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木木，目前担任红星新闻首席记者，深耕行业近20年，重点关注法治领域，尤其是刑事案件，其报道往往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2007年，刘木木进入云南《生活新报》开始其职业生涯，凭借出色的写作能力迅速成长，并积累了大量经验。2009年，其报道《褚时健：从烟王到橙王》被全国数百家网站和报纸转载，让他在业界一举成名。
2011年，刘木木加入《成都商报》新闻中心，正式迈入国内调查记者行列，并在2017年成为《红星新闻》的联合创始团队人员，其“广州医生涉嫌损害商品声誉被跨省逮捕”“孙小果案”系列等多篇独家报道影响巨大。
刘木木认为，新闻的第一要务是呈现重大事实，“我希望呈现的事实是直中靶心的，而不是六环七环”，这种职业态度贯穿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刘木木
以下是「深度训练营」和刘木木的对话：
A：第一次进《生活新报》办公室时，两三个四五十岁左右的记者正在写稿，当时我就想，这一定是一家真正做新闻的单位。因为对新闻怀有理想，愿意为新闻东奔西走的记者是不会去做管理层的，既然这家报社能让老记者留在一线，就说明它有保护记者的机制和支持创作的环境。那时，我希望自己到了四五十岁时，仍能像这些老记者一样坚守，没想到，我竟然真的在一线一晃就近二十年。
Q：当时新闻报道的大环境是怎样的呢？
A：整体环境对批评性报道较为宽容，同城媒体竞争十分激烈。当时昆明是各大媒体的竞技场，除了本地报纸，还有《成都商报》《南方都市报》《华商报》等新闻机构的身影。一些小车祸、火灾，事发半个小时内就会有多家媒体赶到现场。那时有专职“爆料人”，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奔走在昆明的大街小巷，一看到突发或者有趣的事，就立刻打电话给各报社和电视台，以此获取爆料费，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
我很怀念那个纸媒的黄金时代，新闻一发生，竞争就开始了。谁先抵达现场，谁就能获得更多细节，报道就更全面，角度更多元。赢得这样的竞争是一种荣耀，大家目标都是做独家、做深度。当然，这种竞争本质上是良性的，谁的报道写得好，全行业都会给予肯定。
Q：当时新闻采写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A：那时留给写稿的时间有限，有时白天跑现场，晚上七八点前就要给后方传稿，凌晨后方就要开始印刷。我们在采访地找网吧写稿是常事，但网吧的电脑系统很容易崩溃，刚写的内容，可能突然就全部消失不见了，我们因此需要一边写稿，一边通过QQ留言或者邮箱保存稿件。
有一次我和一名老记者去网吧写稿，系统就突然崩溃，我负责的部分找不回来，后方编辑“等米下锅”。当时我很慌，但那个老记者不但没责怪我，反而挑起担子，一气呵成写完我的那部分，我至今仍然很感激他。
Q：哪篇报道使您感觉在这个行业真正立足？
A：我想应该是《褚时健：从烟王到橙王》，我在职业生涯起步阶段就遇到这么好的采访对象，真的是特别幸运。那是2008年的一天，我前一天值夜班，当天本来是调休的，但我刚到昆明不足一年，朋友不多，新闻线索少。我没地可去，就到单位晃荡。这时单位的热线电话响了，说茭菱路上的一家水果超市，在卖一种“褚时健种的橙子”。打热线电话的这个人并非职业爆料人，而是我们的总编辑贾明（编者注：贾明系《南方周末》黄金一代记者）。贾明问接电话的同事谁空着，同事说刘木木刚好在，于是我就接到了一个临时的采访任务，屁颠屁颠就去了。
其实当时我对褚时健毫无了解，临时查资料，才知道他原来是红塔集团的董事长，临退休因贪污被判了刑。
卖“褚时健种的橙子”的，是丰宁平价水果超市。老板接待了我，和我说褚时健过一段时间还会来昆明调研，下次褚时健来，会提前把消息告诉我。
由于我对褚时健了解并不多，也就没能意识到“褚时健种橙子”这个信息的重要性。我当天就写了一篇短消息，披露了烟王褚时健种的橙子上市了这个信息。超市老板把这篇报道打印下来，贴在他的店里。
大概过了一个月，有天早上部门开早会，超市老板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褚时健很快就到他店里了，让我赶紧过去。部门主任熊熊说，快去。我二话不说，拎起采访包，喊上司机、摄影记者就过去了。
我到水果店没多久，褚时健的车就到了。当时第一个下车的，是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马静芬到了店里，指着墙上的报道问我：“报道是你写的？还不错。”她当时就邀请我，来年果树开花，去果园看看。
当时褚时健仍在保外就医期间，不宜在公开场合露面，他一直坐在车里。我突然来了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主动到他的座驾旁，邀请老人家下车走走。褚时健竟真的下了车，问了橙子在昆明的销售情况。当天，我又写了第二篇报道。
2009年2月，我接到了马静芬的电话，她邀请我去他们的果园。那是褚时健第一次邀请他在烟草系统的好友去他的果园，而我是唯一被邀请的记者，最终我和同事文字记者赵伟、摄影记者金林，深入探访了果园。
褚时健是在75岁高龄时承包荒山种果树的。当时他经营果园已有七八年，但外界知之甚少。一同参观果园的昆明卷烟厂原党委书记何忠禄特别感慨，他说，知道褚时健在弄果园，但没想到“会弄这么大”。
这次采访，我们只是在果园中观察，没问褚时健一个问题。当晚回到玉溪市区后，晚餐席间我向褚时健提出，还需要单独采访他老人家两个小时。褚老说可以给我半个小时，最后实际我们聊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们问了果园的管理、对年轻人的建议等问题。
Q：作为调查记者，您如何定义调查报道？它和监督报道一样吗？
A：各类型的报道，界线其实是模糊的。监督报道只能算是调查报道的一种，一般而言，调查报道一定是明确提出了某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提出问题，就不能称之为调查报道。另一个标志，是报道的篇幅不少于三四千字，这样的报道才能称得上厚重。调查报道最重要的是“有嚼劲”，哪怕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回头看，它还没有过时。它不是快消品，而是历史的底稿，大量经典报道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Q：监督报道会慢慢消亡吗？
A：我们的工作，是正面宣传为主，监督报道为辅。在“辅”的范围里，我们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以我的经验看，这样的报道依然是被鼓励的，它不会消亡。这个行业前赴后继，更多这样的报道还是会源源不断冒出来。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热议的《新京报》报道油罐车事件的稿子，虽然操作上较为常规，但仍不失其意义。现在很多调查报道，阅读量已远超纸媒时代，传播量级不可同日而语，其“爆发”路径也与以往大不相同。这些都是新的现象，需要好好研究。
Q：您曾经前往尼泊尔、缅甸、泰国等地进行采访，印象最深的一次跨国报道是什么？
A：2011年湄公河惨案发生后，我是国内第一个未在官方保护情况下，沿湄公河乘货船前往金三角采访的记者。我坐货船从西双版纳关累港出发，坐了两天到达清莱府，主要目的就是要切身沿线体验。印象最深的是途中我坐在船头拍照，船长非常紧张，他担心我被外部的武装分子残余势力射击，也担心我这个陌生人的出现，让他的货船从此之后被盯上。后来到泰国，我通过当地华人朋友帮忙，采访了当地的警局，了解到案件最新进展。当地警局对媒体十分友好，基本是能说尽说。
Q：您怎么看待在报道中给采访对象匿名的做法？
A：我不喜欢匿名，相反，我鼓励采访对象用真名，直面现实。我写“鸿茅药酒跨省抓捕广州医生案”，就鼓励谭秦东的妻子一定要用真名，并把信息披露到了谭秦东被抓的小区。事实证明，这些准确的信息能增加稿件的冲击力。
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原则，细节真实有助于整体真实。之前有媒体的报道引发争议，原因是该报道出于保护隐私的目的，基本未呈现具体信息。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因为一旦信息模糊到这种程度，真实性就大打折扣。
但如果报道涉及弱势群体，行业规范就要求匿名或化名。因取名“某某”影响阅读，一些新闻单位的做法，是取化名后在报道末尾作解释说明。
Q：您如何理解“新闻理想”？
A：成天喊新闻理想的，没写过几篇真正的报道。优秀的同行，从不见他们把新闻理想挂嘴上。
媒体被公众视作第四权，公众对它抱有期待，但更多时候，身处其中只能冷暖自知。我认识的很多年龄相似的媒体朋友离开了新闻业，但仍有一些选择留下。我的理解是，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盲目悲观，记者这个职业，只是一个工种而已，且内部分工也不同。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好。
Q：您的写作风格，有没有受到某个作家的影响？
A：没有，但我崇尚简洁。作家刘震云说过：凡是用特别复杂的文字、形容词和副词在写作的人，都是没文化的人，要用特别浅显的语言来说特别复杂的事物。我不是什么文化人，但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尽量做到精炼，写完后再读一读，确保整篇报道读得下去，并且有节奏感。
Q：您觉得记者是否需要为弱势群体发声？
A：为弱势群体发声是媒体应尽的义务，我结识的记者朋友多嫉恶如仇，即便他们现在不做记者了，在生活中，路见不平一声吼，也是他们一贯的行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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