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孟子研究、牟宗三研究，人们自然会想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讲席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泽波。
杨泽波教授花10年之力钻研孟子，写就“孟子三书”，又用了近20年时间研究牟宗三，出版了多部重要的牟宗三研究专著。他以“伦理心境”解读良心、以“三分法”重新梳理两千多年儒学发展脉络的做法，令人耳目一新。近年来，以前期研究为基础，杨泽波教授正着力建构“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杨泽波教授讲授的“先秦诸子”课程，因内容深入浅出，积极引导年轻人了解自己的文化，告诉年轻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做中国人，曾是复旦大学最难选上的课程之一。由这门课讲稿修改而成的专著《中国文化之根》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出版不久就进行了加印，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为研究孟子、牟宗三两位山东人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如何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近日，带着这些好奇心，记者采访了杨泽波教授，听他讲与山东的缘分，学术研究脉络，以及“幸福人生的中国样式”。
研究儒学，结缘山东
记者：几十年来，您先后从事的孟子研究和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研究对象都是山东人，您似乎跟山东很有缘分。
杨泽波：的确如此。我从事儒学研究的第一个项目是孟子，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写的都是孟子，用了10年时间。后来，又专心从事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前前后后有近20年的光景。
孟子是山东邹城人，牟宗三是山东栖霞人。齐鲁大地人杰地灵，出了这么多重要的思想家，与其独特的风土人情、文化积淀是分不开的。
我的祖籍不是山东，但我的研究对象都是山东人，在复旦大学退休后又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担任讲席教授，我对山东的确有一份十分特殊的感情。
10年孟子研究，四个学术贡献
记者：您在20世纪90年代的著作《孟子性善论研究》《孟子评传》《孟子与中国文化》合称“孟子三书”，解决了孟子研究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在学术界影响很大。随着学术思考的深入，您对自己的孟子研究有何评价？
杨泽波：孟子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古往今来没有不重视孟子的，相关研究很多。因为是老题目，要翻出新花样并不容易。庆幸的是，我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有自己的贡献。我一直讲，我的孟子研究有三个方面是发前人之未发，而后人很难改易的。
首先，是以“伦理心境”解读良心。良心是性善论的基础，由孔子的“仁”发展而来。过去人们往往只是就仁谈仁，就良心谈良心，不再对其加以深入的理论说明。从一开始，我就不满意这种现象，希望能够从理论上对其加以解说。为此我提出了“伦理心境”的概念，认为良心的本质是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在内心结晶而成的心理境况和境界，即所谓“伦理心境”。这种解读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儒学研究中的很多重大问题都有希望由此得到说明和解决。
其次，提出了“孔孟心性之学分歧”的命题。历史上有孔孟之道的说法，誉孔子为“至圣”，孟子为“亚圣”，认为孟子是孔子的好学生，全面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我的研究证明，并非如此。孟子对于孔子的思想确实有很大的发展，但其思想也有严重缺陷，并没有完整继承孔子的思想。孔子思想内部与成德成善相关有三个要素，分别是欲性、智性、仁性。孟子思想内部则只有欲性、仁性两个要素，智性在孟子思想中不起实质的作用。换言之，孟子并不重视学习认知对于成德成善的意义。我将这种极为重要的现象称为“孔孟心性之学的分歧”。我非常重视这个命题，强调这个分歧是2500年儒学发展的头等重大事件，再没有哪个事件的重要性可以超过它了，儒学发展的所有重大问题，都与这种分歧有关。
第三，找到了宋明儒学天理人欲之辨失误的原因。义利之辨是先秦儒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宋代之后，这一内容进一步发展为天理人欲之辨。在先秦，义利之辨立论平实，可亲可爱，从宋代开始的天理人欲之辨，则变得有点凶神恶煞，面目可憎了。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一个重要原因，是宋明儒学丢失了先秦义利之辨的真精神。先秦儒家义利之辨共有三个不同的向度，一是治国方略问题，二是道德目的问题，三是人禽之分问题。这三个向度的内部关系不同。治国方略和道德目的的义利属于彼此对立关系，人禽之分的义利则属于价值选择关系。宋明儒学没有做这种区分，用前两种向度的彼此对立关系代替了人禽之分向度的价值选择关系，如此一来，“存天理灭人欲”就成了其必然的结论了。
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意识到，我的孟子研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一提，这就是以“理想政治”诠释孟子的政治思想。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中枢，这在学界没有分歧。但如何理解仁政，发掘其内在的意义，还有不少工作可做。与学界一般看法不同，我把以孟子仁政思想为代表的政治主张概括为“理想政治”。“理想政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马上打天下形成的“现实政治”始终保持着张力，使其不至于无限度地向下滑落。我注意到，在历史上，凡是“理想政治”和“现实政治”能够保持张力的时候，国家一般都治理得不错；反之，如果这种张力无法保持，或这种张力特别微弱的时候，就是治理无序、政治昏暗的时候。这些年，在政治研究中，我更加重视这个问题，将其上升为我的孟子研究的第四个贡献。
学术研究一定要跟着大学问家走
记者：孟子研究之后，您又用了很长时间从事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您为什么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为什么这个项目的研究持续如此之久？
杨泽波：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很强的影响力。改革开放后，牟宗三研究在大陆很快成了热点。我结束孟子研究后，将精神转向牟宗三研究，与这一背景密不可分。学界公认，牟宗三不好研究。因为他涉猎的面非常广，既有儒学，又有佛学，还涉及西方哲学如康德等诸多领域。如果要研究牟宗三，就必须跟上他的思路，对这些方面有相应的了解。不仅如此，牟宗三写作的方式也很独特，行文晦涩，难以把捉。我曾多次抱怨说，实在想不到为什么天底下会有如此困难的题目。不过，我最终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先后出版了五卷本《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心体与性体〉解读》《焦点之再议——牟宗三儒学思想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等著作。而这也是这个项目持续近2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我把牟宗三儒学思想分疏为五个部分，即坎陷论、三系论、存有论、圆善论、合一论。在这五个方面，我都提出了与牟宗三不同的看法，其中最为重要的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否认了牟宗三的三系论，不接受其将朱子定为旁出的结论，认为朱子学理虽有缺陷，但义理全面，不可否定，更不能判为旁出。二是澄清了牟宗三两层存有论的错误表述，将现相的存有与物自身的存有还原为识相的存有和善相的存有。这两个问题专业性很强，极为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
牟宗三研究非常困难，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但我并不觉得这是浪费，并不觉得吃亏，反而非常庆幸能有这个经历。学术研究一定要跟着大学问家走，不能只是围绕二三流的学术成果打转。大学问家之所以大，是因为他们想的问题大，解决的问题大。跟着他们走，开始可能会非常困难，但一旦上了路，就会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使你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维度。牟宗三研究对我的帮助即是如此。暂且不说佛学研究和康德研究，仅就儒学研究而言，两千多年儒学发展史中最重大的问题，牟宗三都涉及了。我跟着他走，不仅要涉及这些问题，更要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正因为如此，我常说，我非常感谢牟宗三，是他带我走到了学术的前沿，领略了哲学思考的乐趣，从而自视为牟宗三的私淑弟子，尽管他的一些具体观点我并不完全赞成。
记者：近年来，您在建构“儒家生生伦理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你能不能简单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杨泽波：自我从事儒学研究以来，基于对自己能力的自知之明，研究范围一直不敢扩得太宽，主要就做了两个项目，一是孟子研究，这可以说是第一阶段；二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这可以说是第二阶段。这两个阶段，一个是先秦，一个是近现代。这种一头一尾的研究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它使我对儒学的发展有了一个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认识，进而逐渐有了自己的心得。因此，在结束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后，我便不再满足于对历史上具体人物和学派的研究，而是希望将自己对儒学的体会整理出来，形成自己的思想系统。
我将自己的思想系统称为“儒家生生伦理学”，出版了两部较有分量的专著，分别是《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和《儒学谱系论》。前者是理论的正面建构，是以论带史；后者是用建构好的理论重新梳理儒学发展的脉络，是以史促论。这项工作意义重大，一旦立论无误，不仅两千多年儒学发展的历史将重新书写，还可以为解决西方哲学的某些重大问题贡献儒家特有的智慧。这可以说是我从事儒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当然，这个阶段的工作尚未完成，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其社会效果也还有待学界同仁的评判。
自我定位：求庙堂之高
记者：听了您对自己学术研究成果的介绍很受感动。但我注意到，您似乎不太注意网络宣传工作。在网络媒体时代，借由传统文化热的潮流，出现了一些网红、大V学者。您对此有何看法？
杨泽波：这是一个重要社会现象。在网络媒体时代，传统的宣传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些人热衷于此，乐此不疲。比如，现在阳明心学很热，很多人在自媒体上宣扬阳明心学。这当然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学者对此还是要有一分警惕。
这里有一个如何给自己的定位问题。据我观察，有两种不同的学者。一种追求庙堂之高，希望从事艰深的理论研究，寻求在根本问题上获得突破。一种追求江海之阔，希望得到更高的知名度，俘获更多的粉丝。除非极少数的天才这样的人，这两个方面很难兼得。学者应该给自己做一个准确的定位，不能奢望既要又要。
我之前就讲过，我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就是追求庙堂之高，力争做一个合格的职业哲学家。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下狠心沉潜下来，拒绝一切诱惑，扎扎实实做学问，争取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获得突破。如果在这方面做好了，别人自然会来读你的书，消化和宣传你的思想主张，在社会上产生相应的影响，自己不必眼红他人，计较一城一池的暂时得失。
在当今极为喧嚣的背景下，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又没有其他路子可走，没有其他捷径可寻。这是我为自己的定位。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必须有好的时运。非常庆幸，我的运气不错，虽然之前耽误了大把的时间，但还是赶上了改革开放，可以专心从事真正的儒学研究。希望我的好运能够留住，否则个人再多的努力也是白搭。
提出“幸福人生的中国样式”
记者：您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也给复旦本科生讲授“先秦诸子”，前些年将讲稿结集出版，名为《中国文化之根》，颇受欢迎。该书最后一章的题目是“幸福人生的中国样式”。这种讲法很少见，您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在当下大家在谈论“内卷”的时候，您能否详细谈谈如何去传统文化之中寻求幸福？
杨泽波：非常感谢你能注意到我的这本小书。《中国文化之根》是我在复旦大学给本科生讲课的讲稿，分别讲述了孔子、墨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七个代表人物。最后一章是全书的总结，名为“幸福人生的中国样式”。我之所以要以这个问题收尾，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
我看过一个社会调查，说是现在社会上不少人，包括北大、清华、复旦名校的学生，不了解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调查结果让我很吃惊。于是，我便将研究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哲学的体会加以梳理，以期对听众有所启发，从迷茫中解脱出来。
在我看来，根据儒家学理，人生当然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简单说就是追求幸福的生活。需要注意，幸福这个概念容易引起误解。这里说的“幸福”不是单一的，包含物欲幸福、事功幸福、道德幸福三个层面。
物欲幸福就是吃喝拉撒睡的幸福。人有吃喝拉撒睡的需要，这方面的需要得到满足，人就有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就是物欲幸福。儒家并不否定物欲幸福。我们读《论语》《孟子》，可以清楚看到他们是怎么具体生活的。他们对于物欲的态度非常平实，不是苦行僧，有好吃的不吃，有好喝的不喝，不像后人想象的那个样子，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人生最初的意义，就是追求“物欲幸福”。
除物欲幸福外，人总要做点什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总要干点事情，成就一番事业。人之所以要干点事情，是因为人有认知的能力，可以认识和改造周围的世界，更好地适应自己的生活。一旦做成了事业，就会有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就叫作“事功幸福”。历史上人们讲“三不朽”，其中两条就是立功和立言。无论是立功，如创建一家公司，还是立言，如创立自己的学术系统，都属于事功的范畴。成就事功，也是人生意义的一个部分，成就了事功，也就享受到了相应的幸福。
看到“物欲幸福”和“事功幸福”并不困难，困难的是看到和承认“道德幸福”。根据儒家学说，人天生有道德属性，这种道德属性会为自己提出道德的要求，一旦满足了这种要求，人同样会有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就是道德幸福。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如帮助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内心是不是会有一种愉悦感呢？这种愉悦感就是道德幸福。但相对于物欲幸福和事功幸福，道德幸福得来尤为不易。“三不朽”中最难的不是立功和立言，而是立德，与物欲幸福和事功幸福相比，道德幸福更难把握。这是因为，成德成善要求我们必须在物欲方面付出牺牲，这种牺牲表面看是一种苦，但经过转化，它又能变为一种道德幸福感。历史上人们常讲不断的“孔颜乐处”，其实就是道德幸福。
道德幸福在今天尤为难得。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对性善论持批评态度，加上受西方某些学术流派的影响，不承认人天生有道德的属性。这样做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把道德视为外力对自己的强迫。
现在很流行“反对道德绑架”的说法，意思是说你不能用道德绑架我，做好事是情分，不做是本分。这种说法是极为荒唐的。在儒家看来，人有善性，道德原本就是自己的要求，不是外力的强迫，做好事不只是情分，更是本分。所以我常说，当社会向你提出道德要求，希望你做善事的时候，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此时人们是把你当做正常人看待的，如果社会不对你提出道德要求，你千万不要庆幸，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已经不把你当做正常人看待了。
理解道德幸福还有一个难点。其他文化也讲道德幸福，但儒家文化讲的道德幸福有其自身的特点。自“轴心时代”之后，其他很多文化都走向了宗教，所以这种道德幸福一般是借助宗教实现的。因为轴心时代后，儒家没有走宗教的道路，儒家本质上不属于宗教，所以它的道德幸福不需要借助宗教的形式，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宗教的方式来实现的。这是儒家文化非常特殊之处。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我的发言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我提出，儒学不是宗教，但它同样可以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因为它不是宗教，所以完全没有宗教必然带来的各种弊端。现在社会上不少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好像只有宗教才能拯救心灵，要是不信个什么教，人生就完全找不到意义，生命就完全没有支撑似的，一旦皈依了某种宗教，便兴高采烈大肆宣扬，像是寻到最高真理一般，甚至还不计忌讳，拼命拉他人入教。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高度的警觉。
人生就是不断追求幸福的过程，从低层次的物欲幸福开始，到较高层次的事功幸福，直到最高层次的道德幸福。在这个过程中，有付出，有所得，有挑战，有满足，意义十足。更为可贵的是，中国人有自己的独特生活方式，其幸福也是中国样式的，而不是其他样式的。现在网络上经常有人哀叹人生没有意义，这恰恰说明他们还没有真正了解人生，只是凭借着自己对人生的错误理解，自视高贵，在那里骗取流量，误导他人，妖言惑众。
【人物档案】
杨泽波，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讲席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积十年之力专攻孟子，著有“孟子三书”（《孟子性善论研究》《孟子评传》《孟子与中国文化》）。后致力于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著有五卷本《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心体与性体〉解读》《焦点之再议——牟宗三儒学思想中的几个有争议问题》。近年来从事儒家生生伦理学的建构工作，著有《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儒学谱系论》。另出版有《中国文化之根——先秦七子对中国文化的奠基》，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大众新闻记者 师文静 刘一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