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雯：农区和牧区垃圾产生变迁和差异丨雪境34期云讲堂回顾

乡村垃圾产生和管理变迁

在2008年前后，中国经历了一波垃圾焚烧厂建设的高潮，主要为应对城市垃圾问题。这一时期，城市居民对垃圾处理设施的排放及其对健康的潜在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许多社区开始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尽管如此，有效的垃圾分类政策并未随之广泛推行，尽管部分一线城市进行了垃圾分类试点，但这些尝试并未能持续发展成为常态。

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的垃圾问题逐渐严峻，但却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城市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多选址于乡村，以减少对人口密集区的影响，这导致农村不仅要承受来自城市的垃圾处理压力，其自身产生的垃圾问题也日益凸显，表现为大量垃圾随意丢弃，尤其是在水域周边，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垃圾围城

陈立雯以个人经历为例，描述了自己家乡河北沧州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变迁，指出原本的乡村美景被随处可见的垃圾所取代，塑料垃圾尤其泛滥。

▲2000年后乡村垃圾景象

这一环境问题的加剧与1980年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工业化进程深入乡村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不可生物降解的垃圾，尤其是塑料制品，开始大量出现并累积，超过了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进入21世纪，特别是到了2010年前后，随着乡村垃圾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各地开始尝试实施乡村垃圾管理措施，试图缓解这一环境危机。然而，这一转变反映出在此之前，农村垃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直到其严重影响变得无法忽视时，才逐步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应对。

中国乡村垃圾管理经历的三个主要阶段

从90年代末起，中国乡村垃圾管理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最初阶段，即90年代末至2000年初，乡村垃圾管理几乎处于空白，垃圾随意丢弃，无任何管理体系。进入21世纪，大约至2010年前，部分地区开始实行村或乡镇级的垃圾收集，虽然垃圾不再随意散布，但往往只是被集中倾倒在村角或乡镇某处，进行简单填埋，缺乏环保控制。2010年后，城乡垃圾管理一体化的趋势显现，政策倾向于将乡村垃圾统一清运至城市垃圾处理设施处理。特别是2016年以后，在扶贫与环境治理（如旱厕改造、污水处理）的推动下，这一模式加速发展。多数地区采取由乡镇或县统一外包给环卫公司进行垃圾收运的方式，类似于城市做法，设置垃圾桶收集垃圾，之后转运至中转站，最终送往填埋场或焚烧厂。

然而，这一模式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经济问题，尤其是北方地区因经济状况不佳，常有地方政府拖欠环卫公司费用的情况，影响了垃圾处理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同时，2017年至2020年期间，城市垃圾分类运动兴起，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村地区，部分乡镇政府开始探索垃圾分类实践，但面临持续性的挑战。

▲工业化到来，生产和生活变迁中出现垃圾问题

牧区的垃圾管理则展现出另一番景象——经过从无到有的过程，牧区社区开始出现自组织的垃圾清理行动，有效减少了垃圾对环境的影响，这与农村地区依赖外部管理和资金支持的模式形成对比。整体而言，中国乡村垃圾管理经历了从无序到初步组织，再到尝试城乡一体化和垃圾分类的过程，但实践中遇到的经济制约、可持续性问题及区域差异，表明仍需进一步探索适合乡村实际的垃圾管理策略。

牧区垃圾管理的演变过程及其特点

牧区垃圾管理的演变过程及其特点（特别是在青海湖周边及玉树囊谦县东坝乡等生态环境脆弱区域的观察）陈立雯通过多次实地调研（从2012年至最近一次访问），揭示了牧区垃圾问题从无到有的发展，并指出牧区垃圾管理与农区存在显著差异。起初，牧区垃圾问题同样面临无序丢弃的状况，但在缺乏政府统一管理的情况下，部分牧区社区内部逐渐形成了自组织的垃圾清理机制。随着时间推移，牧区居民开始意识到垃圾对草原生态和牲畜健康的潜在危害，这一转变部分归功于寺庙作为文化中心所起的宣传教育作用，以及环保组织的介入。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牧民对垃圾问题的认识提升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增强。

▲传统生物质用品不再使用

调研中提到，牧区垃圾的构成体现出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影响，如塑料包装的广泛使用，这与传统牛羊毛制品或木制、竹编容器的减少形成对比。

▲牧区垃圾和寺庙垃圾

饮食习惯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以牛羊肉为主的传统饮食转变为包含更多加工食品和外来食品，导致垃圾种类和数量发生变化，尽管相较于农区，牧区的厨余垃圾比例仍较低。解决垃圾问题的措施包括居民自我约束不再随意丢弃垃圾，而是将家庭垃圾收集在尼龙袋中。处理方式包括居民自行运送至乡镇垃圾填埋场，或利用往返城镇的货车顺带运输垃圾，有效利用现有资源解决了偏远地区垃圾处理的难题。牧区如何在面对垃圾管理挑战时，通过社区自组织、教育宣传和适应性策略，逐步改善了垃圾处理状况，减少了环境污染。

农区垃圾管理暴露的问题

在农区，政府采取行动组织大规模垃圾清运工作，通常由县政府负责解决资金问题，资金需求量根据地区人口而定，例如在一个约三十六万人口的县域，年垃圾处理费用可能达到两千万左右。处理方式通常是将垃圾外包给环卫公司进行集中清运，最终送至县级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

▲江西乡村混合垃圾收运实例

然而，这种方式并未有效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财政压力，并对环境造成负担。由于农村居住相对分散，垃圾运输成本高且效率低，某些地区因财政限制选择就近随意填埋，加剧了环境污染。

▲垃圾填埋或焚烧

此外，城乡一体化垃圾管理模式不仅遭遇经济困境，还引发了严重的环境与健康问题。比如，有的城市垃圾焚烧厂附近的居民遭受严重健康影响，如文中提及的重度脑瘫儿童案例，其家庭长期状告垃圾焚烧企业但未得到充分法律解决。多地的垃圾焚烧厂周围居民面临着呼吸道疾病、癌症等健康风险，显示出当前垃圾处理方式对公众健康的潜在威胁。

垃圾管理的优先原则

欧盟2000年发布的关于垃圾管理的优先原则，强调应首先在生产和消费源头减少垃圾产生，通过产品设计促进可维修性、再利用等，之后才是考虑垃圾处理的问题。这一原则提倡的是一个从源头减量到末端处理的倒金字塔思维模式，意味着在垃圾管理策略中，预防和减少垃圾的产生远比后期处理更为重要。垃圾管理的优先级原则，即首先应减少垃圾产生（通过设计易于修复和再利用的产品），其次是在消费后促进物品的再使用（如二手市场流通），然后是回收利用（包括分类回收和能源回收，如垃圾填埋产生的沼气转换为能源），最后才是填埋或焚烧处理。

“三R”原则

尽管国际上和中国在90年代末已有“三R”原则（Reduce减量化、Reuse再使用、Recycle回收）的提倡，但实际操作中，中国垃圾管理的重点仍然偏向于末端处理，尤其是填埋和焚烧。

中国农村生活垃圾流向两大系统

中国农村和牧区垃圾处理的主要流向也有所不同。农村地区，可回收物大多通过市场导向的废品回收系统被回收，尽管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但总体上，纸箱、塑料等物品较易通过个体回收者回收。

相比之下，牧区因人口密度低，回收成本高，导致高价值可回收物回收率低，成为一大挑战。另外，农区的垃圾处理已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垃圾多被送往县级或市级焚烧厂，而牧区则更多依赖填埋，且填埋场条件简陋，对野生动物如棕熊等造成吸引，引发人兽冲突。在社会管理层面，农村社区自组织能力薄弱，垃圾治理高度依赖政府规划与资金支持，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而牧区则展现出较强的社区自组织特性，以寺庙为中心的教育活动提高了牧民对垃圾问题的认识，促成了村级或镇级环保组织的自发生长，有效推动了垃圾清理和环保行动，这一转变部分归因于宗教信仰和文化中蕴含的众生平等观念，使得牧民更自觉地保护自然环境。总结而言，中国农村与牧区在垃圾管理上的差异显著，牧区展现的社区自组织模式在解决环境问题上效率高且具有启发性，凸显了社会文化因素在垃圾治理中的重要性。

在农区实施垃圾分类体系的实践与经验

自2017年6月起，陈立雯团队开始在农村社区推行垃圾分类，构建了一套区别于混合垃圾收运的分类体系。旨在实现厨余垃圾及其他垃圾的有效分类和本地处理，如堆肥。

初期尝试厨余垃圾的前端分类，通过村委会引导，每户配备两个垃圾桶进行初步分类。实践中发现厨房是厨余垃圾产生的主要场所，因此将分类工作直接延伸至厨房内部，每户厨房悬挂两个分类桶，确保源头上的精确分类。

同时强调了分类收集的必要性，陈立雯指出仅前端分类投放而不实施后续的分类收集和处理，会导致居民对分类制度失去信心。因此，整个流程必须闭环，确保分类后的垃圾能得到相应处理。

陈立雯展示了两个案例处理方式，一是在河北某镇采用耗氧堆肥法处理厨余垃圾，形成高质量堆肥供农民直接用于农业生产；二是在浙江某村利用沼气池处理厨余垃圾，产生能源同时处理废弃物。

▲分类处理：好氧堆肥或者厌氧沼气

但在有毒有害垃圾处理方面仍在挑战，即虽设置了专用收集桶，但由于有毒有害垃圾种类繁多且性质各异，混合存放易引发交叉污染和安全隐患，如破损的灯管释放汞等，表明当前对此类垃圾的分类处理机制还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当前也缺乏针对有毒有害垃圾的有效处置途径，即便在社区成功收集，这些垃圾最终仍可能被送往焚烧厂或填埋场，影响了垃圾分类的实际成效。

▲有毒有害垃圾处理方面仍在挑战

以江西东洋乡为例，通过垃圾分类，送往垃圾焚烧厂的垃圾量减少了56%，显示出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长期运行表明，垃圾分类的成本与混合垃圾收运相近或更低，且民众参与度高，但在某些情况下难以持续。主要是因为管理体系与日常运作存在难题，垃圾分类的成功运行需要地方政府、村委会以及专业部门和企业的紧密合作，但实践中常因领导变动、缺乏持续管理而中断。垃圾分类体系往往未能日常化运行，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是环境卫生整治大框架下的一个环节，而非核心政策导向。

▲东阳乡为例，垃圾分类运行四年后逐渐解体

尽管浙江省曾在2015年至2017年间全面推动农村垃圾分类，取得了显著布局，但随后垃圾分类在环境卫生整治中的重要性下降，考核指标占比低，存在考核前通知导致的“临时抱佛脚”现象，反映出现在垃圾分类并非垃圾管理的主导政策，其考核指标未得到足够重视。

尽管垃圾分类在部分地区显示出明显的环境与经济效益，但由于缺乏持续的政策支持、稳定的管理体系和有效的考核机制，使得自下而上的垃圾分类实践难以长期维持，凸显出将垃圾分类提升为垃圾管理核心政策导向的紧迫性。

牧区自组织的有效性

关于牧区的垃圾分类状况，陈立雯曾在东阳乡工作约四年，期间注意到即使有堆肥厂，也存在缺乏管理的问题。至于牧区地区的情况，其垃圾分类的有效性之前已有所提及，故不再赘述，据了解，在与东坝乡邻近的囊谦县某地，一个环保组织正与当地合作开展零废弃社区项目。在牧区，基于牧民内在的自我驱动和对环境的深切关怀，会形成一种持续运作的机制，无论是混合运输还是分类处理，其效率可能远超我们观察到的农区乃至城市水平。

▲牧户在家里的垃圾收集

个人判断上，如果垃圾分类不能成为我国垃圾管理体系中的主导政策，且缺乏以分类准确率和垃圾减量为基准的考核指标，牧区或许能成为成功实施垃圾分类管理的典范。实际上，牧民已有在家先行积累、初步分类的习惯，通过适当教育引导，完全有可能实现更规范的垃圾分类管理。对于牧区垃圾分类的具体情形，虽然未展示图片，但可简单描述：塑料包装等非生物降解垃圾会被分开收集，而像苹果皮这类果皮则直接用于喂养牛羊，很少进入垃圾处理系统。这反映出牧区在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影响下，已自发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垃圾分类习惯。

最后的话

回过头看垃圾问题，传统的农耕文化中，家庭为单位的种养结合自循环体系能够自然处理垃圾，如粪便等，但在工业化进程中，这种循环被打破，导致种养分离，产生了大量无法自然循环处理的垃圾，尤其是塑料问题在农区和牧区日益严峻。工业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依赖于石油、煤炭等非可再生资源，是当前不可降解垃圾问题的根本原因。虽然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是应对措施之一，但根本解决之道在于从源头改变资源使用方式，实现资源的循环再利用，而非一次性消费后即抛弃的模式。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无法彻底解决垃圾问题，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牧区。垃圾处理不当，尤其是通过焚烧或填埋，其环境污染（如空气污染、水污染）会通过食物链反噬人类自身，微塑料等污染物已广泛存在于食物链及人体内，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严重问题。这不仅加剧了垃圾问题，也成为了全球性环境挑战的一部分，紧密关联到气候变化等其他全球性议题。

▲你丢的每一件垃圾，最终都会回到你的身体里

解决垃圾问题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并需紧迫行动。这要求从提高公众意识做起，到具体行动的实施，比如改进垃圾分类、减少垃圾产生、推广厨余垃圾堆肥化以减少填埋和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解决垃圾问题应被视为一个关乎人类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性变革，需要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出发，正视这一挑战，共同努力寻找并实践解决方案。

成为月捐人

共同守护雪山圣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