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扫黑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前款规定中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贷款到期后延长还款期限的，发放贷款次数按照1次计算。至此，2019年10月21日开始，非法放贷根据相关条件可以以非法经营罪入罪了。此前，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何伟光、张勇泉等非法经营案的批复》的规定，对于非法放贷行为是不宜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不宜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批复一出，高利贷从此以燎原之势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民间融资日益混乱。近年来从几乎遍地开花的非法集资案，到时有报导的女大学生裸贷现象，再到此次缘于企业借高利贷的于欢伤人致死案，民间高利贷裹挟吞噬的群体不断扩大，矛盾隐患日益突出，然而与高利贷密切相关的罪名虽时有耳闻，但仍缺少有力打击，大众对高利贷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误解一直未能打破，实际上之前司法实践中发放高利贷被定非法经营罪也并不乏其例，至今与高利贷密切相关的罪名也不算少数，本文将一一盘点。非法经营罪，是指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轻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可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均并处罚金。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数额达到200万以上符合立案标准。高利贷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之前在实践中一直存在分歧。对于高利贷行为，应该看到它的严重危害，一些非法高利贷为牟取利益最大化，或玩文字游戏，设置利息陷阱，或趁人之危，利息约定显失公平，俨然旧社会的卖身契，如同赌博一样，不能让意思自治、契约自由成为其合法的挡箭牌，也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用经济思维去思考和处理法律问题。所谓的刑罚谦抑性原则也不应适用于此等严重的危害行为，因此对于高利贷不应一概而论，一般民间高利借贷与非法高利贷经营应进行区分。应该根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非法办理金融业务（发放贷款的），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做好行刑衔接的立法工作，这次司法解释也正式出台了。(1)对放高利贷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2003年的“高利贷第一案”涂汉江等非法经营案。当时最高法刑一庭给公安部经侦局的《复函》认为，高利贷行为系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数额巨大，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所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武汉中院终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涂汉江等有期徒刑三年。之后，因放高利贷而被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时有出现。(2)2011年泸州何有仁违反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在未取得发放贷款的行政许可的情况下，非法办理金融业务，以月息2%—20%的高息向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600余万，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被泸州中院终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并处没收财产50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300余万元。(3)王某注册成立了一家投资担保公司，按照4%—20%不等的利率向借款人收取月息。为给自己放高利贷的行为披上合法外衣，要求借款人提供房产、汽车作抵押，在合同中采取不约定利息，或只约定每月2.5%的利息的方式，但事实上，已将4%—20%不等的月息从借款本金中直接扣除了。其中一债务人张某以房抵债仍不能还清高利贷被其告上法庭，没成想张某报警，王某反被法院以非法经营等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半，罚金6万元。此外，有些高利贷已非纯粹的民间高利借贷，一旦成为具有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地下钱庄”，包括利用POS机套现，就是不折不扣的非法经营罪，可以直接适用刑法225条第三款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处罚，实际生活中这种放高利贷的“地下钱庄”并不少见。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是指以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地下钱庄”方式，使用票据、信用卡和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结算方式进行货币给付及其资金清算的行为。高利贷逼债各类罪，由于高利贷高出国家规定部分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因此，高利贷必然和花样繁多的逼债行为紧密结合，滋生各类犯罪。比如借贷时设置隐形歧义条款，设置合同陷阱隐瞒高额利息，事后在合理债权范围外，通过暴力、威胁、欺骗等手段获取非法部分的利益，还可能涉嫌敲诈勒索、抢劫、绑架、诈骗等罪。再如强迫借款人低价以以房抵债、以物抵债的强迫交易罪；硬闯或拒绝离开影响借款人正常生活的强制侵入住宅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