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勇，就是法治中国
2024年10月25日，杨妞花走出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被群众围起：“妞花，死刑没得（是死刑吗）？”杨妞花回答说：“死刑！”得知宣判结果后，寻亲家长们举牌高呼。
嫌疑人之所以被抓，接受法律的审判，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受害者杨妞花，是她亲手将人贩子余华英送上法庭。杨妞花了不起，她是自己命运的勇士。
这背后，也有国家司法、技术的进步。2016年，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8年来找回儿童5113名，找回率为98.5%！个人之勇我们称其为孤胆，社会之勇，我们称其为群英，国家之勇，就是法治中国。
为什么寻亲家长们为审判结果而欢呼？为什么说杨妞花了不起？为什么说这背后是国家司法、技术的进步？余华英拐带儿童案为什么经过一审、二审，又发回重审？
余华英的罪恶之路
余华英犯罪的起点是1992年，贩卖了自己的亲生儿子。1993年至2003年期间，余华英与同伙龚显良先后拐带17名儿童，造成12个家庭骨肉分离。
2000年，余华英曾被捕，刑拘两个月后释放。2004年，余华英再次被捕，她隐瞒真实身份，以假身份被判有期徒刑8年，后获减刑3年，于2009年执行期满获释。
1990年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杨妞花，正是受害者之一，5岁那年，她被余华英通过中间人卖到了河北邯郸。1997年，杨妞花的父亲因为自责而离世，第二年，其母也撒手人寰。
杨妞花的认亲之路
2012年起，她正式开始了漫漫寻亲路。她先后在寻亲网站上登记，到公安部门采血，只是她记忆中的信息有限，不足以拼凑出一个明确的丢失地点。
直到2021年4月，杨妞花尝试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寻亲视频：有句方言叫阿不代桑英可能是姐姐，家离火车道很近，站在猪圈上可以看见一个集市……
那么，问题来了，可能有人会认为，“都是死刑，是不是没有必要？”各位同学怎么看？有没有必要？理由是什么？
第一，这是依法办案的结果。完整的刑事评价体系，不仅包括对罪犯的最终处刑，也包括对其所犯罪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评价。不放过罪犯犯下的每一笔罪恶，这是法治的要求，而不能因“反正是死刑”而放弃对部分犯罪的评价。
第二，这是实现正义的要求。原审和重审虽然都是死刑，但是其中的正义实现范围并不一样。发回重审后，原判中未被认定的被拐儿童和家属就可以作为被害人参与到本案中，在审理中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在这个过程中会一定程度上得到心理的安慰。
第三，这是司法公正的彰显。对于新增加的犯罪事实，法律也赋予了余华英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这些权利只有通过发回重审才能实现，让余华英被判得心服口服，这正是我国司法公正的彰显。
第四，这是保障人权的体现。余华英有权利上诉，因为发回重审的一审判决仍然是一审的判决，并不因为是发回重审而变成终审判决，余华英可以上诉到省高级人民法院，由省高院进行二审判决。最终如果维持死刑判决后，案件将被送到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
浴火之路是否可取
提及这个案件，想必有同学会想到赵丽颖的电影《浴火之路》。影片中无良人贩快手胡子、老金等人罪恶昭彰，三位父母自行采取暴力手段，进行了一场私力救济的抗争。如果从法律的视角去审视，同学们对此有何评价呢？
第一，暴力的手段并不可取。三位父母在法律体系之外，以身犯险，直捣人贩巢穴，尽管在情感上引发共鸣，但在现实法律框架下，这种个人复仇行为并不被允许。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公民在遭受侵害时，应当通过合法途径寻求救济，如报警、提起诉讼等，而非自行采取暴力手段。
第二，“人人都喊打”更加重要。三位父母在寻子过程中逐渐形成同盟，他们的行动虽非完全合法，却体现了民间对人贩子的极度愤慨与零容忍态度。在现实中，政府、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及广大民众应形成合力，发挥社会力量在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中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