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总部的主张，要成立护党救国军，说冯焕章（冯玉祥)和阎百川（阎锡山)都有代表和我们接头，其余石友三、方振武、何芸樵（何健），都有向义的表示，北方及长江中部已没有多大顾虑，只等着南方首先发难罢了。各方的表示，以为张向华是汪先生嫡系部队，须要张向华先动，然后各方才可放心响应，华北华中既已有总部主持，他们留我在香港策动华南的军事。这个计划，我详细电告汪先生，并请他立刻归国主持，因他若徘徊海外，终难得一个有力的号召。汪先生复电他已准备动程，对于计划也分别认可。我得了汪先生的复电，遂打了三个电报，…个给孟潇，一个给益之，一个给向华，请他们发动，并且告诉他们广西已准备独立。
桂系失败的将领那时都避居在香港，李德邻、黄季宽、胡今予、陶子今、徐赓陶、邓益能、夏煦苍差不多全体都在那里作寓公，只有一个白健生还是蛰居安南的河内，汪先生在巴黎时，由王东丞的介绍，本来已和桂系的张伯璇有联络，桂系失败之后，遂反蒋而拥注。不幸我们的矛盾已经没有方法消弭，而他们本身的矛盾又来，他们对于反蒋是自然十二分的赞同，但帮助俞作柏反蒋，倒是旧恨新仇堆积在一起，无从疏解。当中李德邻还比较大方，而白健生和黄季宽则对于俞作柏，很有死不两立之势。我们无论如何谈下去，均不得要领，这个反蒋阵线，始终为着个人的利害和恩怨，不能统一。
我到香港的消息不久传至南京，因为离法国马赛之时，那里的中国领事馆已报告外交部。我发给朱益之他们的电报，慢慢也泄漏了。朱益之先生为着明哲保身起见，据说已把我的电报呈明蒋先生，唐张虽没有把我的电报公开，却也被蒋先生所刺探。一天蒋先生故意询及孟潇和汪先生的关系，聪明的唐孟潇叹一口气说：“我真没有办法，汪先生只信顾孟余和陈公博两人。”这句不即不离说话，倒使蒋先生相信唐孟潇不至作反。蒋先生倒知道孟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且和汪先生究竟没有深长的历史。至蒋先生对向华那就比较凶得多了，向华在南京回至宜昌防地之时，去见蒋先生。
“公博回来了，你知道吗?”蒋先生很严厉。
“是，我知道的。”向华不敢隐瞒，实在也不能隐瞒。
“他有给你信没有?”
“有。”
“说什么话?”
“他说要做生意。”向华到底不善于辞令。
“我告诉你，公博是没有办法的。公博就使到了南京也没有办法。如果他有办法，我是忘八蛋。”蒋先生立刻沉下脸来，这时恐怕他是太急了，所以他已忘记了他的尊严，说出市井的粗语。
向华后来一句一句告诉我，倒使我笑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蒋先生那样不能自制，这样真使他太苦了。那位向华先生当时实在不想动的，临去宜昌之前，派他的内亲官先生来见我，说向华已不想打内战。但向华不动，我们就不干吗?我们先专心致志于广西的发动再说。
当时最使我感觉困难的，是广西未发动而先告失败。事实是这样，俞作柏先生自命左倾，谁知一倾便倾至某党。他回南宁之后，左右都是某党党徒，而且他还想掌握兵权，又和他的亲戚李明瑞各争队伍。在香港之时，我和薛伯陵商量，打算我们两个人一同入广西，但后来上海总部不赞成我轻离香港，所以只由伯陵先去。伯陵一至南宁，便感觉俞先生靠不住，那时南京也深悉俞先生的举动，一下便任命了广西的师长吕焕炎做广西主席，来颠覆俞先生。梧州是入吕焕炎的手内了，就是俞先生的外甥黄权师长也把握不住了，至是俞先生旗还未举，而身先下野。伯陵没有办法，又从广西跑回来，一肚子牢骚，只有找我发脾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