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开始对遥远的极地展开了丰富的想象。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猜测：“地球想要保持相对平衡的话，南北两端必须各有一块陆地，而且可能是南重北轻，否则，这个球状体的世界就会翻来倒去。”尽管这一假设基于当时有限的认知水平，但它充分体现了古希腊人对自然法则的探索精神。
在中国古代，虽然缺乏具体的地理坐标系统来描述地球的两极，但古人同样对世界的尽头充满了好奇。《山海经》中提及的北海，虽非今日所定义的北极，却包含了古人对遥远寒冷区域的美好幻想与生动描绘。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对于两极的认知逐渐从神话走向科学。20世纪初，罗伯特·皮尔里宣布自己到达了北极点，而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率领他的队伍成为首批抵达南极点的人类探险队。这两次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神秘莫测的未知世界画卷终于向人类徐徐展开。此后，人类进一步从地理探险走向科学考察，各国纷纷派出科学考察队奔赴两极，进行科学研究并建立考察站，揭开越来越多的极地奥秘。
人类对极地的探索从未停止。在最远离日常生活的地方，人们最大限度地接近自然与科学。每个人似乎都带着自己的使命：有人监测冰川变化，有人研究生物习性，有人考察地质结构，有人常年追逐极光。
当然，也有人的职责是记录。
今年是中国极地考察40周年。1984年11月20日，中国首支南极考察队从上海港启航远赴南极洲建站并进行科学考察，自那时起，新华社几乎每次科考都派出随队记者奔赴两极报道。1997年，刘诗平加入新华社，他成为深度参与两极报道的记者之一。
28年来，刘诗平的足迹遍及五洋四海。他是我国第一个在地球四极——南极、北极、第三极（青藏高原）、第四极（马里亚纳海沟）都实现采访拍摄的记者。他是我国首位随中远货轮现场报道北极“冰上丝绸之路”的记者，也是我国首位在马里亚纳海沟搭乘“蛟龙”号深潜报道的记者；是首批随船报道“雪龙2”号首航南极和“双龙探极”的记者，也是新华社历史上首位挺进南极冰盖之巅报道的记者。![]()
刘诗平在南极内陆采访拍摄
他的履历看起来过于传奇。对话前，我们对他有太多的好奇：从记者视角看待极地和科考有什么特别之处？成为一名极地报道记者需要什么样的积累？记者关注极地的哪些情况以及如何传达给公众？我们期待能从他的口中听到那些曲折离奇又惊心动魄的往事，或是一套能为后来者提供经验的系统完整的极地新闻方法论。但最后，我们发现规整、刻板的叙事体系对他而言并不适用。他带给我们的更多是宏大而发散的东西：主动的探索、历史的纵贯、综合的视野。作为非专业探索者，迈入一个未知的世界，这过程中的艰辛与困苦刘诗平都曾经受过。是什么支撑、“诱惑”着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此？“兴趣”一词，频繁出现在我们的对谈里。唯有兴趣，敦促他主动争取随队报道的机会，数次克服磨难抵达目的地。也是兴趣，引导他不止步于日常报道，而是深入系统地研究和探索，让他有可能从沉寂的冰川雪原中窥见历史与未来的交织变化。如今，55岁的刘诗平，从事新闻工作已有20多年。极地内外，他在探索之路上从未止步。“我们做新闻的，就要去主动追踪新闻，动用各种资源主动争取。即使这本来不是我的领域，我也尽可能地争取机会。”我本科在武汉大学，硕士在北京大学，专业都是历史学。起初学习世界史，而后转向中国史，特别专注于敦煌吐鲁番学与隋唐史的研习。从大学开始，我就对旅游、极限探险、探险史感兴趣，也许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心。
一开始我想沿着“丝绸之路”去看看。“丝绸之路”作为亚洲腹地的文化大通道，过去非常繁华。唐朝安史之乱后，海上丝绸之路慢慢崛起，这一带才逐渐没落。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大扩张的时代，西方探险家纷纷进入中国，闯进了西北这个探险天堂。起初多是地理的探险，后来慢慢演变为对文物的“搜寻”。研一暑假的时候，我沿着“丝绸之路”一个人走了两个多月，从西安出发，穿越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沿，一直走到塔什库尔干，即帕米尔高原的红其拉甫口岸。我对青藏高原也一直很感兴趣，研二暑假我原本计划走青藏高原那条线，因为王玄策开拓从西藏通向印度的路线，向来为研习唐朝历史的人所感兴趣，但最终没有去成。直到十年后，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参与2006年青藏铁路首次通车的报道，才终于乘坐第一列火车抵达拉萨。2006年冬天，我跟随中国科学院考察队深入可可西里腹地，进行为期四十天的科考活动，采写了《可可西里核心区发现双壳类海洋生物化石》等消息。长江有三源：南源、北源和正源（即西源，1978年长江水利委员会认为该支为长江正源）。那次科考中，我去到了正源和北源，亲眼目睹了多条壮观的冰川。比如姜古迪如冰川，就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即长江正源沱沱河上游。此前中国科学院科考队也记录过当年此地的冰川样貌，我们去的时候专门做了对比，发现冰川往后退缩了不少，这正是气候变暖的直接体现。由此我联想到，青藏高原是地球第三极，它的冰川总量仅次于被冰雪覆盖的南极大陆和北极的格陵兰冰盖，它们是全球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地区。除了南极洲和格陵兰冰盖，南大洋和北冰洋里还覆盖着广阔的海冰。所以我对南北极的兴趣是从青藏高原延伸而来的，后来对科学考察兴趣也日渐增长。我对大海的向往始终没有减退，毕竟对于内陆居民而言，真正的出海机会特别少，对大海的了解也相对有限。我很想去海上，也想去南北极，但一直没有机会。我是1997年进入新华社的，先后在北京、香港等地从事新闻报道，担任过金融、财税、铁路、科技、海洋、测绘、气象、水利等十多个领域的跑口记者。从历史这类纯文科到财经、科学这种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其实转变是非常大的，但做新闻的逻辑相通，这也是职业上的一种熟能生巧。真正要去到南北极，还是需要机缘巧合的。2017年7月，中俄提出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自己也很感兴趣，就向相关单位主动争取，得到相关领导支持，最后在当年8月底我搭乘“天健”号远洋货轮进行了为期50天的随船现场报道。![]()
2017年10月3日，中国远洋货轮“天健经北极东北航道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布朗克港后卸下所运货物2018年11月，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参加第35次中国南极科考。当时我了解到新华社从1984年参加第一次南极科考报道至今，没有一位记者前往过冰穹A、昆仑站、泰山站，而2019年又恰好是中山站建站三十周年、昆仑站建站十周年、泰山站建站五周年，因此我立即申请前往更具挑战但更有新闻价值的南极内陆报道。最后，在极地办、极地中心和考察队的帮助下，以及在自己单位的支持下，我成为了新华社第一个挺进南极冰盖之巅的记者。
后来我搭乘“蛟龙”号去马里亚纳海沟下潜，也靠自己努力，争取国家海洋局、大洋协会和考察队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做新闻的，就要去主动追踪新闻，动用各种资源主动争取，让单位信任你，让领导支持你。当然，最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我才能持续去到极地。兴趣是最大的驱动力。其实在船上一漂就是三四个月，除了茫茫大海什么也没有，目之所及都是海水，天气极寒，伙食勉强，离家也远，没有信号，得不到外界信息，是比较难受的。如果不感兴趣，下次就肯定不会去了。只有做喜欢的东西，才不会计算成本、计较代价，自然而然地忽视负面的东西。![]()
“斯科特和阿蒙森在途中都经历了暴风雪、极端天气以及冰裂隙等，这些我们也经历过。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真正理解斯科特面临的困境。”
在极地，不可预测的东西非常多。即使在极夜中只偏离了几十米的距离，你也可能完全迷失方向，难以找到回去的路。
1960年，日本南极昭和站的福岛博士走出基地食堂去喂狗，突遇每秒35米的暴风，再也没有回来。7年后，同伴在距离昭和站4.2千米的地方发现了他保存完好的尸体。我和南极科考队员交流的时候经常谈到一次极端的经历。“雪龙”号极地考察破冰船只能破1.2米厚的冰层（含0.2米厚的雪），因冰层过厚是无法靠岸的，只能在中山站附近的陆缘冰地带尽量破冰，力求接近站点。一般会停在中山站十几乃至几十公里之外，再由科考队利用雪地车等方式将物资运送至中山站。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遭遇冰裂隙——它们的深度不一，有的深达数十米。这些裂隙往往被积雪覆盖，人在上面行走时很难察觉，更不用说那些沉重的车辆了。同时，海冰消融和变化常常令人莫测。有一年，一位科考队员驾驶的雪地车不幸在“雪龙”号船头约百米处的海冰上陷落。通常情况下，坠入冰下的人和车辆几乎无一幸免。然而，这位驾驶员奋力推开天窗，恰巧找到了冰裂口，在车辆下沉的短暂瞬间成功逃脱，并竭尽全力爬上冰面，随后瘫倒在冰上。彼时，船上的瞭望员注意到此处有异动，立即派人以最快速度用被子将他包裹，最终使其幸存。这是一个堪称传奇的生还例子。历史上，罗伯特·斯科特和罗尔德·阿蒙森曾竞争谁第一个到达南极点，最后阿蒙森率先抵达并返回，斯科特在返程时遭遇了异常强烈的暴风雪，加上缺乏物资，丧生在南极冰盖之上。如果你去看斯科特和阿蒙森的日记，就会发现，斯科特行进途中的日记，处处显示极端恶劣的环境和艰难的情绪，而阿蒙森行进中的日记笔调轻快，其实阿蒙森遇到的挑战一点也不小。这也揭示了南极内陆的极端环境和难以抵达的特性。南极极度寒冷，我去海拔最高的昆仑站是夏季最热的时候，那时温度在-36℃，冬季通常-70—80℃，内陆高原平均气温为-50℃。1983年7月，苏联东方站测到最低气温达-89.2℃，是世界上最低气温记录。昆仑站海拔比较高，气压低，加上周围全被冰雪覆盖，不适感会很强烈。此外，自身条件和健康状况也很重要，能不能适应、会不会高反？每年去昆仑站的队员当年夏天都要到西藏羊八井附近做海拔5000米高度的训练和筛选。斯科特和阿蒙森在途中都经历了暴风雪、白化天、极端天气以及冰裂隙等，这些我们科考队员也都经历过；他们当年遇到的那些困难，我们也都遇到了。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真正理解斯科特面临的困境。![]()
2018年12月2日，“雪龙”号极地破冰船在南极中山站附近陆缘冰区探路卸货不过，现在各方面都会改进一些。比如科考船，不像斯科特、阿蒙森他们的船只有三四百吨的吨位，都是一两万吨的破冰船，加上比较靠谱的气象预报，一定程度上会降低风险，但是意外情况谁也说不准，所以去南北极多少还是带有探险性质的。在前往极地之前，我会尽可能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会携带多台电脑、相机和无人机，以防止设备故障导致的无法使用。在极地，信号全无，外界信息难以接收；即便是在海上航行，用海事卫星发稿，信号也极不稳定，传送一两张照片往往需要耗费一两个小时。为了确保稿件的准确性，我不仅随身携带一些专业书籍，更会向同行的科学家请教。我曾担任中央电视台8集大型纪录片《北极，北极！》的执行总策划、总撰稿，这部纪录片前前后后拍摄了三年，之前我在各个领域跑口积累的知识都投入其中。拍摄完成后，三年下来，我觉得都能写一篇硕士论文了。南极是一个巨大的科学实验室，相比之下，北极涉及政治、历史、文化、资源、航运、气候变化等方方面面，还有因纽特人、萨米人等原住民。我们想让中国人真正了解北极，让多元的北极走进国人的视野，而不只是呈现一个科考者眼中的北极，更不是呈现一个观念先行的概念化的北极。有一次，我们前往北极圈内摩尔曼斯克附近的科拉半岛，计划采访一位泰加林的护林员。初次见面时，他似乎还没有从头天喝多后完全清醒过来。尽管有俄罗斯国际制片人同行，他仍然拒绝接受采访。幸好我们事先有所准备，了解到俄罗斯人有爱喝酒的习惯，临行前特意准备了酒。当我将二锅头和下酒花生米递给他时，他立刻眼前一亮，态度大变，应允了我们的采访请求，后续的采访因此进行得非常顺利。有备而来的二锅头发挥了关键作用。
“我不是去研究一只企鹅，也不是只考察天气状况……作为记者，我们的优势是综合性的视野。”
新闻总是追求新鲜性，“首次”总是特别引人注目。很多时候，记者们往往会争相报道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但很少有人能够在事物尚处于萌芽阶段、尚未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时，就敏锐地察觉它的潜力，提出新的概念或视角。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记者如何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识别新闻的发展趋势，提炼出新颖、有价值的主题？将近十年前，我们准备做一个关于内陆开放新高地的报道。这个主题非常宽泛，在重庆采访时，我们了解到“渝新欧”班列，这是一条从重庆出发，经新疆到达欧洲的列车线路，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在成都，我们又了解到“蓉新欧”班列。于是，内陆开放新高地的报道，变成了具体的中欧班列，我决定以此为题做一篇报道。当时，包括“渝新欧”在内的所有中欧班列，只发运了几百列，主流媒体对此报道并不多。要想让这个话题成为焦点，就需要等待一个新闻节点，比如列车数量达到一个里程碑意义。起初我考虑的是第800列，但感觉还不够理想，一直等到第1000列，才撰写了稿件《丝路上的“钢铁驼队”——写在第1000列中欧班列开行之际》。在这篇文章中我首次提出了“钢铁驼队”的概念，灵感来源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骆驼队。古代的驼队是一峰峰骆驼，伴随着驼铃声穿越沙漠，勾连起丝绸之路。而现在一列列火车经过新疆去往欧洲，它们伴随着鸣笛声，沿着新的贸易线路连接东西方，加上钢铁比较有力量感，所以我联想到“钢铁驼队”。在早期阶段发现并报道这些话题，前瞻性和敏锐的新闻嗅觉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抓住新事物最突出的特征，再用简单生动的方式去诠释，使得公众能更好地记住，这样就能达到比较好的传播效果。现在，“钢铁驼队”一词已经在报道中被广泛使用，中欧班列的故事也早已深入人心。要想提炼出有价值的概念，有必要去到现场感受。我很崇尚现场，记者不在现场，还在哪里呢？去到现场，就能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和最真实的体验，这也是后面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比如，我在南极考察时跟随科考队进行了数月的考察，他们在南极冰盖上进行冰芯钻探、天文观测、测绘和冰雪取样等工作时，我都在现场。相比那些未曾亲历的人，我肯定会了解得更加真切和全面。作为记者，我们的优势是综合性的视野。极地科考其实也是综合性的，它涉及不同的学科领域：生物学、气象学、地质学、冰川学等等。科考队里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分别对各自的领域展开研究。但记者要考虑的就不仅是单独的某一个方面了，我不是去研究一只企鹅，也不是只考察天气状况。我接触各类专家，对极地的冰川、极光、地质、生物等进行全方位的了解。除了自然科学，像地缘政治、人文历史等社会科学内容，同样有关注和积累。我们去南、北极报道，最基础的是记录科考过程和科考队员的生活，同时关注“到达”背后的科技力量，比如我完整地记录了“雪龙2”号从第一块钢板的切割，到首航启航，再到抵达南极进行科考的整个过程，见证了中国海洋装备的巨大进步。![]()
2019年11月19日，航行在南极圈内浮冰的“雪龙 2”号和“雪龙”号(无人机拍摄)其次是科学发现和科研进程，但一次科考不可能立马就有很多惊人的科学发现，除了像发现冰盖以下的河流、湖泊或山脉这类“硬新闻”之外，更多需要你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才能做出报道。
当我搭乘远洋货轮航行在北极东北航道，穿越覆盖着浮冰的海域时，我看到了许多奇妙景象：在白令海峡，我看到十几群海象；进入楚科奇海后，又出现数不清的鸟群和成群的鲸鱼。我知道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随船报道，不止关注货物运输情况。经过白令海峡时，我在想，随着气候变暖，货船增多，白令海峡会否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北方的马六甲”？我还在想，这里的动物们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北极航道的开辟使得许多船只频繁往来，运输石油和天然气，这样的活动会带来多少污染？人类活动会对这些生物产生多大的影响？![]()
2015年6月12日，阿拉斯加最北城镇巴罗的孩子们同时，我关注到北极沿岸的原住民也遭受了现代科技带来的不同程度的正向和反向影响。传统生活方式的瓦解、毒品滥用现象的增多等，他们应该如何融入现代社会？现在气候、环境发生的变化，在怎样改变和重塑他们的生活？他们正在面对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除了报道单次科考活动，更重要的是考虑整个科考史和科考背后的目的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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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极地科考之后，我的认知框架扩大了。我逐渐触摸到人类之外更大的世界。”
作为极地新闻这类专业领域的记者，最基础的功力就是提炼出一个概念或主题的核心特征，把比较生硬、抽象、概念化的东西尽力通俗化，简洁明了地传达给公众，让更多人理解并记住。这些作品的质量取决于作者对所报道学科的理解、比较好的文笔以及将复杂概念简化的能力。
但我们不仅要记录事实，更应该拥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除了现场观察和表层的事实报道之外，我还想深入探讨人类在极地的探索历史、人类的勇气和奋斗精神、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这样更具深度和人文关怀的内容。不同的记者看到的方面肯定是不一样的，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和重心也会各有差异，这和个人的兴趣和积累有关。如果是做普通的科考报道，只要报道几次，谁都能够承担下来这个任务。但如果你是真感兴趣，就不会到此为止。在现场第一时间把新闻报道出来只是第一个层次，那么接下来还可以写长文、写书、做研究，探讨一些更深入的东西，这就需要历史纵深和宏观的呈现了。尽管极地似乎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其实它与我们息息相关。极地的冰川融化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和反应特别明显，是气候变化的放大器。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南北极冰川融化的话，海平面可以上升六十多米，多少沿海地区会受到影响。极地科考本身就是国际化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世界是一个整体。极地变化产生的影响，不是只针对哪一个人，哪一个国家，而是整个地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没有相关研究作为基础，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资格参与规则的制定，只能被动接受他国制订的规则。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大国地位要求其对全球有更深入的了解，以便在全球规则制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展现出一个大国所应有的科学前沿力量和引领作用。因此，我们要去和各国合作与交流，更好地了解地球、衡量影响以及预测人类发展的未来。我跑过很多不同的领域，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力图从不同层面丰富完善自己，力图让自己视野更开阔。视野越开阔，内心越谦虚。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逐渐摆脱政治和个人利益的束缚，欣赏自然界中的奇妙之处，感受科学考察本身的魅力，思考更具人性的问题。以前我学历史、跑报道，纵向坐标轴是人类的历史，横向坐标轴是地球上的人类踪迹。但关注极地科考之后，我的认知框架扩大了，坐标系也在不断扩大。纵向坐标轴从人类历史年代扩展到地质年代，横向坐标轴延伸到山川河流、冰山大海、日月星辰。以前我关注的只是人类的历史、朝代的更迭，以及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但在对极地的探索中，还看到了地球的演化，生物的变迁……我逐渐触摸到人类之外更大的世界。人类在地球历史上只是一个小部分，地质年代要丰富得多。岩石、河流、大海、冰川都是有生命的，有其独特的历史。就像南极洲，人们会想当然地以为是一块荒芜的大陆，但它其实也是有生命的，它的地质演变，从林木繁盛到冰封大陆。面对这些比人类更绵长永恒的生命，你会发现人类是很渺小的。但当我们回顾极地的探险史、科考史，看到人类一步一步地认识、探索和发现这片土地，你又会感到，人类也是很厉害、很伟大的。我们能攀登八千多米高的珠穆朗玛峰，能建造宏伟的大坝阻断大江大河，这证明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显示出惊人的力量。就南极而言，从1771年库克船长抵达南极圈来算，南极探险史不过两百余年，此前探险家甚至不知道南极有没有大陆、南极到底是岛还是洲。从探险时代到科学时代，更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人类总是充满好奇、探索、勇气，那些未知的、独特的东西尤其会吸引我们。人类对极限的探索似乎是无穷尽的，从平面到立体，从地球到太空。而就地球来说，很多科学的奥秘都藏在大洋深处，藏在冰盖底下和冰川之中。对我而言，它们极具魅力。![]()
上图为航行在南大洋上的“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2019年12月19日无人机拍摄）；下图为浮冰上一群企鹅看着经过的“雪龙2”号（2019年12月19日摄）
人类一步步接近极地、发现极地、探索极地，极地的故事似乎变了又变，但其实和斯科特他们当年的故事没有什么两样。即使很多人像沙克尔顿（曾三次前往南极却均以失败告终的英国探险家，但因其勇气、毅力和领导力，与阿蒙森、斯科特一样，被称为“世上最伟大的极地探险家”），从来没有成功抵达南极点、没有实现自身设下的目标，但前往极地探索的人们，从来没有失败者。
*文中图片由受访记者提供
运营总监｜温泓烨 梁 栋
[3]当女性走入工地，她们的故事在继续丨对话深大本科毕设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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