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方言写在地图上，绘成地图集，是什么样的？需要多长时间，花费多少心血？甘于恩说，需要十余年。
甘于恩
“我是一介书生，哪儿认识什么编剧。”甘于恩一边有些无奈，一边不想“拂了张先生的意”，只好先应承下来。
比如有一次，调查得到的发音需要核对，但年纪较大的发音人不方便校对，于是发音人的女儿请了假，亲自前往广州来核对发音。
“到每个地方其实都能碰到这类人。”甘于恩还认识了一位热心乡土文化、推普、方言调查的香港同胞。他来自恩平市，对江门市新会区和台山市都很熟悉。他经常在甘于恩去调查时从香港过来帮忙，调查结束之后还请他吃饭。甘于恩说他是“很热心的一个老头”，他创办“语言资源快讯”平台时，这位香港同胞也提出想要资助。遗憾的是，现在他已经去世快两年了，没有机会见到《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的出版。
方言调查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断断续续是常态，一次调查经常持续三到五天，甚至更久。“有时候，我们找的发音人，调查到一半，他说‘诶不好意思，我要去接孙子放学了，还要做饭给他吃’。那么，晚上往往就做不成什么事情了。”
从收集发音人的方言到方言数据库的建设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记录保存方言语料需要各种专业工具，以前用的是小型的MD（MiniDisc，一种小型可重写光盘格式）录音机，调查结束后，甘于恩和团队会将录音文件从MD录音机中提取出来，传输到电脑上，再使用专业音频处理软件对录音进行整理。后来则使用手提电脑，配以专业录音软件，更加便利。整理完后，还需要把每个录音与相关的文本信息，如方言特征、使用场景、说话者的背景信息等，录入到数据库中。这也意味着，只有通过扎实广泛的调查收集到足够丰富的方言信息，才能建设成一个完整的方言数据库。
一个一个方言点逐个调查，历时多年，每逢节假日，甘于恩和项目组的其他人就下乡调查，122个（包括香港、澳门）方言点于2008年全部调查结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粤方言地图集”以优秀成绩结项。但由于工作繁忙与项目经费的问题，地图集迟迟未出版。
直到2022年7月卸任方言中心主任，甘于恩才有空着手修订，地图集终于于2023年年底成功出版。就像出版社的推荐语所说，“《广东粤方言地图集》是十年磨一剑之作，是地理语言学中粤方言研究的扛鼎之作”。
出人意料的是，出版了《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的甘于恩其实是福建福州人。他在研究生阶段来到广州，从此开始了对广东方言数十年的研究和保护。
“如果我还留在那里，只要不犯错，现在应该也是个局长吧。”甘于恩半开玩笑地说。从厦门大学本科毕业后，甘于恩进入福建省老干部局工作，成为一名“公务员”。甘于恩称，工作不难，就是参与拟定条例和有关规定，以及回复信函，逢年过节去慰问老干部。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很多人所向往的“铁饭碗”。
工作虽清闲，却总是囿于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这并非甘于恩所擅长的，也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所向往的是，广阔而自由的学术田野。于是，在单位里，甘于恩订阅了英文《中国日报》和专业的方言研究杂志，同事和领导看到也笑着说：“小甘是留不住的。”
虽然已经毕业，但他依然渴望回归学校，回归学术研究。1984年，工作了两年的甘于恩通过了研究生考试，离开家乡福建，进入广州的暨南大学读研。
80年代，普通话的普及率并不高，大多数广州人日常生活都说粤语。而甘于恩这个“外地人”发现，因为语言不通，自己与广州隔了一道屏障。他回忆，学校曾经组织观影活动，放粤语配音，英文字幕的《星球大战》，其他同学看得捧腹大笑，只有他一人因既不懂粤语，又不精通英语，而在黑暗中茫然。但这也激发他学习粤语的兴趣和斗志，从此，他踏上自学粤语之路。
甘于恩的室友和同专业的同学大多为广东人，他就认他们为自己的粤语老师，每当同学们用粤语交流时，他也站在一旁听，碰到听不懂的词汇就及时询问他们。午饭时，他听佛山电台放的粤语版《七侠五义》《三国演义》，也不管能不能听懂，都照听无误，听到最后完全入迷，爱上了粤语故事。就这样，靠着“每天耳朵里都是广东话”，他慢慢培养出语感，将语言材料积累起来。
研究生期间，甘于恩跟随导师的安排，参与暨南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项目。作为调查人，他被分到广东四邑地区进行粤语方言调查，彼时还不会粤语的甘于恩也只能硬着头皮上，花时间自学粤语。调查开始后，有一位发音人是中学语文老师，对于方言和当地的历史文化知识都很了解，学识渊博。整个调查过程中，甘于恩就一直使用粤语和他交流，在实践中激发出自己的语言能力。
本科时，甘于恩的家就在厦门大学内，因此每天吃完饭就可以回家。精通古文的父亲常常辅导他，为他讲解《古文观止》，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一脉相承，平仄等语法概念在方言中依然适用；在校学习时，甘于恩对现代汉语语法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这也帮助他能够快速掌握方言中蕴含的语言规律。
有一年，甘于恩跟随老师前往海南岛进行方言培训班的开办工作，为当地年轻人传播方言学知识。方言调查字表有3800字，他的同学负责读音，他则借助着国际音标记录、比对，把握大致的规律，负责记音。
直到现在，即使已经掌握了粤语，甘于恩依然会收听用粤语播报节目的广州交通台，观看粤语转播的篮球比赛。因为在他看来，方言的学习需要大量且持续的输入，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语言就是这样，多用，就会更熟悉；不用，就会生疏。”他感慨，现在的年轻人往往缺乏像他当年学习粤语那样的语言环境，逐渐对于方言生疏，甚至完全陌生了。
甘于恩在论文《广东语言资源保护：策略与措施》中写道：“每种方言都是该处民众的独特记忆，承载了珍贵的文化信息，任何一种方言的灭绝，都是人类文明的损失。”然而，在调查中他发现，有部分人并不理解方言调查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甚至用“难听”“土”“倔”之类的贬义词形容自己的母语。
2016年时，甘于恩牵头搭建起了“语言资源快讯”微信公众号，2017年起还开始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下称“方言中心”）实行方言保护志愿者机制，在全国招募了近20批志愿者，人数超过1000人，其中有200多人参与到公众号的编辑以及线下的母语推广中，影响越来越大。他利用这一平台宣传方言保护理念、收集语料，让年轻人用方言讲述地方文化，同时分享前沿的学术观点，既做了方言文化的宣传，又传播专业的信息。平台还起到促进教学科研的作用。不少高校的“方言学”“语言理论”课程，都用了“语言资源快讯”的鲜活语料，把枯燥的理论课上得生动有趣。“新技术和创新是公众号运作永恒的主题，”甘于恩总结，“语言学界应善于运用新媒体，加强社会互动，提升学科研究及应用水平。”
Q：您曾提到，做田野调查前会制作细致的方言调查手册。调查手册的条目是如何设计的？
调查手册
由于调查内容多、调查时间长、报酬不丰厚，因此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做发音人。我和我的团队摸索出了调查的技巧——不能一上来就说调查内容很多，要激发发音人的兴趣和对方言的热情。在调查中，我会将方言的特点挖掘出来，及时反馈给发音人，比如告诉发音人ta的母语方言和广州话的区别，让发音人体会到调查的意义和自己母语的珍贵。
地图集选择条目的原则是语言特征的内部分歧大。我们觉得有特色，有价值的一些那些语言特征，就会把它用地图表现出来。比如“花生”的说法在粤语里有两大形式——“花生”和“地豆”，两大形式的差别较大。如果内部没什么分歧，有一些词，只有两三个方言点有特殊的用法，其他方言点的说法很统一，就不会被呈现在地图集中。
不同于一般的交通地图和旅游地图等描写性地图，只需要图例就能让读者理解地图所呈现的内容的含义，《广东粤方言地图集》是一种解释性地图，它承载着展现广东省内不同地区方言特征的任务，如果做成描写性地图，对于缺乏相关方言理论知识的普通读者，很难理解各地方言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背后所蕴含的关系。因此，在制图时，我们还在地图集内附加了多条文字说明，为普通读者解释方言形成原因。在词汇“花生”的地图中，就提及阳江市阳东区、阳江市阳西县、茂名市电白区三地使用“泥豆”“土豆”的表述，可能与闽方言的影响有关。
对参与保护方言的年轻人，我们也要保持鼓励宽容的态度。我发起的公众号“语言资源快讯”，主要就是通过志愿者采集各地的自然语料，实现对语言资源的保护。有一位志愿者来自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积极性很高，但是ta发在公众号的方言录音，被本地人说不正宗，受到广州话影响很大。我就回复读者留言说，“现在的年轻人愿意保护自己的家乡话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不要那么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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