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的时代需要被倾听

文摘   2024-10-06 22:01   内蒙古  


《文学馆之夜》有一期节目是关于说话的。李敬泽在其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活着难在很大程度上是说话难。这话切中了要害。李敬泽解释了说话难在哪里。有两点。一是准确难。二是真诚难。因此,真诚加准确就是难上加难。李敬泽和刘震云还提到了沉默。李敬泽认为是沉默在支撑着说话。李敬泽还提到了语言中除不尽的东西。我们假定李敬泽没有看过精神分析的东西。尤其是拉康的东西。首先是因为他是文学杂志编辑。其次是因为中文世界有关拉康的著作几乎没有。第三,与精神分析需要相遇。在这种情况下,他谈论的东西还能触碰到精神分析的核心。由此可见,精神分析和文学有某种共通的东西。我们需要先限定一下文学的范围。在我们的讨论中,文学仅限于虚构故事。诗歌、散文不是文学。有一个观点我们得承认,那就是虚构故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写的。不管是小说还是戏剧。因此,虚构故事和精神分析有某种共通之处。刘震云在其中某种程度上提到了这一点。他说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需要倾听人物。这种观点是反直觉的。通常人们认为,写小说不是作者说了算吗?我让人物笑,他就得笑。我让人物哭,他就得哭。但创作是需要守规矩的。因为人物是在具体语境中活动的。因此你人物的情感必须符合相应的语境,否则就失真了。没有真情实感了。而要把人物内心的情感描绘出来并不容易。因为你写的东西是给别人看的。你同时还必须得让读者感受到这种情感。这就是说话难的地方。你直接说你不开心,别人是无法共情你的。你只有把你不幸的遭遇说了,对方才有可能理解你。小说中的人物也一样。作家直接说人物不开心,读者是感受不到的。这时候只能走弯路。通过讲一个故事来让人物更加立体,更加真实。故事讲完了,情感自然就到位了。作家没有讲人物的情感,作家调动了读者的情感。这种调动的前提是作家已经深入人物的内心。调动不是利用。像悬疑小说就是在利用读者的好奇心,这类作品本身不具备什么思想性。这类作者完全是在为读者服务。而他之所以为读者服务,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读者好。如果他真的想为读者好,就应该让作品有深度,这样读者读了才会有所收获。要想让作品有深度,作家就得为自己服务。不能迎合读者。为自己服务的意思是说真话。而在虚构故事中说真话便是作家得走进人物的内心。作家得为人物服务。作家的任务就是把人物内心说不出来的东西表达出来。而那个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千千万万个人类,正是我们自己。好的作品能够穿透时间和空间。致力于那个除不尽的东西。作家写的是生活。是人的境况。而精神分析正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这就是相通的地方。只不过精神分析喜欢直接,而文学则是在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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