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邓小平,欲催人泪下的小平小道

文摘   旅游   2024-03-22 00:36   江西  
终于来到了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
有人可能会问,旅行为什么来拖拉机厂?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工厂,是邓小平当年被下放时,他和夫人卓琳工作过的地方。

今儿正好天气晴朗,难得的阳光普照,使得踏入工厂区,就像进入到了公园,因为当下早已没有了当年的车间轰鸣声,人声喧哗音,有的只是树木花草和原始厂房,以及各种车床和配件等。

加上没几个游客,里面十分宁静又“朝气蓬勃”,一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光景。

一度,我以为又回到了儿时我居住过的国企家属院,以及那些车间和厂房,还有小卖部。

我赶紧迅速进入到了当年邓小平工作过的车间。

刚站定,看一个牌子上的字,旁边一位河南老哥说了句话,差点没让我眼泪流下来。

“一种想落泪的感觉。”

“我也是”,我回应道。

于是,我开始仔细端详每一件物品,那些车床、工作台、拖拉机、标语等,看得我好不激动,又不愿快速挪动脚步。

车间里,我想每件物品都是上世纪的,至于是不是原配,尤其小平同志用过的锉刀,不好说。但我认为,他们都是“原装”的,是带有极丰富历史意义和朴素感情的物证。

今儿来到的这个历史性景点,其实准确的名称叫“小平小道纪念馆”,人们简称“小平小道”。

为何这样叫一个景点,而不是什么邓小平劳动下放工厂遗址等?

我想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当年邓公住地离厂区很远,要走40多分钟的土路。有工友出于好心,在围墙上开了个小门,这样邓公和卓琳每天上班就节约了一半的路程,也就是20来分钟。

这体现了工友们的同情心和邓公当年已是65岁高龄(当时算是)的现实。而且他当时身体并不算好。

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想也是寓意深刻的一面,就是当年邓公夫妇每天往返的小道,让邓公思索着当时的生产和人们的生活现状,以及国家的道路对错问题。

正是这条小路,通过三年多的行走和磨砺,深度思考和实践,带来了邓公第三次复出后的重大思想解放和恢复生产的决心和毅力,以及再后来改开的道路选择,以及所谓总设计师开创的改革开放大道,乃至当下的世界经济地位。

于是,这条小道成了邓公在江西的代表,用这个名称来称呼纪念地,相当别致而寓意非凡,先点个赞。
其实,整个景点或厂区,中心区域是两边各矗立着的两个大车间,以及每边一个小平房似的建筑,小房子一个为厂办和青年宿舍,一个为职工食堂。

小平小道其实倒是在厂区边上,看上去真的不起眼。小道很窄,且是土路,即便今天,也保留了当年的模样,那个小门还在,只是不能出去,想走当年邓公的路径,如今是做不到了。

看介绍,邓公当年是住在南昌步兵学校(现南昌陆军学院)内的将军楼里。

好了,对于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下,当年邓公下放的前后过程吧。

各位都知道,邓公的政治生涯三落三起。

第一次是1933年,当时邓公与毛泽覃等三人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因此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

第二次落起是1966年,当年的邓公在被处理之前,作为总书记的他与李富春还在延安考察。然而,令他绝对想不到的是,京城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期间邓公接到电话,让他返京,一场特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就等着他了。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邓公被戴上了“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大帽,受到了严厉批判。

1975年,恢复工作的邓公对文革进行整顿,四人帮大大的不满,于是邓公又被打倒。1976年4月,邓公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除了党籍被保留,所谓的“以观后效”。

1977年7月,邓公恢复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等,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次复出。

也就有了后来的针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发生。

邓公毕竟是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邓公在这次复出时说过:“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现在看,我们对邓公的怀念是多方面的,最怀念的,是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原则,以及他比较平易近人和十分接地气的人格魅力吧。

我们把时间指针拨回到1967年。

1967年4月,邓公大概从汪东兴那里打听到了毛主席对自己的态度,于是他致信毛主席,说是想见主席。

5月,毛主席让汪东兴向邓公转达三条意见。

“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指毛泽东)写信。”

然而,1968年5月,中央还是成立了“邓小平专案组”,但是因为材料不足,加之中央不准直接提审邓公,专案组只好让邓公写历史自传。

1969年,众所周知的中苏交恶,邓小平等一些老干部被疏散到了外地,邓公就到了我今天参观的江西南昌郊外新建县。一待,就是三年多。

其实,即便是下放到新建县,这也算是优待了,因为最早江西省委给安排的是赣州,周恩来总理知道赣州条件很差,又是山区,于是建议江西省委安排在离省府南昌不远的郊区,并且住在上面说的将军楼,是两层的楼房,这样便于安保之类的吧。

当时,邓公毕竟曾经是高级领导人嘛,再说还有毛主席的“尚方宝剑”,于是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当时,邓公是一家人都在江西,他对家庭管理也非常科学到位,各司其职。他自己负责劈柴和敲煤块,全家还开荒种地,养鸡等。

记得在工厂景区里,看见有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当年邓公刚到工厂,他所在的车间负责人说,当年邓公年纪很大了,开始也不知给安排点啥工作好,就让邓公洗零配件。但是,他看见邓公干起来比较吃力,而且蹲下去就难以起身,起来还不自觉地叹气,看来是不合适。

于是,就给安排当钳工。没想到,这个工作干起来是得心应手,原来,邓公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干过,可谓老本行了。

还有一个是关于卓琳女士的故事,是一位女工讲述的。

她说当年卓琳知道邓公有病,非常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有次,她看见邓公非常不舒服,脸色煞白,于是就问这位女工有没有红糖。

女工很快弄来了一杯红糖水,邓公喝下后,工友们还用拖拉机把邓公送到了医院。第二天,卓琳还带来一包糖,说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女工很感动,就一杯糖水,可还回的却是一包糖,因为卓琳知道,那时每家都是凭票供应的。

1972年,终于等来了被解放的消息。

但邓公并没有马上就离开,而是请求当地和中央允许他在江西省内做些调研,比如去江西老区和景德镇等地方,这些地方调研,为他后来主持全国恢复生产大有裨益。

1973年3月,邓公终于见到了毛主席,这次握手堪称意味深长。

毛主席说了一句话:“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于是,邓公那句名言“等待”,也就终于修成正果了。

1984年3月,邓公与日本时任首相中曾康弘谈话:

“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

我个人认为,对于国家政务管理和政治制度来说,我想邓公最大的贡献,还是对领导人归属问题的大胆实践和突破。

1989年9月,邓公在比较关键的时刻,做出了最重要的抉择,不仅是对他自己,也是对国家而言。

他说:“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

无论邓公做了多么大的贡献,多么重大的决策,这一条,应该是他老人家的高光时刻。

邓公自己说过:“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传统的政治习惯的国度,能有这样的胸怀,实属难能可贵。也正因为如此,可能这个景点对于我来说,对于江西省,乃至全国来说,都非常值得参观和敬仰。

“小平您好!”这是国庆35周年北大学生游行队伍中,自发打出的一条横幅标语,我现在也想再说一遍!

晶眼观世
一个努力追求正义的人。著有《带刺的玫瑰》《从加勒比海到彩虹国度:古巴·南非行》《从应许之地到湄公河畔:以色列·巴尔干·越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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