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下令清理孔庙里有资格陪着孔夫子享受后人祭祀的前代名儒，一次性取消了14个古人的“陪祀”资格。已经在孔子的儿子孔鲤旁站了500多年的荀子，也在被除名之列，理由据文献记载，是因为讲过“人之性恶”的话。
但把“人之性恶”视为荀子的谬论，也许是个历史的误会。
荀子的生活年代，是战国末期。按照《史记》里《孟子荀卿列传》的记载，荀子在当年，算得上是兼跨学术和政治两界的大佬：他单名况，本是赵国人。虽然50岁才到齐国，但不久就做了稷下学宫的“祭酒”；后来因为在齐国受排挤，他又跑去了楚国，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也算是地方一把手。他的学说，都集中在一部他和门生们合著的书中，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荀子》。
今本《荀子》收了32篇文章，那是西汉后期著名文献学家刘向的功劳。在此之前，荀子的文章从战国流传到汉朝，并被政府藏书机构收藏的，多达322篇。刘向通过文本校勘，发现其中有290篇内容都是重复的，所以把它们删除合并，最后写定为32篇，取名《孙卿新书》——以孙卿为名，是因荀氏先祖与孙氏有关，而当时人姓氏两出是常见的。
到了唐代，大理评事杨倞为此书作注，更改了篇章的次序，将书名更定为《荀子》，流传至今。引起后人极大争议的《性恶篇》，在杨本《荀子》里位于第二十三篇。虽然标题有点骇人，细绎内容，却是逻辑清晰的正常文字。荀子想表达的，是人的善良和教养并不是天生的，是需要教育和学习的。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针对的是孟子倡导的性善说，但直接说人性善是“伪”，猛一看的确让人无法接受。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指出，荀子时代的“伪”字，不是真伪的伪，而是人为的为——因是后天人为，所以加了一个人字旁。未承想时过境迁，“伪”字的后来意思，即“作伪”的“伪”，在汉语里取得了强势的地位，荀子的文意也因此长久被歪曲了。至于跟孟子的意见相左，倒是确实存在的。但荀子生活的时代，现实比孟子的时代更黑暗污浊，讲课时老师感愤现状，出语偏激，矫枉过正，或许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作为孔子所引领的儒家学说的继承者，孟、荀二人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
荀子被后人诟病，还跟他的一个特殊门生——秦国丞相李斯有关。李斯学成后，在秦国的政治实践完全与儒家之道背驰，这能怪罪到乃师荀况头上吗？恐怕不能。《荀子》的《议兵篇》里，有一段师生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学生李斯跟老师荀子说：“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意思是秦国四代君主打仗连着胜利，海内就数秦兵最强，威名传遍诸侯各国。但秦国并不是依照仁义来做事的，而是看怎么方便怎么做的。言下之意，老师您那套仁义道德没用。荀子的回答是：“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諰”音同“洗”，諰諰是担心害怕的样子。这是说秦尽管连着四朝君主以打胜仗闻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病，就是一直害怕天下各国联合起来，把自己挤扁打垮。这样的心态，其实是走到穷途末路上的军队才有的，因为它没有一个根本的东西统领着。而事实上秦不过二世即亡，正说明荀子有先见之明。
荀子十分重视“学”与“礼”，却在传统儒家的道统里持续被排斥、冷落。（张雅云 / 绘）
关于整部的《荀子》，历来有综合前代诸家之说而成书的概括说法。通观32篇本文，可发现有两个关键词，即“学”和“礼”。对于“学”什么，荀子是有颇为具体的限定的。他说：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
荀子以自问自答的形式，解释了“学”的起点和终点。在他看来，正宗的“学”，是从朗诵儒家经典为始，以研习典礼为终；而从更高层次的意义上说，“学”是以做一个读书人为开端，以成为圣人为最后归宿的。这样的学习，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努力才能入门，因此也要学到死才能停止。明显地，这已把学的具体实践归结到礼的研习了。
荀子对“礼”的集中解说见于《礼论篇》。他认为人生而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不能不有所求；有所求又放任无度，人与人之间就不能不相争；相争就会造成混乱，社会混乱则导致人的穷困。先代君王讨厌这种混乱的局面，所以制定礼仪来加以区隔，用以涵养人的欲望，供给人必要的需求。在个人的欲望和社会的物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使两者相互支撑，共同生长，这就是“礼”诞生的根源。所以他认为“礼”的关键词就是个“养”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养。这样的教养，自然包含了许多礼仪细节，所以《荀子》里也有如“坐视膝，立视足，应对言语视面”那样的具体指导。他甚至认为，“积礼仪而为君子”，即君子的养成，也在于礼仪的积累和训练。
因为十分重视礼仪和教养，连带地荀子也重视义利之辨。不过他并没有简单地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大略篇》）。即使是尧、舜当世，也不能把老百姓求利的欲望灭掉，但他们有办法让百姓对于利的欲望，敌不过对义的喜爱。另一方面，即使桀、纣当权，也无法把老百姓的好義之心彻底除去，但他们的作为，会让百姓的好义之心，敌不过他们对利的贪求。所以荀子的结论是“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应当说，这比他前后的儒生们简单的义利之辨，要更合乎人性和历史实际。
荀子认为：“能凝之，则必能并之矣。”无论族群还是国家，如果有强大的凝聚力，则合并或者统一，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样的思路，在战国末秦朝初，是十分超前的；在今天纷纭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不是也很能启人心智吗？
从儒家一系看荀子，他与孔、孟相比，理想主义相对较弱，现实主义倾向凸显。《天论篇》里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这只不过比其他人更清醒也更早认识到了自然的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会因人事尤其是人的道德水准的高低而改变。但在拘谨的儒生尤其是理学家们看来，这样理解天道和人伦的关系，是狂悖异常、天理难容的。所以宋代理学权威二程、朱熹都不喜欢荀子。荀子最终在明代被赶出孔庙，正是在传统儒家的道统里被持续排斥、冷落的结果。
荀子被赶出了孔庙，《荀子》在儒家经学领域里地位也陡降，但在传统的子书系统里，它却独成名家，并不寂寞。全书开篇那以“劝学”为题的文字，由于被收入古代各类文章选本和现代各级教科书，而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名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凝练的语句，意味隽永，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学子，努力奋进。
荀子对“学”的重视，由于经常跟对“行”的强调连在一起，所以《荀子》中的相关论述，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超越了学校教育的领域，而具有了更宽泛的适用性。如《大略篇》，“无留善，无宿问”，尽管后半句讲的是学生有问题要尽快问，不要隔夜，但前半句讲做善事要立即行动，就不只是对学生而言了；“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则以扼要的话语，把学、行二者的重点何在点明了；而“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把读书和做官的微妙关系说得如此通透，不是很有现实意义吗？至于《荣辱篇》的“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修身篇》的“怒不过夺，喜不过予”，虽然文本里没有出现“学”字，但结合《荀子》全书对习礼的讲求，可见温和理性的话语背后，依然有教养之学作为支撑。
荀子在《荀子》一书里留给后世的，当然不止于劝学励行。《哀公篇》里，鲁哀公这位自称“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寡人”，向孔子提出了他从未知晓的哀、忧、劳、惧、危这五种情状，孔子则就近取譬相告，尤其是最后讲解什么是危：“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今天，它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八字形式，成为汉字文化圈内的政治箴言。
作为一位曾在基层执政，又亲身经历了秦国攻占楚国首都的士大夫，荀子通过观察和思考，指出：“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凝”而又以“坚”作修饰，意思显然是指向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一个词语——凝聚力。他看到了秦国兼并六国过程中爆发的那种似乎所向无敌的气势，因此承认兼并之战的确是秦国非常擅长的，但是，兼并之后，秦能把六国的人心也凝聚到一起吗？这恐怕是一件更难的事吧。相反地，荀子认为：“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无论族群还是国家，如果有强大的凝聚力，则合并或者统一，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样的思路，在战国末秦朝初，是十分超前的；在今天纷纭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不是也很能启人心智吗？
来源：《环球人物》2024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