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位翰林奉敕编校《全唐诗》，次年书成。
作为古典诗歌领域迄今为止最为庞大且影响深远的总集，《全唐诗》根植于明代胡震亨《唐音统签》与清初季振宜《唐诗》之坚实基础，经编纂者精心筛选，去芜存菁、统一体例，最终汇聚了超过48900首诗作，涵盖唐代诗人逾2200位。
然而，后世学者经过考证指出，约有1500首诗作实则是跨越了唐代界限，因种种原因被误纳入其中。此外，书中还存有近七千首诗歌的归属问题令人蹙眉，导致了作者身份的混淆与诗作的错置。这些问题，使读者在阅读这部巨著时障碍重重。这也让无数学者提出并尝试对《全唐诗》作重新修正编订。
三百多年来，《全唐诗》作为唐代诗歌的集大成之作，“一方面为唐诗的阅读与深入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源与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为提升唐诗文献的准确性与使用价值，无数学者曾提出并尝试对《全唐诗》作重新修正编订”。黄山书社古籍整理编辑室主任周振华说道。
而关于重编的具体路径，学界长期存议。
2012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铁民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彭庆生决心重新启动《增订注释全唐诗》（以下简称《增订》）的修订工作。十年后，历经艰难，由黄山书社出版的《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终于面世，背后正是学者和编辑的共同付出。
新修缘起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白维国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卜键策划并发起《全唐诗》注释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贻焮先生受邀担任此书的主编，陈铁民和彭庆生为常务副主编。
历经近十年的精心编纂与修订，这部巨制终于在2001年出版，共5个分册，由来自全国各地的180多位唐诗研究学者共同完成，并将其命名为《增订注释全唐诗》。自问世起，《增订注释全唐诗》颇受学界赞誉，以邓绍基、谢冕、刘扬忠、陶文鹏为代表的著名学者纷纷为其作评。
“《全唐诗》卷帙浩繁，讹舛疏误之处颇多，虽经付诸近十年的艰苦努力，《增订》还是存在若干校注上的错误和缺漏。”白维国说道，“如果我们不加修订，据原版直接重印，虽然省事，却不是对读者负责任的态度。”
2013年，《增订注释全唐诗》编委会与黄山书社取得联系，旨在共同对《增订注释全唐诗》进行全面修订，并计划推出再版版本。
经审议，编委会和项目组决定仿照《增订》原版设一审、二审的做法，于各分册皆设修订者与审订者，并撰写“修订条例”，以规定应修订的内容与应注意的问题。“我们所理解的‘修订’，是正其讹误、补其不足，而不是另起炉灶。从这个角度考虑，《增订注释全唐诗》原有的校注体例、编次分卷、收诗篇目、重出诗处理等，均不作更动，保持原貌。对注释的修订则是我们此次工作的重点。”陈铁明表示，“讹误”主要包括典故、词语、脱意前人的语句、典章制度、史实、人名、地名等注释中出现的错误；缺漏主要是指难查的典故、词语、脱意前人的语句，还有偏僻的地名、人名，等等。
《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主编陈铁民
项目一经启动，黄山书社时任分管领导、现任总编辑汤吟菲亲自挂帅，从古籍整理编辑室、人文学术编辑室、地方文化编辑室、传统文化编辑室中精心遴选出一支由16位精英骨干组成的专项项目组，并任命周振华为项目组的统筹负责人。
专注于唐宋文学研究的周振华，深知编辑此类文献工作的艰难，但他并未推托，毅然承担起了这一重任。“《增订注释全唐诗》无疑是当时最权威的全注本。”他表示，自清朝编纂《全唐诗》以来，虽有许多著名诗人的作品得到了详尽注释，但还有一些不甚知名或作品流传较少的唐代诗人被忽视，《全唐诗》中仍有约三分之二的诗歌从未有人为之作过注。“在安徽大学读研的时候，我学习唐诗所用的主要参考书就是20世纪90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增订注释全唐诗》，所以工作之后能有机会从事新修编校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周振华说。
内容校订
在编纂工序里，内容校订无疑是繁琐却至关重要的环节。“单就内容校订这一块，作者团队和项目组就花费了四至五年的时间。”周振华回忆道。
受限于早期的技术条件与存储方式，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增订注释全唐诗》并未能保存下当年的电子版资料，而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为后续编校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
在文字校订与编辑加工环节上，编辑团队需要对纸质版书籍扫描识别，并手动纠正因技术限制而产生的诸多文字错误。在编辑过程中，编辑团队遇到了不计其数的“文字陷阱”，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那些看似通顺实则有误的句子。
在文献整理与编辑的过程中，周振华及项目成员还经常遇到引用不全、书名错误等细节问题。“以《汉官仪》一书为例，原本应是反映汉代官僚制度的珍贵史料，但在扫描过程中，书名中的‘官’字被误识为‘宫’，变为了‘汉宫仪’。在不多加了解和排查的情况下，‘汉宫仪’放在句子里是通顺的，但一字之差就会导致意思与原文内容完全不同，而这种错误往往不易察觉，最终误导读者。”
经历“汉宫仪”这一事件后，项目组在内容编校过程中采取了更为严谨的态度。一旦遇到生僻或不太熟知的史料，项目组成员都会逐一进行细致核查，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在这一过程中，团队投入大量的人力与时间，逐字逐句地比对原文与扫描版，排查并纠正那些因技术限制而产生的错误，保证文稿的质量。
在整套《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中，修订次数最多的是以刘学楷为分册主编的第三册。刘学锴是被海内外学术界广泛认可的研究李商隐与温庭筠的权威专家，同时也是享有盛名的唐诗鉴赏大家，其深厚造诣在学界备受推崇。“在全书即将定稿、准备付梓之际，刘老师发现了新的重要资料。距离印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老人家增加了近2000条注释。”提起这位已年逾九旬的学者，周振华满是钦佩，“在进行稿件修订与补充工作时，编者大多以手写形式交稿，而刘老师年事已高，手部颤抖严重，字迹难以辨认。为了确保最后阶段不出任何差错，每次登门拜访之际，他都不遗余力地和我们逐一核对自己的手稿。”“我们借鉴了众多权威资料，包括清朝扬州诗局的《全唐诗》影印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全本，以及各类历史典籍和儒家经典著作。”周振华指出，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新近出版的唐人诗集注释本也为修订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参考素材，如《卢照邻集校注》《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温庭筠全集校注》《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等细致入微的校注作品，这些新成果为编辑提供了更为详尽、深入的文本解读与注释参考。
作为项目组责任编辑之一的江汇，在编纂《全唐诗》的同时，也担当了《唐五代文编年史》的编辑工作。“在编辑《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过程中，江汇老师发现许多最新的信息和研究成果被运用到《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的修订工作中。”据周振华介绍，作为一部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著作，《唐五代文学编年史》通过对唐代及五代时期文学作品的详细编年，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和看法。这种跨项目的同步推进，也为《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的编纂工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资料。
繁复工序
《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注释量庞大且详尽，为了让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文本内容，在编写注释的过程中，撰写者采用了“见前注”的方式，以提高注释的简洁性和可读性。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例，“这个典故在唐诗中经常被引用。当首次提及并注释《桃花源记》时，作者会详细阐述其来源、内容及象征意义，形成一条完整的注释。而当后续诗篇再次引用这一典故时，为避免重复，作者会采用‘见前注’的方式，指明该注释可参见前文中哪一卷、哪一首诗的哪一条注释”。然而，这种“见前注”的工作方式虽然高效，但也给项目组的编辑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它要求我们在所有书稿都定稿之后，才能进行统一的整理和合并。这是因为‘见前注’需要依赖于前文中的注释内容，如果书稿尚未定稿，那么注释的引用就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后续工作无法进行。”周振华说道，梳理完每一条注释，确保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和准确性，《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的正文才算最终定稿，对“见前注”的核对工作才能进行。
在古籍整理的数道工序中，索引的编辑工作尤为繁复。其中，附在《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之后的“清编《全唐诗》与《增订注释全唐诗》卷次对照表”“作者索引”“篇名索引”三个索引的页码的核实工作由周振华负责，仅“篇名索引”就有5万多条需核对。“从难易程度来看，索引的编辑工作差异显著。”据周振华介绍，部分古籍索引因内容相对简单，编辑过程也较为简单；而《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因其涉及复杂的知识体系和精细的编排规则，其索引工作推进起来十分繁难。“由于我们收录的诗歌数量远超清代的《全唐诗》，达到了五万首以上，这使得篇名索引的工作量异常庞大，达到了五万条之多。”
关于索引排序的选择，周振华介绍，古籍整理大多依据笔画多少而非拼音来进行排序，“古代诗歌中常出现多音字，这些字的确切读音在学术界尚未达成统一认识，如唐朝诗人‘刘长卿’的‘长’字读音便存在争议”。周振华指出，“若按拼音排序，则难以确定每个多音字的正确排序位置，这无疑会给索引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带来挑战，之后，我们决定按照笔画多少进行排序，并在笔画相同时依据笔顺（横、竖、撇、点、折）来确定顺序”。
随着科技的进步，编辑们可以借助现代技术手段来提升古籍索引的编制效率。但是，“全唐诗中的应制诗数量众多，这些诗歌题目前面的数字或十余字往往是相同的，导致电脑自动排序功能无法直接应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振华及团队采用人工方式，逐条核对词条中每个字的笔画，以确保每个条目的准确位置。“此外，由于我们的书籍采用了特殊的页码编排方式（包括册数、卷数和页码三个数字），这进一步增加了索引制作的难度。每个条目的页码都需要我们手动输入，以确保读者能够准确找到每首诗的位置。”
在索引定稿之后，周振华并未止步，而是选择“反其道而行之”，通过索引去核查原书内容，以确保每一条索引都能准确无误地对应到原书中的具体位置。“这个过程繁琐且耗时，但它对于提升书籍的整体质量和读者体验至关重要。因为一旦索引出现错误，读者在查找信息时将面临巨大的困扰。”
在整套书的编校过程中，项目组对书稿进行了多轮次的编校和审稿，其中包括专家审稿、编辑编校以及作者修改等多个环节。“如果将这些环节都视为编校的一部分，那么整套书至少经历了三轮严格编校，单册最多的有十轮以上。”周振华说道。历经项目组多年的匠心独运与不懈努力，《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最终于2023年问世。谈及和团队这十年时光的沉淀与积累，周振华感慨万千……
青丝白发间
十年前，黄山书社的年轻编辑居多，项目组中多为年轻编辑。十年间，这一批“新兵”有幸自始至终见证并参与了整个项目的诞生、成长与蜕变，“在这支队伍中，我或许可以算作年龄稍长的一位。当我初次踏入这个项目时，已年过不惑，转眼间，十年的光阴匆匆流逝，我也从四旬有余步入了知天命的年纪。”周振华说。
《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的出版历程跨越了整整十年，汇聚了超过180位学者的智慧与汗水，他们之中，有的逐渐成长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而有的贡献卓著却已与世长辞。周振华在介绍中提到，由主编之一彭庆生所撰写的《陈子昂集教注》在《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的编纂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主编彭庆生
“在投身于《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的编纂工作时，彭庆生老师不幸患病。即便在身体极度虚弱，甚至无法亲自书写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用先口述后由他人协助整理成电子稿的方式，为本书的编纂贡献了自己的最后一份力量。”遗憾的是，彭庆生在2016年离世，未能亲眼见证这部巨著的完成。
随着彭庆生的离世，原本由两位总主编共同承担的工作重担，全部落在了陈铁民主编一人的肩上。“他不仅要继续完成剩余的编纂任务，还要肩负起整个项目的领导与协调工作，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据周振华介绍，陈铁民主编虽然年事已高，但他的精神状态极佳，思维活跃，对工作的投入与热情令人钦佩，“在修订书稿的过程中，他不仅细致入微，甚至对某些书稿的修订内容超出了分册主编的修订分量，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责任心。如果说在这套书的编纂过程中谁的贡献最为突出，陈铁明老师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作为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荣获国家专项经费资助，它无疑是《全唐诗》全注本中的权威之作。此次修订工作不仅使全书的篇幅增加了三百多万字，更是对图书质量的全面提升。它满足了广大唐诗爱好者的阅读需求，也为专业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是一部兼具阅读价值与学术深度的唐诗研究巨著。该书深度吸收唐诗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对作者生平简介与诗歌注释进行了系统性的扩充与修正，新增注释数量逾万条，覆盖了正文、注释、引文及作者小传等所有内容，纠正了原有的文字错误，力求打造一部更加精准权威的《全唐诗》全注本。
《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的问世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得到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浩先生的高度评价：“《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是中国目前关于唐代诗歌总结的整理研究三大工程之一，是唐代文史研究者的基本工具书，在断代总集的注释中走在了前列。”
十年磨一剑，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精心筛选、细心整理，再到反复校订、增订注释，每一步都凝聚着出版人的心血与汗水。如今，《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的问世，不仅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部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更为广大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唐代诗歌艺术殿堂的大门。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