（亦可荐文）的与海洋、海洋调查及经历有关的诗作、随笔或者回顾性文章等整理一下，由平台负责编辑、推送，以示纪念与怀念，十分期待！
海纳百川，取则行远。世纪海大，谋海济国；百年校庆，与有荣焉。一朝海大人，一生海大情，让我们共同为母校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投身海洋调查事业的启蒙老师－侍茂崇教授
我这个出生在长江边沙家浜畔的农民儿子，在那个“上山下乡”、“开门办学”的年代，竟然会光荣地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
那时的我，报考的是镇江农机学院，第二、三志愿分别是苏州师范学院和苏州农业大学，觉得这才是我这个土生土长、又有求知欲望的“乡下人”归宿。既能报答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又能实现我面对黄土地时的梦想，脚踏实地为改变牛耕镰锄的落后生产方式和农村面貌做点贡献。
也不知什么原因，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看到的录取学校却是陌生的。电话询问高中时的老师和临时设在人民公社里的招生领导小组，再问县里的招生办，几经周折，得到的回复是，这所学校之所以没有列入当年的招生院校名单中，乃是为了“保密”起见。那么，学校在哪里？又是学什么的呢？
当时，在我们那个公社，也就是现在的镇里，见过世面的、有点文化的，都说没有听到过这个学校的名字。有人指点，既然校名中有“山东”和“海洋”四字，应该就在山东省的哪个海边吧！刚刚还为我这个世代农民的儿子能上大学而高兴的父母、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顿时却在为我纠结这学校该不该上？放弃吧，太可惜；去上吧，又不免些许担心。
那年我虽已18，但还从未出过远门、坐过汽车，甚至连火车是啥样也不清楚。不过，神秘、好奇和求知的欲望，以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使我平生做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抉择，背起简单的行李，乘轮船、换汽车，再坐上北去的火车，只身从长江边的农村来到了山东半岛黄海之滨的山城青岛，自鸣勇气非凡。
但当我踏进当时亚洲唯一的这所海洋高等学府、戴上那枚白底红字的“山东海洋学院”校徽时，还没有意识到会成为海洋调查战线上的一卒。不过，从此却与青岛市的“鱼山路5号”（山东海洋学院主校门的门牌号---平台注），结下了不解之缘。
认识侍老师，记得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入学数月后的1975年底，那是个倡导“开门办学”的年代，学习海洋知识不能只在陆地上、课堂里，而是要去海上，到一望无际、深不可测的海洋中去吸取知识营养。在出海实习动员会上，经级队书记介绍，侍茂崇的名字才第一次进入我的脑海。他是我们此次海上实习的带头老师之一。
接下来的几天里，代表当时我国海洋调查水平的各种水文和气象观测仪器设备，如颠倒采水器、颠倒温度计、海面温度计、厄克曼海流计、印刷式海流计、电磁海流计、手持风速风向仪、气压表和水色计，以及手摇绞车、定位仪、秒表和使锤等，开始逐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侍老师则边示范边讲解，从仪器结构到测量原理，从操作规范到注意事项，从如何读数到记录数据，……，为我们这批刚入学不久，才略知海洋一二的水文专业七五级全体新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海洋调查课；而调查船离港前的现场操作、讲解，甚至手把手的教学，更使我们很快对这些带刻度的、有颜色的玻璃管，以及带转子的、有尾舵的铁家伙们，有了感性的认识和了解，从刚开始的陌生、生疏，逐渐变得熟悉和娴熟起来。
与此同时，对在课堂上听来的海温、盐度、海流和水色等海洋要素的抽象概念，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我和我的同学们，开始对神秘的海洋有了一种亲切感。
然后，侍老师在调查船离港前说的一席话，日后回想起来，是对我们这批新生首次出海打的“预防针”，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海洋调查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首先要克服晕船的心里障碍，又要肯吃苦耐劳，经得起风浪的考验，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海洋人”。但当时，不免还是让我们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们两个班60名新生，在青岛港码头登上我出生以来看到的最大海轮，“东方红”号调查船。据说，这艘排水量为2,500吨的白色铁壳轮船，还是我国第一艘海洋综合实习调查船。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调查船驶出胶州湾进入黄海后，径直往北航行，等我们还处在如孩提时“摇蓝”般的梦睡中时，却听到了甲板上的脚步声，轮机的轰鸣声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息。带头老师通知我们已经来到了山东威海的刘公岛，早饭后全体集合上岸，参加军训，并告知这也是实习的必修课。
记得在刘公岛足足停留了三天时间，除了政治学习、操作训练外，还几次上岛进入一片山林里，练习打靶和投掷手榴弹。
调查船是在清晨一早离开刘公岛的，等我们早晨醒来走上甲板时，眼前已是茫茫大海。上午的例行政治学习时间，带头实习的年级书记正式向我们宣布了此次出海的任务：除了海上调查实习外，还将赴黄海东经124度以东海域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以测试某个邻国对这一海域的敏感度，协助国家相关部门制定商船航线计划。
接着由侍老师具体布置海洋观测任务，按照先前的分班、分工，我主要承担水文、气象观测和化学分析（采集水样做氯度滴定，然而换算成盐度）等工作。
调查船到达预定海域后的第一周，海面上还算风平浪静，我们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开展着各项实习观测工作。
而侍老师似乎不知疲倦地几乎每班必到，不管白天、晚上，甲板上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不是在手把手教学生挂采水器，示范操纵电动绞车，就是在与学生、船员聊天、讲故事，甚至还会去厨房帮忙拣菜、包饺子。如果在甲板上找不到他，肯定会在狭窄的房间看书、写日记。
在日后的观察中发现，侍老师对书和日记几乎从不离手，只要一有空就会翻阅起来，不管是在海上还是在陆上，在出差途中还是旅馆房间里，他总是捧着书，看得津津乐道。难怪他讲起海洋来，是那么博古通今、滔滔不绝。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大约又过了一周，海面上开始泛起浪花，船只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人在甲板上已经无法站稳了，但调查工作还得继续。晕船的人还在增加，每班都有缺员的情况，尽管到后来已经是两班拼一班了，人手还是紧缺。
庆幸的是，我这只从未见过大海的“旱鸭子”，也许脑子反应迟顿的缘故，对船只摇摆似乎没有太大的感觉。于是与几位同样没有明显晕船征兆的同学，还有带头老师一起，肩负起了继续观测的重任，侍老师就成了我们的帮手。
频繁的值班观测，也炼就我创下了以“分”计时悬挂和御下一只颠倒采水器，以及以“秒”计时读报一只颠倒温度表的记录。这要归功于侍老师的“密授”，以及反复多次的实践。
那时，北方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海上波涛汹涌、白浪滔天，每当船只到站观测时，船只摇摆愈加厉害。这时，为了调查队员的安全，侍老师要求每个队员在上岗工作时，先将麻绳的一头捆绑在腰上，另一头拴在船只的栏杆上。
当钢缆放到预定的长度需要悬挂采水器时，猛使巧劲将采水器的下端槽口卡入钢缆，拧紧螺帽，挂上使锤；再用力将采水器上端推入钢缆，卡牢；同时做个“下行”的手势（空握拳头大拇指朝下），负责开绞车的队员就会继续释放钢缆；随后，做好悬挂下一个采水器的准备。重复以上步骤，直至预定层次的采水器全部施放完毕。
等待数分钟，以便温度计充分感温；再悬挂一个使锤于钢缆上，用劲推下。使锤自由下落，碰到最靠近水面的哪个采水器后，其上端会自动脱离钢缆后倒置；同时，会触动下端随带的使锤下滑，如击鼓游戏般地使得全部采水器成颠倒状态。
这些在出海实习前侍老师比划着双手讲授的操作过程，当时还是一知半解，觉得十分复杂，甚至不可思议；然在海上实践中却变得简单明了，应付自如。从中也悟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有些书本知识，老师认真备课讲授几节课，学生仍如坠云雾，而结合实践也许只需花几分钟，最长也不会超过半小时，就能够融会贯通。
但要在摇摆不停、上下起伏的船上准确无误地读取颠倒温度表测量的温度值，真不是件花力气就能干好的事，而是一件技术活。刚开始由于没有领会讲授的要领、掌握好技巧，结果双眼盯着温度表几秒钟，都报不出一个数字来；有时候眼睛被浪花或雨水浸湿后，几分钟才报一个读数，而且往往还会出现较大误差。又是侍老师的经验和点拨发挥了作用。
在读温时，要根据温度表放置的高度，双脚叉开立直或半蹬，站稳；双眼与温度表上显示的温度刻度保持水平，平视；闭一下眼睛再睁开，迅速找到水银柱所在的刻度，报数。经检查，读取的温度值准确无误，时间不超5秒。
这样点点滴滴积累的知识，其实在我日后对现场资料的校正、统计计算和客观分析，甚至描述性研究中，都起到了很大的启发和帮助作用。只要由我负责或承担的调查项目，处理的现场观测资料，也都能做到准确无误地归档保存，资料用户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大约三周后，海上风浪依然没有消停，调查船离海岸越来越远。突然，船上响起了警报声，船员们开始忙碌起来，船只离开码头时携带的步枪、冲锋枪和手榴弹等轻型自卫武器，也从贮藏室中搬上了甲板层的房间和实验室内。
我的第一反映是遇到了海盗，因为在与侍老师的闲谈中，曾听他讲过有关加勒比海盗的故事。但很快得到的确切消息和随后看到的美式护卫舰，才真正意识到这并不是一场海上救生演练或遇到了海盗，而是面临着某邻国海军的威胁。
船上指挥部要求我们调查人员保持慎静，该值班的值班，该休息的休息，无关人员不得随意在甲板上走动。这给了我有长时间辽望和观察的机会。
当完成一个观测站的工作回到实验室时，周边突然围拢了许多人，那些已经多天没有见过的面孔，尽管脸色还显得有些苍白，但精神状态还都不错。问他们怎么不晕船了？连他们都感到不可思议，自己是怎么从寝室走到实验室来的。
后来，经过我的长期观察发现，一个人只要重任在身或者处于神经绷紧状态，在海上就会减轻晕船征兆，甚至完全消失；在战场上就会不顾枪林弹雨，勇往直前。
不过，此时我的同学们急切想知道的是，海上有几艘外国军舰？现在离我们有多远？炮衣脱掉没有？我们几个值班观测的同学七嘴八舌地解答着他们的问题。
此时，这艘美式护卫舰几乎与我们的调查船平排航行，其他同学通过实验室和寝室的弦窗也都可以观察到。甲板上走动的军人、被炮衣包裹的火炮等，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大家的紧张情绪开始有所缓解，一颗颗紧绷的心也渐渐放下，晕船的同学又感到头皮开始涨痛，有的同学又在找脸盆或直接奔盥洗室呕吐起来，很快又都回到寝室休息去了。实验室逐渐恢复了平静。
几乎整整一个昼夜，美式护卫舰像忠诚的卫士一样，始终陪伴着我们，没有什么敌视行为，两船平排而行，显得十分友好。黑漆般海面上的点点星火，倒给了我们调查队员一种安全感。随着海上风力的不断增强，波浪愈涌愈高，观测工作也只能暂时告一段落。
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再次回到甲板上时，环顾四周已经找不到那艘美式护卫舰了。据昨晚值班的船员讲，那艘军舰后来抵不住排山倒海的巨大风浪，已经调头回去了。为此，我们还略感些许凄清。
半个月后，我们顺利完成了在黄海的首次海上实习和上级布置的重要任务，凯旋而归！
在与侍老师话别时，他的一句话鼓起了我毕生从事海洋事业的信心，“小许，你可以吃‘海洋’这碗饭”！为什么？“你不晕船，又肯吃苦、好学，好好干吧”！这是我与侍老师的第一次接触。他的满腹经纶、亲力亲为、平易近人，给我、也给全体实习同学留下了深刻映像。
1976年，青岛胶州湾小麦岛实习，是我与侍老师的第二次接触。这次时间要更长些，我们在岛上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实习的主要任务是：修缮波浪观测站和建立地面气象观测站，并开展波浪、气象观测，以及摇（舢板）船和海上遇险自救等。这为我参加工作后承担的浙江三门湾第二核电站和象山港强蛟火电站选址的临时（一年以上）海洋气象观测站建设和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小麦岛实习回到鱼山路5号后，我们继续接受海流、波浪、潮汐、海况分析和普通海洋学等专业课的学习，期间又在其他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分别到上海的东海海洋水产研究所和浙江宁波的原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进行了两次实习活动。
尽管东奔西走，学业又较忙，但我与侍老师还是有较多的接触机会。因为那时的他，一直在承担一些地方港口和海洋工程建设的前期调查研究任务，偶尔会叫我帮忙做些现场观测资料的整理和绘图工作。不过，后来在我的再三要求和保证（不影响正常的政治学习和专业基础课学习，只利用周末、晚间和假期）下，终于成了他的一名编外课题组成员。
一年多的课余学习“小灶”，使我有机会较早接触和学习了潮余流分析、潮汐调和常数计算，以及绘制潮流椭圆分布图、流速和流向过程曲线，以及潮位过程曲线等海洋资料处理、分析方法和相关知识，并接受了严格的手工制图训练，因为这些计算结果和图表会直接用到海洋工程设计中，来不得半点粗心大意，更不能有任何差错。所以，对计算结果会反复核对多次，对绘制的图表发现有不符合要求或规定的，会毫不留情地撕掉重新再绘，直到准确无误为止。
这段时间里，我尽管失去了许多休息时间，甚至缩短了看望父母的假期行程，但我从侍老师这里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使我终生受用；在学习和生活上对我的无微不至关心和照顾，更使我终身难忘。
1978年8月离开学校后，我又有两次与侍老师在海上短暂接触的机会。一次是刚毕业那年的年底，我受工作单位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水文室的委派，前往青岛出差。碰巧遇到侍老师接受了一项山东日照县岚山头建港的前期海流观测任务，正好缺少人手让我临时顶替一下。老师有难，我这个做学生的理所当然得出手相助。这次，侍老师又给我留下了一个“拼命三郎”的映像。
南黄海的冬季，风大浪高，临时租用了多艘几十吨的木质渔船作为调查船，展开多船同步的定点海流观测，每艘渔船上悬挂了3台印刷海流计。除了在学校课堂上曾听专业老师提到过，对大范围海域进行海洋调查时，为了确保观测资料的正确性，最好采用多船同步观测的方法，而在实践中我还是第一次接触。
据侍老师讲，对小范围海域的定点海流观测，同样应采用同步观测手段，而且根据地形地貌的不同，应尽可能采用多船同步，以保证提供的海洋要素特征有足够充分的代表性和可靠性，既能节约工程的建设成本，又能确保工程的质量。
这可是侍老师长期以来积累的实践经验，尽管感到不虚此行，但足足一周生活在剧烈摇摆的渔船上，几乎无法直立行走，只能在甲板上爬行，稍有不慎就会掉入海里的经历，以后每当我想起都会感到不寒而栗。不过，这也使我对海洋同步调查方法有了基本认知。
后来一次再与侍老师相遇，是在1980年的6月，那时我俩分别代表青岛海洋大学和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参加了中美“长江口海洋沉积作用过程研究”项目的海上调查航次。不过，我在中方的“向阳红09”号调查船上，侍老师则在美方的“海洋学家”号调查船上，本来我们是没有机会见面的。但就在6月6日，国家海洋局选派三人参观美方调查船，我是其中之一。
美方技术人员带领我们参观介绍完先进的实验室和仪器设备后，指派侍老师带领我们继续参观船上的阅览室和高级船员餐厅及寝室等，并一起在“海洋学家”号调查船的甲板上合影留念，直到中午11时许才依依不舍离开。
听侍老师介绍，参加这次中美联合调查的船只，除了“向阳红09”号和“海洋学家”号外，中方还派遣了“曙光06”号和“奋斗”号两艘调查船，总共是4船同步调查，并分远、中、近海和长江口等四个小区域开展同步大面观测和定点观测。
这样声势浩大的海洋调查，在我国长江口外海域可谓屈指可数。从海上调查结束后，双方交换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得到的研究结果来看，对广阔的长江口外海域取得的多船同步调查资料，显然比历史上获得的单船观测结果要可信、可靠得多，一些以往无法理解的海洋水文现象，也得到了科学、合理的解释。
大范围同步海洋观测方法的重要性，逐步在我的脑海里扎下了根，并在以后多次负责或承担的海洋调查任务中屡试不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收获，为我国近海、外海，甚至远海和大洋数据库建设和基础研究收集了一大批物理海洋环境资料。
四十多年来，我参与了“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绕极环流与太平洋水交换的调查研究”、“我国重大气候和天气灾害形成机理和预测理论研究”、“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洋环境补充调查与评价”、“南海季风试验”、“南海海洋环境补充调查及评价”、“浙江近海沿岸上升流调查研究”、“秦山核电站邻近水域零点生态调查”和“华东浙江三门湾核电厂址附近海洋水文气象观测”，以及首次海峡两岸“南海东北部海区环流‘配合性’合作调查研究”、“南海东北部海区环流合作调查研究”和“中日黑潮联合调查”等课题或项目的调查航次。在德国基尔大学海洋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期间，还参加了该所组织实施的“北大西洋佛得角科学考察”任务等。
其中，为配合浙江三门核电厂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我曾负责实施了“浙江三门核电厂址附近海域水文泥沙测验和潮位同步观测”项目。根据业主的要求，对约800平方公里的三门湾及其附近海域开展了多船（26艘）、全同步的水文泥沙测验，这是一项大规模、多学科、多专业和多要素的大型测验任务。
在由全国著名海洋学家参加的省级鉴定会上，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该成果在我国同类型海洋工程中尚属首次，不仅为核电厂工程设计、环境评价以及不同专题研究提供基础资料，而且充实了我国海洋数据信息系统，对我国港湾研究有重要借鉴和实际意义，达到国内同类工作的领先水平。
在侍老师的长期培养教导下，我也十分重视海洋观测资料的质量控制工作，在负责的不少多船同步或准同步调查航次中，提供的CTD资料都能得到可靠的质量保证；提出的单船或多船同步（或准同步）CTD仪比较观测方法，也得到了海峡两岸同行的认可，挽回了多个航次因CTD传感器故障造成的测量误差无法自校所带来的资料损失；还积极倡导观测资料及时交换与共享，并身体力行，成为我国海洋资料共享的实践者和先行者。
自从2001年起，我又参与了国际Argo计划的组织实施，并代表中国担任了国际Argo科学组（后更名为“指导组”）成员和中国Argo计划首席科学家，与世界上一批志同道合的海洋学家和气象学家一起，在全球海洋上编织了一张由约4,000个通过卫星跟踪的自动剖面浮标组成的实时海洋观测网，相当于在近4,000艘调查船上同时利用CTD仪对0～2,000米水深范围内的深海大洋进行准同步海洋观测，堪称为人类海洋调查史上的创举，从而实现了对广阔全球海洋进行同步观测的愿望。
期间，承担和参与的相关调查研究项目主要有：“中国Argo大洋观测网试验”、“太平洋－印度洋暖池的Argo浮标观测研究”、“西北太平洋Argo剖面浮标观测及其应用研究”、“基于全球实时海洋观测计划(Argo)的上层海洋结构、变异及预测研究”和“西太平洋Argo实时海洋调查”等。
我也曾因出色完成首次南大洋南极洲考察任务而荣立三等功，以及荣获国家海洋局授予的“海洋勘测专项突出贡献者”称号；并多次获得杭州市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工作者”称号等。我一直自鸣继承了侍老师的衣钵，一路风雨兼程，有怨无悔，闯出了一片小小天地。
其实，在四十多年的工作历程中，我也曾多次面临再抉择自己的职业和前途的大是大非难题。每当这个时候，侍老师又会以一名中共党员的语气跟我说：我们要把对海洋事业的热爱根植于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中。只有对自己事业的热爱，才能萌发出无穷信心、力量和智慧，就可以克服艰难困苦，在平凡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而一向把中国民主同盟的先辈张澜先生“人不可以不自爱，人不可以不自修，人不可以不自尊，人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为座右铭的一名民主党派成员来说，奔走国是、关注民生又是我一生追求的信念。
再对照侍老师60多年来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我在工作上遇到的这一点委屈和事业上受到的一点挫折，又有什么过不了的坎呢！何况风雨过后，依然会是艳阳高照。
在侍老师的一次次开导和激励下，使我在海洋调查战线上坚持了下来。尽我所学、尽我所能，总想着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海洋调查事业留下点什么。今天，我所取得的一点成绩和收获，完全归功于像侍茂崇教授这样不断鼓励和鞭策我的海大老师们，以及为数不多的海洋和气象界的前辈们。
我接受海洋教育的启蒙老师除了侍茂崇外，还有文圣常、景振华、冯士筰、奚盘根、余宙文、俞光耀、方欣华、沈积均、苏育蒿、沈育疆、张大错、蒋德才、李凤岐、赵松鹤和陈时俊等一批老师们，但引导我投身海洋调查事业，并为日后海洋科研工作奠定基础的领路人，以及“中国海洋调查先驱者”或“中国海洋调查第一人”的荣誉称号，实乃非侍老师莫属！
记得侍老师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大海是自由的元素，大海是豪迈、雄奇、辽阔的象征。
六十多年来，他用大海一样的胸怀，迎接着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海洋学子，并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他既是老师，又如兄长，更是朋友。他的博学多才、他的宽厚待人，他的善解人意，他的无私奉献，使得许许多多学生成了他的望年交。
致敬老一辈海洋教育、海洋科技工作者们！祝愿侍老师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作者简介】许建平，原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原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生导师，原国际Argo科学组成员和中国Argo计划首席科学家；原山东海洋学院海洋系七五级水文一班学生。从事物理海洋学调查研究工作40余年，发表论文160多篇，出版《中国Argo大洋观测网试验》等学术著作8部，以及《阿尔戈全球海洋观测大探秘》等科普著作2部；曾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2项、省部级海洋创新与海洋科学技术奖5项；执行首次南大洋、南极洲考察任务，荣获南大洋考察队集体二等功一次、个人三等功一次；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并被国家海洋局授予“海洋勘测专项突出贡献者”和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等8部门联合颁发的《浙江省151人才证书》等荣誉称号，以及荣获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平台注：该文原载于“溪流之海洋人生”公众号（智海杯征文，2020年5月24日），原标题为“我和我的启蒙（梦）老师”。经征求作者本人意见、并对原文做了些许补充与调整，标题改为“投身海洋调查事业的启蒙老师－侍茂崇教授”，以表达一名学生对恩师90寿诞暨从事海洋教育事业65周年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