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很意外的新闻，深圳一名男童被歹徒刺伤，次日（9月19日）不治身亡。本是一起刑事案件，但因为被刺男童的身份而令人感慨唏嘘。男童的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中国人。男童在深圳的日本人学校读书。
这样的新闻似曾相识。6月24日下午四时许的苏州也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一对等校车的母子被刺伤，而阻止行凶的校车管理员胡友平女士则被刺重伤后不久去世。惨案令人震惊，胡友平女士的壮举赢得舆论一致旌扬，后被评为“苏州市见义勇为模范”。
深圳发生的悲剧，因为是未成年人而更加令人难受，而且因为发生的时间而引发某种的猜测和联想。当然，对于这种暴力行为，舆论保持了一贯的谴责、挞伐的立场，对于暴力亮明了坚定的态度。其实，不管受害者国籍如何，暴力都是不可原谅的。
一起偶发的刑事案件，本不该引发如此关注；即便引发关注，也应该界定在应有的界限中。时间的敏感，却令人无法忽视。从苏州到深圳，类似的悲剧发生，实在令人遗憾，令人无语。
悲剧发生后，当地民众纷纷献花表达惋惜之情，事发地周边的治安也强化了不少，这当然是好事。但在苏州胡友平悲剧过后的不久，深圳仍然发生如此悲剧，令人不解之余也有着共情的理解心。
苏州和深圳的两起案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共性，那就是都有特殊身份的人被刺伤（死）。这样的事情，究竟是巧合，还是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东西？对于两起案件，谴责者有之，拍手叫好的也不乏其人。两种不同的心态，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这样的问题，尺度很难把握，弄不好里外不是人。“阿武博士”在《阿武时评：警惕披着民族主义外衣的民粹分子》对一些问题做了相当精敏的解析；“罗翔说刑法”则在“从爱新觉罗去哪儿谈起”中有着隐隐约约的指向。说到底，两位学者都是冷静理性的学人，对此问题自然看得透彻。
但普罗大众大多难以企及这样的高度和深度。他们的思想很朴素，很直观，那就是与某国人的仇恨不共戴天。所以遇到这样的新闻，往往热血澎湃，恨不得亲自拿起U型锁冲锋陷阵。更重要的是，大家各有各的逻辑，各有各的进攻良策。最根本者，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公元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从此以后，甲午的梦魇如影随形，在历史的隧道里若隐若现，时不时扰动时间线的进程。时间久了，有些情绪渐渐固化，成为一种难以言说的基因序列。忘记历史等于被判，割裂现实则意味着虚浮妄诞。有些东西的延续，有着难以言说的遗传和突变。尤其是时代长河的激流冲刷下，沉淀了各种各样的蕴含，所以也就使得本原的东西有了些许的改变。这些或许意识不到，但不能矢口否认。
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发生这样事情，其实更尴尬的是身居廊庙者。铭记历史的同时，其实也难以割裂现实，但若是跟现实等同起来，其实也是严重的虚无主义。至于民间义士对祖宗十八代的攻击，其实也从来只是过个嘴瘾。只是过嘴瘾容易，惹出的麻烦还得有人承担。
如此锱铢的东西挤压在一起，分量往往就很可观，即便是雄壮的骆驼，时间久了似乎也会感到疲惫不堪。更重要的是，牵扯到国际试听也是不得不面对的无奈和尴尬，只能从别的方面予以补救。至于补救的效果，以及这样的尴尬是否还会发生，没有人知道。毕竟，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