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面俱到 /
在人人渴望“上岸”的今天，焦虑总被放大前置。但人生不是单向既定的轨道，考研、考公、交换、秋招……无论哪一条赛道，荆棘与鲜花并生。
而通往向往风景的道路，也并非只能等到亲自踏足方可了解一二。“过来人”与我们经历过相似的困顿，他们的分享，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更为实在的抓手。
我们将与不同赛道的“过来人”对话，期待能为思考未来选择的你提供各方“面”的引路指南。
何夏怡在香港中文大学
以下是深度训练营与何夏怡的对话：
Q ：很多港媒的政情组的新闻报道是一些比较短的报道。你在南周参与的《给官员家属上课：“廉内助”培训涌现，太太们最关心孩子如何管教》、《疫情后的第一场“面对面”的总理记者会这样开》等报道，和香港的新闻在操作上好像有比较大的差距。总体来说在内地和香港做政情类的新闻会有哪些不同？
A ：其实我在内地做政治新闻的经验也比较有限。但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香港跟内地，做政治新闻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在香港，我们可以更直接地接触到官员和政界人士。政界人士不只包括官员，还有议员。议员不是公务员，分为立法会议员跟区议员。总体来讲在香港，做政治新闻可以更容易跟这些政界人士有直接的相处跟交锋。
以前我在内地实习做一些涉及政治的选题的时候，需要去联系一些政界人士，有时联系到一个官员可能要打6、7轮的电话。
而在香港去接触政界人士确实比在内地要容易得多。比如说我最近在跟的一个选题，是香港某残疾人院舍的一位职员涉嫌猥亵男智障院友、强奸女智障院友的事件。事件公布的第二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在立法会的咪兜（即放置媒体麦克风的讲台）前公开回应有关问题，包括下辖社会福利署如何处理涉事院舍、为何院舍事发两个月才公布、闭路电视（监控）的作用等问题。我当时在现场，记者们就会在局长简述之后“扑咪”（现场访问被访者），争先提问。
于是在事件发布的第三天，我去采访了立法会议员林素蔚，让她谈一下有关监控的问题。这个立法会议员本身就是一名注册社工，也是立法会支援残疾人士事宜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她就从专业的角度给出了建议。她讲述了监控设备的执行机制的具体方向是什么，比如说，是不是要规定这些院舍的人定点定时去查看，甚至聘请专职的保安去看监控；她还告诉我除了执行机制外，更重要的是全港的残疾人院舍的监察机制要更新，她也就此提出了一些改善监察制度的方向。这大概就是我在香港做一则政治新闻的流程。
Q：我之前也看了你的朋友圈，香港校媒的记者也可以在记者会上提问，这跟内地的新闻操作是有较大的不同，你怎么看待这个不同？
A：当时是一位港大校媒的记者，在时任香港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杨润雄的一个记者会上提的问。这个校媒记者是用英文提问的，他也是最后一个提问的记者。我确实对这件事情感到蛮惊讶的，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校媒记者不是正式的记者。我记得我的同事对于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惊讶，可能这还是差异吧。但我还是会挺羡慕他们的，因为还在学校就有这么实战的一个机会，是很难得的。至少现在内地校媒记者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Q：目前作为新闻记者在香港做政情新闻有哪些困难？
A：因为我不是在香港长大的，困难主要是不完全了解香港的政治和社会。在面试的时候我也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当时直接回复的是事在人为，我觉得我可以学，即便是很多本地人，他们也不见得了解，我后面确实是这样做的。另外香港写新闻真的太快了，每天有很多新的内容蹦出来。而且就像我提到的，不是每一篇的新闻都有前后这么多的背景知识，所以我们要学会在每天处理大量的工作任务的前提下，整理清楚香港一些本来存在的政策、还有一些过去的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比如说像垃圾征费这样的政策，香港可能前前后后有很多变动，包括立法会讨论过很多遍，然后环境及生态局的局长谢展寰，他也有很多的观点，不同的议员也有很多的观点，这个时候就要去做一些信息的择选。信息处理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Q：除了面对海量的信息择选之外，同行间的竞争会不会也是困难的来源？
A：同行竞争确实有，因为大家都想努力地去写好一篇稿子。很多时候选题都是当日发生的事情，比如说立法会的某一个事务委员会开会或者开记者招待会，几家媒体的记者都在听这个会，那不可避免地要比拼谁的文章角度更突出、更能抓住读者眼球、谁的速度更快、谁的遣词造句更好。所以我觉得香港媒体的竞争强度会比内地实习时高。
Q：粤语写作和普通话写作是有差别的，你是怎么克服这个困难的？
A：其实写正文的话，大部分都没有很大的区别。可能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有很多古汉语的表述，也有用一些现代流行用语，这些是可以通过学习去掌握的，没有很大的困难。比如说“谷经济”，就是促进经济的意思。然后“通過”，在香港有时候会写成为“透過”。我入职之前每天都在分析香港的报道，我会做一个表去总结，哪一些用词是不同的。有时候有一些用词，它的发音是粤语的发音，跟普通话的发音之间差别非常之大，所以我经常会把这个字复制下来，贴到google上去搜它的普通话拼音是什么。这一点会是一个小小的困难，但是不足挂齿，都可以克服。
Q：我比较好奇的是作为新人记者，你现在可以自己报题吗？
A：我现在70%的工作就是报道每天新近发生的事情，然后30%的工作是报的选题，但是报的选题中有20%是由领导派给我的工作，因为我还是新人。有时候我发现一个选题很有意思，我会主动地去问我的领导: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能不能够把它做成一篇长稿或深度稿，以及有什么方向可以做。我的领导会很支持我，但是最终还是要看时机。
Q：时机指的是什么？
A：比如说有一位立法会议员，他前段时间很关注某个公共场所安全措施立法的议题。我就想着能不能够把他争取的过程去做成一篇长报道，但其实我现在缺少了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是这个事情有一定的结果之后，做报道才是可行的。比如说立法会就这件事情立法了，那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此时我们总结这个过程，把它做成一篇长稿去呈现，展现其中各种交锋的过程就是有意义的。但是现在什么结果都没有，它相当于是一个静态的选题，所以暂时成不了长稿。
Q：对于新人记者会有KPI的要求吗？
A：我刚入职一个星期的时候就跟我的领导聊过KPI的问题，因为我之前了解到内地的媒体是有KPI的，比如说每个月要发满20篇稿。我问香港的媒体有没有KPI，我的领导回复是没有。我问那怎样去确保记者的主动性，如果记者坐在办公室一整天都不写一篇稿子的话怎么办？我的领导的回复是，新闻也是内容生产的行业，因为KPI的要求，让记者去找很多的新闻来写，那怎样确保他写的稿子是真的具有公共价值的，是真的有意义的呢？如果没新闻也要硬找新闻来做的话，意义在哪里？我的领导是这么回复的，但我当时没有办法理解。
我以为不设KPI会让一些记者不那么积极，到后来我发现自己想多了，因为香港新闻真是太多了，每天都要发生很多的事情，推动大家去做。这可能跟一个地方的舆论氛围也有关系，因为香港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事情，大部分事情都是可以报的，很少出现不能报道的情况。
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香港媒体会愿意把很小的事情都写成新闻。香港有地区民生报，比如港岛区有《港纸》，去关注社区内的事情。我之前认识一个《港纸》的记者，他就是地区类报纸的记者。还比如之前有一天晚上，一个公共屋邨突然停水，有4万人受影响。4万人是什么概念，其实就是两个广州大学（的人数），甚至比两个广州大学（的人数）还少一点。但是他们会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突发的紧急新闻去写。我当时还跟我朋友吐槽，说搞不懂为什么香港要把这么小的事情当成新闻。
后来我与领导聊天，他提到在香港做新闻，把事情写出来之后，有关部门和利益相关者看到了就能够去解决。所以香港的媒体是衔接民间跟政府的重要渠道。之后我就问我的领导：“那你觉得是不是在香港做记者很有成就感？”他很扭捏地说：“是有一点吧。”他说有时候当你真的写了报道，能够解决这件事情，是有成就感的。
Q：我觉得内地记者看重KPI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工资是由基础工资加稿费构成的，记者要达到一定的稿件数量，才能获得相应的收入。香港的工资如何构成的呢？
A：香港媒体是定额工资。我曾问领导为什么香港媒体不是基础工资再加奖励？然后他还是很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提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新闻行业是一个内容生产的行业，为什么要用工厂化的管理方法去管理记者？我当时觉得他讲得很对，为什么要用这种工厂计件式的方式去管理一个内容生产行业的内容生产者。
Q：在香港当记者，每个月能休息多少天？
A：我每个星期有两天假期。现在是周六周日休息，后面会改成周五周六。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九个小时，很少存在加班的情况。我的领导甚至会很担心我加班，他们会希望我提高效率，准时下班。我的领导们可能对工作很有热情，有时候他们在下班之后看到一些讯息，就会赶紧写一篇短稿发出来，但总体上大家还是蛮有边界感的，不会入侵你的私人空间。
即使是写时效性不是很强的长稿，我都是在上班的时候写。当然我可能下班的时候会自己偷偷写，但是不会有人要求我在下班的时候写，领导也不会急着要。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香港大部分情况下是不会做深度报道的，做深度报道的土壤没有内地那么丰厚，所以在时间这方面跟内地有区别是很正常的。我相信在香港做突发新闻，也需要加班，可能也要立马跑到事件现场。所以还是要看选题的类型来定，没有绝对的标准。
Q：对于想来香港做记者的同学，你有哪些建议？
A：语言上粤语和英语一定要过关。先说粤语，我现在认识了好几个内地来的记者，他们不是广东人，他们的粤语都说得蛮好的。因为在香港做新闻，是不可避免地要用粤语去跟许多人沟通。虽然说现在随着香港跟内地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所有的官员和议员都会讲普通话，但是如果你能用粤语跟这些人沟通的话，就会拉近跟他们的距离，你获得的信息也会更多。无论你去哪个地方，语言肯定是要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觉得现在内地的同学来香港做记者，是有一定的优势。因为现在香港跟内地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很多政策上、文化上的内容，我们内地的同学会了解得更清楚，包括现在我们部门也有很多内地相关的选题，比如说香港人才引进政策之一的“高才通计划”，大部分申请者是内地人，还有一些内地的官员来香港出席某一个活动，我们公司都会派我去操作这一类的选题。因为有时候我的视角更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
英语也很重要，因为英语也是香港的官方用语之一。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每周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例行会议前见记者的时候回答记者提问，一定会有一个问题是用英文回答的，然后我们是要求把他的回答立刻打下来，形成一段话，嵌入到文章里面。所以相当于是需要具备英文同传的能力，我现在这一方面还在努力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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