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展示的一个个故事，概略地描述了作者从1955年投身海洋，到2008年的50余年间，从事海洋教育、海洋调查工作半个世纪历程，内容涉及海洋科学的诸多方面。
故事以时间顺序展现了一些知识性、可读性较强的事例奉献给读者，进一步诠释物理海洋学奠基人－赫崇本先生那深邃的哲学思想：“欲做海洋事，先做海洋人”的丰富内涵，同时解读“水是灵动多变，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辩证观点，让后来从事海洋调查研究的年轻学者得到一些启发，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弯路和损失。
海洋既能让人充满想象的空间，也是充满各种风险的战场；它可以使人变得勇敢，也可以使人变得怯懦。笔者希望年轻的和未来的海洋事业继承人，能对祖国富强怀有巨大的责任感，成为大海中翱翔的海燕！
科学的海洋调查，是通向海洋科学殿堂的必由之路，新的调查手段的出现，能够推动海洋科学向纵深发展。海洋能陶冶人的情操，培养民族独立的精神，从而对人类满怀庄严的使命感。
笔者力图深入浅出地将这些知识告诉读者，既有科学性，又不失趣味性，其中还有不少东西可供细细品读。笔者相信，开卷有益，学取精华做刀枪，知识就是力量。
八、苏联之行
苏联，是一个存在于1922年至1991年的联邦制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上一世纪50年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这陌生的土地，他们把知识、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了中国。我们海洋系专门聘请苏联专家列昂尼夫来青岛讲授《区域海洋学》，他当时最爱唱的就是《海港之夜》。
50年代末期，中苏双方的分歧与矛盾逐渐呈现，争端愈演愈烈，至1969年3月已濒临战争的边缘。1982年，重开国家关系谈判;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改善关系的步伐加快。我们就是在这种大的氛围中，才得以参加第一次太平洋科学讨论会。
[59]赴苏签证
1986年夏天，第一次太平洋海洋科学讨论会在俄罗斯东部濒临太平洋的纳霍德卡召开。我和系主任王景明老师、同事沈积均先生3人前往纳霍德卡，参加由环太平洋国家科学家与会的海洋科学讨论会。
首先是入境签证。据说，到苏联签证容易，当天到苏联大使馆，当天就可签好。不会像美国大使馆那样，早晨6时就排成“一字长蛇阵”，运气不佳者，还会遭到“拒签”的命运。
所以，到北京当天，我们就买好了第二天到苏联伊尔库茨克的火车票，下午到苏联大使馆去办签证。当时想去苏联的人很少，几乎看不见要求签证的人，可谓“门可罗雀”。但当我们经门卫同意、进入一间小楼时，使馆工作人员却告诉我等，今天不能签证，因为签证官去迎接一个本国来的代表团！
听到这个消息，无异于冬天兜头一盆冰水，“浇”的我们透心凉！我们只好向他解释，火车票已经买好，开会日期已经确定，如果不能按时乘车，就会如何如何。好在那位工作人员，有一副“菩萨”心肠，见我们那副焦急万分、语无伦次的样子，就说：“我们和中国朋友都是同志，你们把护照放在这里，下午4时签证官回来，我找他单独为你们签证，四时半我们下班，你们一定要准时来取。”他那充满关切、同情的话语，无异于天籁之音。我们再三致谢之后，也怀揣忐忑不安的心回到驻地。后来，我们果然按时拿到了签证的护照。
第二天上午10时，我们登上去苏联的列车，3人在一个具有四个铺位的卧室中，空一个铺位正好放我们携带的3个箱子。一路聊天，倒也不感寂寞。车到山西境内，只见千沟万壑都隐在黄土坡下，形如龟背、宛若长蛇的土岭都不甚高大，极少见到连绵阡陌的高大乔木。极目远望，只觉得地远天长，迥异于八达岭附近危崖嵯峨、林木参参的景致。
由于我国和蒙古、俄罗斯铁路的轨距不同，当列车由北京出发抵达边城二连浩特市后，乘客均须下车等候列车换轨（大约需2个小时左右）。换轨完毕，乘客重新上车。列车进入蒙古境内再次停车，此时，列车乘务人员和全体乘客均不得下车，须在车厢内等候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海关和动植物检疫人员登车检查。
首先上车的是边防人员，他们将检查乘客的护照及签证并发放海关报关单，检查完毕在护照上加盖入境签章。在这之后，海关和动植物检疫人员同时检查乘客随身携带和托运的行李物品。一切检查完毕，列车重新启动。
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同样看不见灌木丛和树林，只有短草勉强包裹着大地。当大地上缺少高大植被的时候，大地所呈现给我们的是标准的“地势”，或平坦如砥，或高低起伏，线条凸凹感十分强烈，大地展现了他性感的一面！
下午1时左右，列车停靠乌兰巴托，这应该是蒙古国的“大都市”了，但是我没有看到林立的高楼和车水马龙的街道，看到的只是散落在高高的土坡向阳面的居民平房。从车站北望，整个城市一览无余，和文革之前中国一个小县城差不多。唯一能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就是供儿童玩耍的“摩天轮”，在骄阳灸烤下静静停在那里，了无生机。
列车驶出蒙古进入俄罗斯的边境小城纳乌什基后，乘客仍须接受上述检查。但是大地景致却焕然一新：到处都是大片的森林，广阔的草地，数不尽的湖泊，还有路边连绵相伴的小花和点缀在自然中的可爱至极的小房子。每到一站，几乎全车厢的人都会下车，吹吹舒服的风，和素不相识的人交谈几句，买一些当地的土特产果腹。
[60]途径伊尔库茨克市
我们中午到达苏联（当时未解体）的第一站是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市是东西伯利亚第二大城市，位于贝尔加湖南端，素有“东方巴黎”、“西伯利亚的明珠”等美称，当时人口278万。
这儿果然是个大地方，一路上零散简陋的俄国小木屋到这里划上了句号，雄伟高大的现代化建筑群展现出这个国家的另一种景观。空气也比沿途湿润清新多了。从火车上下来后，迈着疲倦双腿、跟着人流、沿着月台向出站口走去。
在这里，我们将购买去远东海参崴方向的火车票，就听后面有人在喊“司茂琼”。在周围充满浓重的喉音和舌颤音俄语环境中，突然听到三个单音节组成的和我名字相近的发音时，我不禁停住脚步，回头张望一下，只见一位高耸鼻梁的典型俄罗斯青年向我们走来，用发音不太准确的中文，说出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并自我介绍他叫修金，是海参崴大学中文系的年轻老师，专从海参崴赶来迎接我们。
这给予我们极大惊喜，因为会前并没有告知会议组织者，我们将何时、用何种交通工具至纳霍德卡。我想他只是根据猜想，我们一定会乘火车前往的。为此，他在我们必经之地伊尔库茨克等了几天。当时最常用的、最便宜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据说驻苏使馆人员也基本上都是乘坐火车穿梭于北京－莫斯科之间。当时飞机是昂贵的交通工具，我辈“草根”轻易不敢问津。
修金的到来，不啻是上帝派给我们一位天使，我们的吃、住、行全由他“包了”，自然一切费用也都由他“买单”。
当天的晚饭后，他去排队买一种类似小苹果的水果（青岛叫小花红），说给我们补充维生素。队伍排的很长，但是，彼此间隔均等，直长有序。没有“加塞”，没有喧哗，没有挑拣。我们非常赞赏俄国人的教养，但对这种水果却没有半点兴趣。“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效，市面上各种水果琳琅满目。对这种多涩欠甜的水果，市面出售不多。
第二天上午，他又领我们去逛商店，店内倒也清净。灰色笨重的电冰箱罗列成行，但是无人问津；电视机还是电子管放电，因此体积庞大。打开电视，其“嗡嗡”声店门外就能听见；且电视画面布满闪动的“雨线”。那时，我们国内电视机已是半导体组装，小巧玲珑，画面稳定。
修金看到我们兴趣索然，就安排我们去逛贝加尔湖。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最深处1620米，积存着俄国淡水资源4/5，世界淡水资源1/5；湖水澄澈清冽，即使盛夏，湖面温度也不超过8℃。鞠起一捧湖水喝下，即使夏天，也感到冰冷轧牙。
这分明就是海！它有翻滚的波涛，拍打在岸边还激起雪白的浪花。湖岸边，生长着挺拔的白桦树，林间散落着一座座俄式木屋，那是俄罗斯人的度假别墅。在这里，任何一间破木板房都可能是别墅！
修金引我们到一艘游艇上，开始在湖内遨游，贝加尔湖，真的是人间天堂：四围山色，一泓湖光。登上游艇，迷人的碧水尽在望中，脉脉的波光，冷冷的水气，即使俗人，也不免沾上三分仙气。
何况，还有俄罗斯姑娘的载歌载舞。身着花底白上衣，红色宽大及地长裙的两位妙龄女子，在手风琴伴奏下唱起俄罗斯民族歌曲。嗓音通透明亮，吐字华丽圆润，加上花腔技巧，节奏明快，具有一定张力。尽管我听不懂她们唱的内容，但是那令人惊诧的音色、精准和气魄，使得旅游者无法把眼睛从她们身上移开。
这贝加尔湖固然是第一次见到她，但似乎也并不完全陌生，我早就知道汉代苏武在这附近放过羊，以及唐、宋、明、清时期一些掌故。追思先贤，不免流连忘返。
[61]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中转
在伊尔库茨克停留2天，修金又为我们买好去哈巴罗夫斯克（亦称“伯力”）的火车票。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需要两天左右行程才能到达。西伯利亚大铁路建于100年前，是莫斯科和海参崴（乌拉迪乌斯托克）之间重要的地面交通工具。现在这条铁路已经成为中俄“倒爷”来往的必经之路。
铁道两边或者是密集高耸的森林，或者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地，几乎看不到一个村庄。由于俄国人口稀少，很多土地都按原生态的状况保持着。这给了我们欣赏一种自然的美丽。
尽管电动机车高速运行使机身颤抖不止，机车的铁轮和轨道摩擦声音也令人烦躁不安，但是空气是透明而又清新，没有什么飘尘，偶尔从车窗外透进的气息，也是淡淡的香脂混和少许辛辣的气味。被大自然温柔地拥抱着，这是在水泥钢筋森林中所无法体会到的惬意。
我躺在床铺上不免又浮想联翩，想起环保专家一直告诫我们的“箴言”：树是人类的朋友，树木在自然呼吸中所起的清洁污染、净化空气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它使城市降温，从而节约大量的空调费用；它们缓冲暴风雨，从而免去建造规模更大、造价更高的下水道排泄系统；它们枝繁叶茂，还有无形审美价值。
经过两天的行程，最后到达哈巴罗夫斯克。哈市位于乌苏里江与黑龙江汇合处东岸，它是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工业、交通、科学和文化中心。曾为中国领土，原名伯力。1858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将伯力割让给它，并以17世纪中叶沙俄侵略者头目哈巴罗夫的名字，重新命名这座城市。
哈巴罗夫斯克这个名字，永远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伤痛。我站在江边，望着对岸我国黑龙江省抚远县的村庄和农舍，望着黑龙江滚滚东逝水，心中不禁黯然。
最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一座黑瞎子岛，面积仅次于上海的崇明岛，是中国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无论根据任何法律和条文，黑瞎子岛都是中国领土一部分。
1969年10月20日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发生武装冲突。一直到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苏联愿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局势问题》的讲话，为中苏关系带来了久违的暖意。
在我们到达哈市的前10天，戈尔巴乔夫又在这里发表类似内容的演说。因此，到这里当天，修金就带我们参观了戈尔巴乔夫演讲的会议大厅。同时，我们也理解了这次大会的组织者，为何会对我们破格接待的原由。
我们住在哈巴罗夫斯克的一座旅游局接待宾馆，其中不少日本游客也下榻与此。日本客人老年居多，特别爱好“搓麻”，甫入宾馆，旅行袋一放，房间外面的厅堂内就响起“啪哩啪啦”的麻将声。直搓到红日西坠，才收手去喂肚皮。我偶尔经过总喜欢瞥上一眼，甚至停下来看他们如何出牌，和中国人玩法有何异同。他们对我似乎特别警惕，一旦我停下来观望，他们四双眼睛就不停地对我“扫描”，我只好尴尬地迅速离开。
以后几天，我们参观历史博物馆，参观烈士墙，总是与那几个日本游客不期而遇。面对烈士墙上无数牺牲的苏军名单，面对象征烈士英灵的永不熄灭火把，特别是讲解员的痛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暴行和被歼灭的下场时，我的内心自然是同仇敌忾，与讲解员同悲同乐。
此时，用眼角偷扫那些日本游客时，他们总是面色阴沉，不离不弃地站在那里，场面有些尴尬。即使他们听不懂英文，但是说明书上却是英、俄、日三国文字都有的。我佩服日本人的“定力”，要不这些人就是二战的忏悔者。
第三天晚上离开时，发生一个小小插曲：由于没有卧铺，临时又专为我们挂了一节车箱，上车之后才看到这节车厢只有我们3人，还有2个朝鲜人。为此，火车还晚点了一个多小时。每想至此，心中总是惴惴不安。
我们衷心感谢祖国的强大，才使我们这群普通人鎏光溢彩，得到贵宾待遇。那两个在苏联工作的朝鲜人，胸前佩戴金日成的闪闪头像，和“文革”中毛泽东像章差不多。我是像章收集者，我向他们靠拢，主动拉近乎。当我要买他们像章时，他们立即耷下脸来，离席而去。（后续）
注：该文作者根据早期发表的《浪里也风流》（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5年）传记著作手稿，按平台宗旨进行了重新整理与编排，借此深表感谢！故事大标题由平台依据作者提供的全部故事内容另加，并以连载的形式推送，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青睐与认可！故事拟以海洋调查、海洋教育为主线，展现一位海洋人对海洋事业的执着、奉献与人生观，特别是在他身上所呈现的那种求真务实、刻苦钻研、淡泊名利、献身海洋的科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