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青行摄/车师古道、新疆昌吉州

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理解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第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第三，政策层面上的一些思考，特别是今年下半年，政策层面需要做一些调整。

我最近去了很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美国、法国，基本上感受到对中国经济的关注。我们发现，全世界在最近二三十年时间中，都面临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足的挑战”。

我们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作为指标可以发现，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研发，最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投入，也有相对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最近二十年，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只有0.5%左右，疫情期间甚至下滑得更厉害一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长期经济增长只有1.5%-2%。

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一些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基本上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都不足。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工业化时代大规模生产的规模效应，对成本的节省、对技术的应用场景会带来很多有利的空间，而一旦工业化完成之后，服务业占比会提高，但服务业领域基本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因此，再想提高生产率就变得比较困难一些。

基本上是这样一种解释。

中国在2010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因为在那一年，中国超过了美国和日本，成为了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和产值最大的国家。2010年到2019年的十年时间，我们测算了一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速从过往的4%一直下降到现在可能只有1.8%，也有学者在不同的口径、不同的计算方法下说只有3%的水平。

一般来讲，全要素生产率贡献40%的经济增长，甚至更高一些到50%都有可能。如果增速降到只有1.3%，这就意味着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只有3%左右。从这个角度上讲，学者或者是外界对中国的看法，都说“中国到顶了”，终于完成了工业化，终于步入到美国的发展轨道上。美国过去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不到1%，你们现在也终于感觉到这1%是什么滋味。　

这是很常见的观点，但中国跟美国不太一样的地方也很多。

第一，到目前为止，中国制造业还有相当的增长比例，现在是GDP的27%，相当于是全世界制造业产值的30%左右，而美国的制造业只有GDP的11%。奥巴马时代，他提出美国再工业化的口号，希望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因为他知道美国要提升增长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需要非常庞大的生产场景，需要工业化来支撑生产率的增长。美国折腾了十几年时间，特朗普时代结束的时候，制造业占到GDP的比重从12%进一步下降到11%。而中国现在还有27%的比例，未来还有一定的空间保持这样的增长。

为什么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方面还有优势呢？除了制造业的比重还比较高，还能带来一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之外，现在我们讲中国再工业化的故事，有两个不同的内涵：一是所有行业都可以通过能源转型、数字化，再重新做一遍；二是数字经济、碳中和，这背后都是海量的投资。

我们测算了一下，如果说中国要到2060年完成碳中和，温室气体净排放量降到零的话，大致的投资规模应该在300万亿人民币以上。折合到现在大概也就不到40年时间，每一年平均投入将近10万亿人民币的体量。

现在的房地产投资从16万亿、18万亿下降到现在的可能只有10万亿，下降的这部分完全可以通过新兴产业的投资填上。

从这些角度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动力相对而言是比较完整。

再讲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讲“新基建”。

中国为什么在基建层面会有很大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市场”。

比较重要的领域往往资本回报不高，像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如果是私营资本去投，其实收益率不高。我们算过，资本收益率只有2%左右，任何一个私营资本很难去做。　

但基础设施的投资，社会回报很高，没有人能够否认高速铁路的出现，带动了非常长的产业链，让产业链上下游很多企业、很多行业得到巨大的成长机会，这背后的社会回报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些行业特别契合国营资本或者政府主导的投资介入。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非常大，而且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好的拉动效果，主要在于私营资本跟国有资本，或者说政府跟市场之间各得其所，找到了相对应的一些擅长的领域，最后形成一个强大的投资强度，形成强大的投资率，拉动中国完成工业化的进程。

未来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相较于美国而言，到底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还有没有可能恢复到2%以上，推动我们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保持5%的增长？

我自己感觉，答案可能是比较乐观。

第一，中国的制造业还要向装备制造业做转型，会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所有的行业通过数字化、能源转型都可以再做一次，我把它叫再工业化，这会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最后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　

第三，在基建层面上，伴随着数字化、新能源，再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新基建”，包括5G、6G，未来算力等，这些投入又是一个海量数字，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　

第四，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非常低下，通过高水平的开放，通过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变革，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海量提升空间，这本身会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这些合在一起之后，基本上可能就揭示一个不同的底层逻辑。如果你相信中国跟美国一样，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只有不到1%的增长率的话，“中国到顶论”，大家可以接受它。　

但如果认为中国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因为上述诸多的结构性因素的存在，还可能有不一样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2%左右的增速，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不一样的，跟中国到顶论、中国封顶论相比较，我们应该说是不一样的前景。

很多人提到新质生产力。在全世界都面临生产率不足的挑战时，中国政府提出了系统的应对方略，那就是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的革命性变革，通过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的联动，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走出一条跟欧美国家迄今为止不一样的路。

我们认为在理论上讲，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应对全球增长不足的战略。

新质生产力对企业意味着什么？是所谓向“新”之路，就是围绕着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行业、领域进行拓展。

这里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是通过技术的革命性变革，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涉及到跟能源转型相关的、跟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跟未来产业，像量子计算、AI大数据相关的一些行业，这些方面在未来会形成新的动能，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第二条路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所带来的一些机会。我们经常看不上农业和服务业，认为他们不是新质生产力，但事实上，农业、服务业领域的生产率非常非常低，换句话讲，这里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是非常之大的，对我们企业家而言，找到这些空间，新的模式也好，新的赛道也好，甚至新的一些业态包括新的产业，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

以农业为例子，现在农业的GDP只有整个GDP的7.4%，但是农业还依然占用了25%左右的就业人口，对比金融行业，金融行业贡献了8.2%的GDP，从业人员只有800万人，相当于1%的就业人口。这两个行业一比较，农业的效率是比较低的，人们通过土地流转制度，通过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让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彻底市民化，通过这种方式，把农业集约化生产的潜能释放出来，大量资本涌入到农村、农民和农业，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听起来这像是一个财富分配的故事，但背后其实是一个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故事，因为它对应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像物流行业，这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现在物流成本占到14%的GDP。我们有时会讲GDP的贡献率越高，表现这个行业越发达，但是换句话说讲物流成本越高，说明生产性的这样一些领域，有很大的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这里面有没有新的赛道、未来的一些创业的机会，能够把成本降下来？

金融行业现在普遍面临着一个问题，GDP的贡献很大，金融增加值的GDP占比是8%，超过美国的7.4%，超过德国的4%，超过日本的3.9%，但我们的金融发达吗？金融服务质量高不高？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现在金融领域给中国居民提供的财产性收入不到GDP的4%，这个数字在美国是16%。换句话讲，如果我们金融服务提高效率，能够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话，我们能达到美国的标准，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可以增加GDP的12个百分点，从目前的44%能提高到56%，我们的需求端、消费层次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思考这些问题，向“新”而行或者先立后破，我们的方向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领域、新赛道、新行业。

最后，投资需要钱，经济增长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资金的支持。

从货币政策上讲，我自己感觉，力度不可为不大，但货币政策一直侧重的还是大企业，强调的是生产端，而在产能过剩、供需失衡的情况下，所起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我认为短期真正能把经济稳住，今年实现5%的增长，而且为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新产业布局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可能需要财政政策要发力。

财政政策要发力有两个方向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政策制定者去讨论。

第一，中央政府的国债发行空间还是有的。中国国债只占GDP的20%左右，大概25万亿的体量，而美国联邦政府国债相当于GDP的120%左右。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中央政府的信用应该比美国还好，美国国债都是信用债，我们是公有制国家，中央政府有很多资产可以做担保、抵押。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空间是有的。

此外，财政政策具备很多优势，它有直达性，可以省掉很多中间的环节，在价格信号不是特别有效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政策的力度和直达性，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第二，今年提出增发一万亿特别国债，但还是太侧重生产端和供给端，我们的财政政策可以向最终的需求端、消费端做一些倾斜。比如可以给中低收入群体做一些大面积、大体量的转移支付，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

在研发层面上，可以通过特别国债的投入，把基础研究投入增加到1万亿人民币，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中小微企业跟服务端、跟最终消费端距离最近，如果消费起不来，解决6亿就业人口的小微经营者的经营状况得不到改善，他的信心就得不到恢复，对这个群体可以提供一些支持，包括减税，甚至包括一些转移支付，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这些思路本身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来源，因为这是发展方式的创新。

我们习惯从新产业的崛起去挖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事实上，因为分配方式制度的扭曲，我们的很多领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被压抑、被抑制住的，通过财政政策可以化解一些制度扭曲。

中国的发展方式从供给端的投资拉动、要素驱动，向更为均衡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的转型的成功意义很大，这对企业家而言，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游戏的开始。

向“新”而行需要“先立后破”，而“立”就是把大家对未来的信心，把消费、把需求立起来，这是短期财政政策或者整个宏观政策需要做调整的地方。

我感觉到我们可能了解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找到未来需要去努力的方向。最后，希望政策层面上能够做出一些积极的调整和回应。

马牧青简介 
文化学人，旅游资深专家；
北京青蓝文旅规划设计院院长；
中国城市科学规划设计研究院旅游总规划师；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智库专家；
山西省专家学者协会特聘专家；
乡村旅居倡导者与践行者，市场定位“倒行逆施”法和旅游规划“四点论”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