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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出版是当前我国图书出版的一个重要类别，逐渐成为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出版板块之一，已成为学术界和出版界热烈讨论与深入研究的内容。因此，厘清主题出版概念和边界成为学术界与出版界亟须重点解决的现实问题，这样才能使主题出版的长远发展有一个学理基础。
目前主题出版的概念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围绕“四重一大”展开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在主题出版发展初期，出版界也基本接受了这个概念。从学理上看这是个叙述性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学术性的概念。近年来学界和业界一些同道致力于主题出版理论研究，逐渐让主题出版概念规范，成为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具有学理性的概念。另外在作用方面，主题出版一直肩负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等重要使命和责任。但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新发展格局实施，主题出版逐渐在国内和国际上呈现两大功能。对于国内市场，以上功能是契合的，但是在国际传播中，主题出版更多的是承担消除隔阂，增进交流，传播文化的作用，这是主题出版国际化发展新的使命。在这个使命下，主题出版的内涵、概念包括边界都需要进行新一轮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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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题出版的历史和由来才能逐渐找到主题出版的脉系与操作点，才能有针对性地研究问题。要厘清主题出版的历史，首先需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首先需要辨析清楚的是，主题出版的概念是国际出版界通用的还是中国特有的。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主题出版是中国特有的，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偏差。其实主题出版在世界上有出版行为的国家都存在，只是没这个称号而已。很多国家做法虽然不一样，但都体现社会价值观和国家意志，也一样是深层次长远化布局，只是他们做得相对隐性，而我们的主题出版相对显性一些，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如美国出版的很多图书，都渗透美国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武器的图书》（商务印书馆，2016）讲的就是选择一批具有特定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图书运往轴心国，从而在精神上对当地民众施加影响。作为精神武器的图书在大多数国家也是存在的。美国就曾经给殖民地运输了大量代表美国价值观的图书，让民众在思想上或者是让两个国家在意志上形成一致，这些出版战略和策划在国外出版界都是比较普遍的。还有一些在出版形式上也和我们的主题出版很相近，如重大节点献礼书等，诸如纪念二战的《麦克阿瑟回忆录》《诺曼底登陆》等一大批书，都渗透了他们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所以主题出版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出版形式。当然我国的主题出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主题出版，有具体要求，实际操作路径可能也和国外不一样，但本质上是相似的，都是体现国家意志，体现执政党或者统治阶级的意志。国外这一系列的图书有三个特点：一是周期长;二是比较弥漫，也就是说它不是只通过一个出版机构组织，而是可能渗透到多个出版机构里；三是在内容上做了精心的布局，更加隐蔽，让你逐渐接受他们的价值观。目前我们对于国外主题意志出版的研究还很薄弱，亟须加强。在提出主题出版这一概念之前，主题出版已经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相互连接了，早期的红色出版其实也是主题出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集中出版了一批进步书籍，包括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著名的《论持久战》等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解放战争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红色文艺作品，如《新儿女英雄传》《暴风骤雨》《白毛女》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青春之歌》《红岩》《红旗谱》等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现在的主题出版使命是一致的，都是立足于“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这一基本任务。红色出版和主题出版就像一对孪生兄弟，虽然主题出版的概念更大，但是它源于红色出版，和红色出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这一大批红色出版物也确实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主题出版是有历史渊源的。我们党早期的红色出版就是主题出版历史的一部分，今天我们研究主题出版也应该将早期红色出版作为历史脉络考虑进去，这样才是真实客观的主题出版历史。现代意义主题出版概念的提出，大家普遍认为是源于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的主题出版工程，虽然有一些学者对此存在疑义，但这依然是主题出版的一个基本始发点。主题出版初期概念的明确提出，即包括围绕“四个重大”的出版活动的定义是在2008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年终总结中提到的“推动四大主题出版”和“做好四大主题出版工作”，而主题出版概念正式“纳入官方话语体系”，是2010年度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中明确提出“精心策划和组织实施重大主题和专题出版工作”。当然主题出版走到今天，它的概念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内涵和外延功能都有了重大变化。我们认为主题出版是“在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中，与党和国家意志能够形成某种呼应与内在联系，并且有一定市场规模和具有精神感召力的出版活动”。这个概念相对于早期叙述性的概念更全面一些，也能帮助厘清一些实际困惑和问题。可以说主题出版实践一直推动主题出版理论的发展，这也是中国主题出版的一个特征。主题出版概念是在主题出版不断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主题出版的一大特点是实践推动理论往前走，当然理论也指导实践，但是实践反过来又作用于理论，这一点在主题出版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主题出版区别于其他出版板块的特点。主题出版与时俱进，跟实践联系比较紧密，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的方式丰富多彩，实践创新较多。随着主题出版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上述主题出版概念出现了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围绕“四个重大”的节点式主题出版。节点式的主题出版有三个特点，第一，此类主题出版项目一般是赶出来的；第二，此类主题出版项目往往都是献礼工程，不太接地气，不是真正靠市场和产业链生产，往往市场效果一般；第三，同质化现象严重，因为都是围绕某个重大节点所策划的出版物，容易出现“一拥而上”的现象，会导致一些出版选题出现同质化、创新不足等问题。主题出版需要进一步回归出版本质。近年来学术界和出版界对主题出版的概念进行了持续梳理与总结，其内涵进一步得到升华和转换。总的来说其概念经历了以下三次创新。在2018年8月上海长三角主题出版论坛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发布了《主题出版发展报告（2018）》，该报告第一次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主题出版概念的核心内涵和外延提出了新见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构成主题出版的核心内涵”。这次概念内涵的突破既在理论上呼应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同时也带来了主题出版在实践上的重要突破。过去大家都认为主题出版是人民社、党建社、文艺社等少数出版社所为，大多也是围绕节点进行出版活动，尤其是围绕党和国家重要事件、重要时期进行出版策划。而这次突破，使得主题出版内涵形成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和科技文化等若干元素组成的格局，具有常态化特征。既包含了节点式的主题出版，也包括了常态化的主题出版策划。科技类的主题出版从这次理论突破开始逐渐启航。科技类主题出版主要包括四方面：第一类是科学家精神的弘扬，国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已出版了一系列成功的主题出版物;第二类是科技给党和国家带来的重大变化，《科技改变中国丛书》等一系列主题出版物应运而生，这一类主题出版物更有说服力，更写实、更生动;第三类是关注中国科技行业和科技发展命运的出版物，如大国制造、芯片发展、量子科学等一系列相关出版物；第四类就是一系列红色文化和科技文化的结合作品，如《百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长征路上的地质故事》等优秀作品。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也是一样，尽管传统文化主题出版和传统文化出版的边界还相对模糊，影响了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的快速发展，但即使这样，每年还是有一批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物诞生。所以这次对于主题出版概念核心内涵的升华是革命性的。2019年杭州首届全国主题出版学术研讨会举办，许多业界和学界专家济济一堂，共同探讨主题出版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会议对主题出版概念进行了拓展，将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科技文化类、国家意志类、当代中国现实与治国理政类的出版活动也纳入主题出版的范围。并且提出主题出版整体表现出了牵连如织、彼此渗透的六大转变：第一，主题出版物的选题类型从过去重视党史、国史、军史及重大节庆等传统题材，转向不仅重视传统题材，而且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科技文化类、国家意志类、当代中国现实与治国理政类等选题；第二，主题出版物的选题角度由以党、政、军为代表的宏观层面，向以地域和行业为代表的中观层面及以普通人的生活为代表的微观层面拓展；第三，出版社的市场意识发生变化，从过去完成任务式地策划不接地气的出版物，向主动策划面向市场的主题出版物转变；第四，主题出版物的外在展现形式逐渐向融媒体转变，“纸”和“电”的结合更加紧密；第五，出版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专业社、大学社逐渐跻身主题出版队伍，同时出版社更加注重打造主题出版作者队伍；第六，出版社在策划主题出版物方面从短期之作向长远布局转变，逐渐告别临时赶节点式的出版策略，开始向纵深挖掘，向深耕战略转变。这次理论更新与突破是全方位的，直接推动了主题出版的全面发展。第三次创新：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渐热，评价机制面临突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进一步将传统文化提高到新的高度，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标志,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主题出版理应承担主力军角色。出版是基础性、长远性、标志性文化工程，也是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与必要渠道。近年来，出版界积极探索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发展路径，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成为近几年的热点板块。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既是中宣部重点关注支持的方向，也是出版业界普遍关心和重点发展的图书板块，更是出版学界重点研究和突破的理论课题。虽然主题出版的内涵在不断升华，但主题出版是否有边界？边界在哪里？一直是学界和业界讨论的热点话题，答案是肯定的。在我们明确主题出版的核心内涵的同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出版界，需要精准把握主题出版的边界。目前对主题出版发展存在三种错误认识。首先，是泛化。主题出版主要是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出发，在选题策划与内容布局上要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主题出版核心还是要与党和国家意志形成某种联系，有一定市场规模，有精神感召力，这是主题出版的灵魂和关键。如果是学术专著，虽然具有学术价值，但不具备精神感召力，所以我们在主题出版上还是有一条清晰界限，就是“一体两翼”。“一体”是与党和国家意志形成呼应和内在联系，“两翼”分别是有精神感召力和有一定市场规模。主题出版的“一体两翼”是必须守住的。此外，也要区分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的边界，纯粹的学术著作，不具有精神感召力，这就不应该算作主题出版，而是仅有学术价值的原创著作。尤其在传统文化范畴，非常容易与主题出版混淆，如二十四节气、考古等，虽然是有关中华文化的学术研究，但严格来讲，它还不是主题出版。由此可见，主题出版的内容边界需要进一步明确，不能将一般性的传统文化、科学普及等图书都纳入主题出版。如在叙事方式上，主题出版侧重讲故事，学术出版侧重讲逻辑；在出版话题上，主题出版是为了引领时代潮流，引导大众认知，大多是宏观层面的话题；而学术出版更多是探讨个别局部的学术问题，微观层面的课题较多。所以要防止主题出版泛化，这样可以避免主题出版的无序竞争、题材的重复与质量的平庸。其次，是固化。当下有一部分学者对主题出版丰富发展的实践缺乏了解，对主题出版有一种相对错误的认识偏见，认为主题出版就是政治读物，所以出现了让主题出版固化的认识。他们将主题出版固化在“四重一大”的定义上，认为主题出版是“高大上”的，不需要考虑市场；将主题出版束之高阁，不“下凡”，不接地，这样的主题出版是没有生命力的。现在这种观点有一定普遍性，这是主题出版面临的重大认识问题，也是未来主题出版健康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我们需要把主题出版做强做大，做得真正润物无声，聚民心兴文化，能够感染读者，就需要突破这些偏见和认识。近年来主题出版物涉及的“主题”开始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三种文化的新型复合类选题不断涌现。主题出版物是政治读物，但又不仅仅是政治读物，更可以是传世之作、畅销之作、网红之作。在破除主题出版固化方面，我们任重道远。最后，是简化。目前不少出版社做主题出版存在这种倾向：认为做好主题出版只要有一两种做得好的主题图书就可以了，主题出版“代表作”误区常常成为出版社做优做强主题出版的“拦路虎”。主题出版简化主要是一部分出版社领导在主题出版认知上有偏差，没有认识到主题出版是一个真正的出版板块，而是将其作为一个附加板块，没有把主题出版上升到长期发展的战略地位，没有纳入出版社的优势出版平台，更多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如果一家出版社在主观意识上将主题出版简化，只零散、靠运气冒出一两个品种的主题图书，不进行中长期的主题出版产品线规划，那么其主题出版物就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出版社做好主题出版要有系统性、整体性、战略性、长远性。当前，不少出版社为此专门设立了主题出版物的运作部门或出版中心，投入人力物力，专业化、品牌化打造主题出版优质产品线，形成了一定的业界影响力。除此之外，不少地方出版管理部门也相当重视主题出版产品线的孵化，如浙江、上海等省市主管部门每年对主题出版孵化基地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以鼓励出版社长期培育主题出版产品线。当然主题出版的边界还是相对清晰的，但在预防对主题出版的三种片面认识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主题出版是动态发展的，其边界也是动态的。主题出版基本属性不变，但主题出版与时代共振，出版内容和形态会随之变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历程中，时代主题一直在变化，主题出版密切联系党和国家战略决策，其内涵也是动态发展的，其空间和范围在不断延展与升华。时间变化：主题出版关注的“主题”应是时代的主题，它是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而变化，应聚焦于我国社会发展中亟须解决的重大战略需求和核心课题。每个时代都有其核心课题，而主题出版内涵就得随着时代核心课题的变化而动态变迁。例如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新冠防治图书也是当年主题出版课题。空间变化：主题出版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特殊使命，主题出版“走出去”在很大程度上是向世界展现中国主张、中国情怀和中国智慧，不少出版物在国内市场不能归类于主题出版物，但随着国界和市场的变化，其主题出版属性会在国外市场呈现。主题出版面对国内、国际两大市场，其功能和作用是相互依赖转化的。在国外市场体现国家意志的内容更丰富和直接，我们需要注意这种转换。总之，主题出版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其概念的提出对于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主题出版概念将随着新时代主题出版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实现升华和转变；主题出版的边界也是动态发展的，但始终与党和国家意志形成必然联系和呼应。研究主题出版的概念与边界无论在何时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探索主题出版深层次的运作规律，从而为实现主题出版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打下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本文作者：韩建民、李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