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荀子作为最后一位大儒，基于天下统一的大趋势，明确提出了“节威反文”的政治方略。这一方略既是针对统一天下提出的政治方略，也是针对秦国国情倡导的统一方略。因为荀子坚守王道的理想，这一方略与秦统治者奉行霸道的政治传统相抵触，所以无法在秦国付诸实践。
关键词：荀子；节威反文；政治方略；秦国
在先秦儒学发展史上，荀子作为最后一位大儒，基于天下统一的大趋势，明确提出了“节威反文”的政治方略。本文从历史和思想的角度，考察荀子提出这一方略的背景，分析这一方略的基本内涵，探讨秦国没采纳这一方略的主要原因，以期有裨于荀学研究。
一
荀子生活在战国后期，各国诸侯的兼并战争，已经酿成统一大趋势。特别是齐国破败之后，秦国与山东六国相比较，占据明显的军事优势，处于一国独胜的格局。荀子着眼于天下统一，提出“节威反文” 的政治方略，正是针对秦国的国情。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逐渐发展壮大。还在孝公时期，随着新法的推行，“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开始走向富强。惠文王时期，对魏、韩、楚国作战，屡屡获得胜利，占领汉中、巴蜀地区。昭襄王时期，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地进攻六国，即使遭遇“合纵”反击，也都能够从容应对。从整个形势来看，秦国最终兼并六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然而，秦国兼并六国的战争，也给秦国造成负面影响，六国士人谈到秦国，大都称作“虎狼之国”，或者说是“虎狼之秦”。如苏秦对楚威王说：“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楚威王同样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战国策·楚策一》）游腾对楚怀王说：“今秦，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战国策·西周策》）屈原劝楚怀王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如虞卿对赵孝成王说：“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战国策·赵策三》）信陵君对魏安釐王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①《史记·魏世家》。《战国策·魏策三》作“朱己谓魏王”，“朱己”为“无忌”之讹，“无忌”即信陵君之名，宜从《史记》。这都是说秦国像虎狼一样，对待别国贪婪凶残，无法令人置信。这样评价秦国，并未见于荀子的言论，但依常理而言，荀子在一定程度上会认同。
在这种特殊背景之下，秦昭襄王四十三年（前264年），荀子访问秦国，与昭襄王嬴稷、应侯范雎会晤。范雎担任秦相，询问荀子来秦国的观感，荀子当即回答说：
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①《荀子·强国》。这段引文，或以“是何也”出自应侯之口，另起一段，然观前后语意，应是荀子设问，故不必断开。
这里，荀子对秦国的国情，提出了个人的看法。他从自然条件、民间风俗、地方官吏、士大夫和朝廷政治五个方面，充分地肯定了秦自孝公、惠文王、武王到昭襄王四世的突出成就。同时，他尖锐地指出了秦国政治的缺陷，即这样的成就较之王者的功名还差得很远，其根本的原因是不任用儒者，没有纯粹地推行王道。秦国统治者崇尚法家一向不重视儒者，所以与荀子会晤时，秦昭襄王质疑儒者的作用。荀子反复辩解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儒者“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继而回答儒者治国问题，荀子明确地指出：
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荀子·儒效》）
这是说儒者治国，在个人会意志坚定，在朝廷会整饬礼仪，在官府会确立各种法律和制度，在民间会使诚信仁爱蔚然成风。他们不做一件不义之事，不杀一个无罪之人，全靠道义赢得人民的信任，得到天下人的齐声响应。据此可知，荀子所说的儒者治国，就是像商鞅变法那样，完全由儒者掌管朝政，按照儒家的政治理念，建设一个新的秦国。
通过这次访问，荀子了解了秦国的基本国情，加深了对秦国君臣的认识，直接讲述了他的政治主张，从而形成了统一天下的设想，在回答李斯的问题时，明确地提出了“节威反文”的治国方略。
二
怎样理解“节威反文”呢？首先要弄清楚它的本义。从字面上说，“节”即节制、制约，“反”通“返”，即返回、回归，这两个字容易理解。那什么是“威”？什么是“文”呢？则要做一些解释。
荀子说的“威”，即威势，是一种压服别人的威力和气势，主要包括三种：“道德之威”、“暴察之威”和“狂妄之威”，依荀子的解释是：
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如是，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礼乐则不修，分义则不明，举错则不时，爱利则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诛不服也审，其刑罚重而信，其诛杀猛而必，黭然而雷击之，如墙厌之。如是，百姓劫则致畏，嬴则敖上，执拘则最，得间则散，敌中则夺，非劫之以形势，非振之以诛杀，则无以有其下。夫是之谓暴察之威。无爱人之心，无利人之事，而日为乱人之道。百姓讙敖则从而执缚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贲溃以离上矣，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谓狂妄之威。（《荀子·强国》）
这就是说，“道德之威”产生于礼义仁爱，“暴察之威”产生于严刑峻罚，“狂妄之威”产生于恣意妄为。荀子要求秦统治者节制威势，当然不是指“道德之威”，而是指“暴察之威”和“狂妄之威”，因为在他看来，“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荀子·强国》）所以，荀子反复告诫统治者，要仔细地考察“三威”，充分地发挥“道德之威”，去争取人民的拥护。
荀子说的“文”，即文教、文治，是一种讲究教化的治国模式，主要包括四项内容：“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荀子·王霸》）国家法制完备、辅佐大臣贤能、民众性情朴实、社会习俗优美，构成荀子的政治愿景。其实，这就是“王道”的基本内涵。荀子认为四者兼备，就能够实现“王道”，“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霸》）从历史的角度看，“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四者齐也。桀、纣即序于有天下之势，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无它故焉，四者并亡也。”（《荀子·王霸》）这说明历代治国方法不同，却可以归结出一个道理。
就政治实践而言，荀子认为推行“王道”，关键在于儒者治国，而儒者治国的要领，在于采取一系列举措：“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县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荀子·王霸》）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能使国家“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荀子·王霸》）所以说，在统一天下过程中，要解决所有的问题，必须通过政治途径，不能单靠军事手段。
至于说“节威反文”，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依荀子的解释是：
案用夫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与之参国政，正是非，治曲直，听咸阳，顺者错之，不顺者而后诛之，若是，则兵不复出于塞外而令行于天下矣；若是，则虽为之筑明堂于塞外而朝诸侯，殆可矣。（《荀子·强国》）
这是希望秦昭襄王能用儒者治理天下，与儒者商议朝政，明辨是非，理顺曲直，听政于咸阳，决定征伐不顺从的国家。在荀子看来，秦统治者能够“节威反文”，即使秦国的军队不再出关，就能够推行政令于天下；即使在关外建造一个明堂，也可以使诸侯前来朝拜。此外，荀子还特别补上一句：“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务也。”（《荀子·强国》）即说到当今事务，秦统治者对待六国，与其致力于扩张领土，毋宁增进彼此互信。
总起来说，荀子所说的“节威反文”，既是针对统一天下提出的政治方略，也是针对秦国国情倡导的统一方略。这个方略强调出自文治的软实力，却不轻视体现威势的硬实力，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三
弄清“节威反文”的涵义，接下来讨论的问题是：荀子为什么倡导“节威反文”？这里从荀子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方法诸层面，试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政治是荀子思想的核心内容，荀子把政治分为四种形态：“王道”、“霸道”、“危道”和“亡道”，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具体的解释。如从君主待人来说，“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荀子·君子》）；从君主用臣来说，“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荀子·臣道》）；从君主与诸侯的关系来说，“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荀子·王制》）；从治国方略来说，“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从施政要领来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荀子·强国》）；从行政效率来说，“善日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荀子·强国》）。由此可见，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殿军，始终坚守王道的理想。
那么，什么是“王道”呢？荀子不但把它同“霸道”、“危道”和“亡道”加以区别，还从“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论”、“王者之法”等方面做出具体的解释。如论“王者之人”，则说是“饰动以礼义，听断以类，明振毫末，举措应变而不穷”（《荀子·王制》）；论“王者之制”，则说是“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荀子·王制》）；论“王者之论”，则说是“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析愿禁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荀子·王制》）；论“王者之法”，则说是“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荀子·王制》）。这样的阐释更清晰地说明了王道的实践问题。
实际上，从诸侯割据到天下统一，根本无法舍弃兼并手段。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靠什么力量实施兼并？荀子坚守王道的理想，自然倾向于利用仁义、道德的力量，来实现天下统一。
凡兼人者有三术：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入，因其民，袭其处，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顺比。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强，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势，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畔虑，若是，则戎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贫求富，用饥求饱，虚腹张口来归我食，若是，则必发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委之财货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期三年，然后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国俞贫，是以富兼人者也。（《荀子·议兵》）
这里，荀子把兼并分为三种方式：“以德兼人”、“以力兼人”、“以富兼人”。 “以德兼人”是凭借名声和德行，感化别国的民众，赢得他们的拥戴；“以力兼人”是凭借力量和威势，胁迫别国的民众，来服从自己的意志；“以富兼人”是凭借金钱和财富，接济别国的民众，以换取他们的信任。从每种方式产生的结果来看，“以德兼人”是“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强”；“以力兼人”是“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以富兼人”是“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国俞贫”。这三种方式相比较，荀子得出一条结论：“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荀子·议兵》）
当然，荀子倡导“节威反文”的直接原因，应该是对秦国政治的批判。鉴于秦统治者注重发展硬实力，相对轻视软实力建设，荀子在回答李斯的问题时说：“力术止，义术行，秦之谓也。”①《荀子·强国》：“力术止，义术行，曷谓也？曰：秦之谓也。”唐代杨倞注：“力术，强兵之术；义术，仁义之术。止，谓不能进取霸王也。言用力术则止，用义术则行，发此论以谓秦也。《新序》：李斯问孙卿曰：“当今之时，为秦奈何？”孙卿曰：力术止，义术行，秦之谓也。”清代卢文弨说：“此所引《新序》，今本脱。”郝懿行说：“强力之术，虽进终止；杖义之术，无往不行。依注引《新序》，此答李斯之问，为秦发也。”并见《荀子集解》卷11《强国篇》。这一答案的提出，是因为荀子眼中的秦国“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荀子·强国》）。荀子说秦国“威强乎汤武”，是因为在他看来，“汤武也者，乃能使说己者使耳。今楚父死焉，国举焉，负三王之庙而辟于陈、蔡之间，视可司间，案欲剡其胫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仇人役也，此所谓威强乎汤武也。”（《荀子·强国》）荀子说秦国“广大乎舜禹”，是因为在他看来，“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东在楚者乃界于齐，在韩者逾常山乃有临虑，在魏者乃据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赵者剡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负西海而固常山，是地遍天下也，此所谓广大乎舜、禹也。”（《荀子·强国》）秦统治者既然“威动海内，强殆中国，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荀子·强国》），那出路何在呢？荀子给出的答案，就是“节威反文”。
荀子要求秦统治者“节威”，而不是“去势”；要求秦统治者“反文”，而不是“弭兵”。这说明实现天下统一，既要坚守王道的理想，又不能舍弃霸道；既要保持一定的威势，也不能抛开战争。归根结底，荀子倡导的“节威反文”，是一个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也是一个王霸兼济的统一方略。
四
荀子访问秦国之际，恰逢秦国全力向外扩张，“昭王方喜战伐，而孙卿以三王之法说之，及秦相应侯，皆不能用也。”［1］558荀子极力倡导“节威反文”，非常肯定这一方略的功效，那为什么没被秦统治者采纳呢？还须做深入的探讨。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奉行霸道，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是秦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这一方略的核心内容，是商鞅倡导的“农战”政策，即把农业生产和战争结合起来，农业生产给战争打基础，战争为农业生产创造条件，从而促使国家富强。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照此说来，“农战”是国家兴盛的关键，国家依靠农业和战争，才能得到安定；君主依靠农业和战争，才能获取尊贵。每一位君主治理国家，都必须遵行“农战”政策［2］136-137。在这一政策指导下，秦统治者依靠发展农业生产，以增强经济实力，主要运用战争手段，来兼并山东六国，进而实现天下统一。
从治国方略来看，荀子既独尊王道，又不反对霸道。因为不反对霸道，他不像孟子那样“迂远而阔于事情”，还愿意来到“虎狼之秦”，与秦统治者讨论治国方略。但因为独尊王道，他极力倡导“节威反文”，与秦统治者的政治传统相抵触，所以无法在秦国付诸实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秦统治者一直奉行霸道，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几乎是一路凯歌。这不仅充分证明了霸道的功效，还使秦统治者增强了自信心。在这种情形下，要改变秦国的政治传统，实在是难上加难。所以，荀子倡导的“节威反文”高扬王道的旗帜，未被秦统治者采纳，主要是不符合秦统治者奉行霸道的政治传统，或者说是王道与霸道的内在矛盾和冲突，直接导致秦统治者忽视“节威反文”的统一方略。
令人注目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对内确立君主专制体制，对外并未放弃武力征服，继续沿循霸道前行，最终导致秦朝迅速灭亡。从秦昭襄王到秦始皇，秦国的政治传统较之荀子的统一方略相去甚远，因而使荀子思想遭到冷遇。荀学后人对此颇为惋惜，“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荀子·尧问》）这表明荀子“节威反文”的统一方略，未获秦统治者认同而无法付诸实践，应该是秦代政治的一个重大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