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州的天主教
文摘
2024-10-17 00:00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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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传入贵州，是在永历政权时期。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法国传教士巴吕任日本东京代办，兼管贵州教务。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教皇亚历山大八世将中国传教区划为南京教区和京师教区，贵州属南京教区，并成立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自此以后，贵州基本上属于法国的传教范围。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增加了一些代牧区，其中即有贵州代牧区，三年后以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都嘉禄为贵州首任代牧，住在广州。此后，曾派法国遣使会传教士秘密进入贵州，但因清廷禁教，只好委托四川法国传教士穆肋勒兼管，一度在务川、思南等地进行传教活动，教权逐渐由广东转移到四川。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法国传教士梅耶来贵州传教，又派女教徒罗保纳到贵阳，派教徒蒋茗翰到遵义，但因禁教甚严，西方传教士很难在贵州立足。直到嘉庆七年（1802年），四川宗座代牧、法国传教士杜弗来将贵州教区分为两个分区，黔东分区由中国神父蒋茗翰管理，黔西分区由中国神父骆玛弟管理，教徒猛增至千人以上。鸦片战争以后，各列强在中国取得了传教权，以不平等条约迫使清廷取消“教禁”，采取“保教”政策，从此天主教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法国传教士根据《黄埔条约》《天津条约》《BJ条约》中自由传教和保护教堂的规定，凌驾于官府之上，以战胜者的姿态在贵州进行传教。道光二十六年，罗马教皇将贵州升为独立的教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派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白斯德望入贵州为第一任主教，继后以胡缚理任贵州教区主教，并在贵州各地修建天主堂、修道院、医院及学校。法国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拿着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签发的“传教士护照”，干预地方行政，欺压百姓，耀武扬威，终于激起了贵州人民的反抗，爆发了青岩、开阳、遵义等十多次教案。由于清廷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反洋教运动失败。在此以后，天主教在贵州又有进一步发展，外国传教士与官府勾结起来，甚至举荐地方官员。在咸同起义时期，外国传教士大都站在官府一边，积极参与镇压人民的活动。例如：在贵阳城郊的六冲关，法国修建起堡垒式修院，制造枪炮，并接纳地方官员在此避难。当黔西南回民起义正盛之时，云贵总督劳崇光与贵州主教胡缚理密谋，胡缚理以传教士身份对回民起义进行欺骗诱降，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事后，清廷赐胡缚理红顶子一袭，并将兴义书院赠赐天主教建天主堂和孤儿院。天主教在贵州的传播与发展，急需培养出一批本地神职人员，因而建立修道院和女修院就势在必行。贵州办教之初，修士都送到国外培养，先是送暹逻首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总修院”，贵州教区开办后又送“巴黎外方传教会槟榔屿总修院”，但这种办法毕竟只能培养极少数中国神职人员，远不敷用。道光三十年（1850年），主教白斯德望召集在贵州的法国传教士商议，决定创立修院，就地培养。修院分三级，初级为小修院，中级为中修院，高级为大修院，其学制分别为三年、六年和七年。咸丰三年（1853年），主教胡缚理在贵阳的北天主堂创办第一所小修院，胡缚理任院长，有六名小修生。因官府查禁甚严，两年后迁往六冲关。同治九年（1870年）又在北天主堂再建小修院，有小修生二十余名，由北堂易德谦兼管，命名“圣若瑟小修院”，一年多即取消。光绪十二年（1886年），法国传教士叶临受又建“圣斯德望预修院”，有小修生三十人，相沿十年之久。光绪三十年（1904年），聂瑞祥恢复小修院及幼堂，改名“护守天神预修院”，或称“天使小修院”。胡缚理建立的小修院迁往六冲关后，得到罗马传教部、巴黎外方传教会、美国伯多禄善会等捐款，扩大规模，改为“圣保禄中修院”，修生人院后便与家庭及社会断绝往来，学习拉丁文、法文及《圣经》。此后不久，胡缚理又在贵阳城郊青岩姚家关创办“圣伯多禄大修院”，以法国传教士白伯多禄为院长，有大修生十余人，后因青岩教案被毁，于是与六冲关的中修院合并，形成一个小修、中修、大修结合的修院，实行十六年一贯制。大修院的课程主要是经院哲学、神学、圣经、教会史及部分自然科学，毕业后可充任神父。天主教实行女教徒修道制度，将发誓“贞洁”“听命”“神贫”的贞女送入修院。咸丰年间，童文献任贵州主教，根据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创办了一所“圣心女修院”，院址在北天主堂侧，接纳十六七岁的修女。除了修院和女修院而外，天主教又办传教学堂，培养本地的传教人员。贵州的传教学堂始于光绪末年，设址于北天主堂，学制三年，招收16-30岁的学员，课程以教义和经言为主，教义分内功、外功两项，内功为古今圣经、要理问答等，外功有教会辩护学、圣教理证、邪正理考、圣教明征、会客初言等，文化课有古文、作文及“五音”（即用法文字母拼写汉语），目的是便于在民众中传教，又能同外国传教士交往。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敦化学校”。天主教传教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举办社会慈善事业，通过治病、抚孤来取得群众信任，并争取教徒。天主教内有一个专门收养孤儿、医治疾病的工作机构，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在贵州教区设立天神会，以拯救教外小孩灵魂和教育教友及子女学教义为目的，经费由法国天神会总会提供，最高时每年达25000法郎，用于办医院和孤儿院。贵州教区开设之初，创办了贵阳、定番（今惠水）、都匀、镇远四个医馆，以后陆续增至五十八处，遍及贵阳、清镇、平坝、安顺、镇宁、兴义、贞丰、定番、紫云、龙里、郎岱、遵义、仁怀、桐梓、正安、平越（今福泉）、都匀、镇远、石阡、德江、龙泉（今凤岗）及大定（今大方）等地，著名的如贵阳的圣若瑟医院、露德医院等。孤儿院始于咸丰四年（1851年），收养被遗弃的小孩23人，三年后在贵阳创立了两所孤儿院，此后，在安顺、遵义、桐梓、镇宁、兴义等地先后建起了十所孤儿院，收孤儿千名以上，以贵阳北堂的圣若瑟孤儿院最为著名。咸同起义时期，官府将贵阳的育婴堂及幼堂交天主教管理，共有幼婴三百多名，更名“圣尼各老孤儿院”，门前立有“这里养活肉身和灵魂”的牌子。送入孤儿院的孤儿，需由亲友或邻里写“送字”方可接收，并注明：“自送之后，亲属人等不得异言，如有风寒暑湿，各听天命，恐口无凭，特立送字为据”。传教士们本着“只救灵魂，不救肉身”的宗旨，让孩子们过着艰苦生活，清早起床即念经，然后从事各种繁重劳动，如果诵经不熟或劳动不勤要遭重惩，而且每日必须背诵“啊，天主，你是孤儿之父”之类经文。收容孤儿，在外国传教士看来，是一项很重要的事，不但可将这些孤儿培养成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可以博得社会的好感和官府的支持，使人心归向天主。清代，在贵州建立的天主教堂很多，著名的有贵阳北天主堂、南天主堂、六冲关圣母山、遵义天主堂等。贵阳北天主堂早在嘉庆三年（1798年）便开始有了活动，当时法国传教士梅耶派女传教士罗宋氏（保纳）来开教，即在此传教。继后，在贵阳教会会长胡世禄的倡议下，由信徒捐银修建经堂一所。贵阳教区成立，主教白斯德望便大肆扩建，耗银七百两，建成一座长17米、宽11米的教堂。同治十三年（1874年），再扩大规模，建成长40米、宽18米中西合壁式样的教堂，正面有高大牌坊，堂内有三个穹窿构成的顶，教堂后有五层中国阁楼式的钟楼，楼上有直径丈余的巨钟，成为全省最大的天主教堂。贵阳南天主堂又称圣类斯堂，是贵州天主教历任“外事司铎”的驻堂。这里原是贵州提督田兴恕的官邸，青岩教案后，在法国公使的逼迫下“御赐”给贵州天主教会，改建为一座中西合壁的教堂，以“圣类斯”命名的用意，是为了纪念指挥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的法国国王类斯，表示他们在处理贵州教案上取得的胜利。天主教在六冲关建立修院以后，便将观音山买下，于洞中秘藏圣母铜像，于是改为“圣母山”。同治十三年（1874年），主教李万美着手在山上建造圣母堂，命名为“吾乐之缘圣母堂”，其后募得巨额捐款，遂修建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群，每年9月8日圣母诞瞻礼节，全省各地及邻省教徒来此瞻礼。遵义天主堂在老城杨柳街，同治六年（1867年）兴建，富丽堂皇，遵义教案发生后被毁，后教会用中国赔款重修，但以后教案又起，被群众捣毁，又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中国赔款银三十万两重修，占地面积1.35万平方米，房屋为中国式空斗墙、罗马式伞形屋顶，雕梁画栋，十分壮观。天主教在贵州的传播，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获得发展的，因而在传教的过程中，演变为一系列的教案风波，对贵州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法国在安南（今越南）建立起侵略中国的基地，西南各省成了它的势力范围，所以贵州的天主教实际上是在法国外方传教会的控制之下，从最早踏上贵州土地的法国传教士顾尔克开始，到历届贵州教区主教白斯德望、童文献、胡缚理、李万美、易德谦等都是法国传教士，经费由法国控制，并从在清朝勒索的赔款中开支。天主教在贵州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贵州贫穷落后，社会矛盾复杂，广大人民在苦难中渴望有新的“救世主”，而且人为宗教势力在贵州还比较薄弱，有相当广阔的空间，于是法国天主教便乘虚而入。外国传教士利用传教之机，搜集资料，测绘地图，传递情报，参与镇压起义，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天主教在传播过程中，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譬如：教授拉丁文和法文，传授数学、格物（物理、化学）、博物（动植物及矿物知识），引进西医、西药，开始气象观察、地图测绘、编写《贵州植物谱》等。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思想受到很大冲击。
【选自《贵州通史》第三卷，何仁仲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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