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6日，年仅28岁的载沣，在巨大压力下，向隆裕太后提交了辞去摄政王职务的请求。
从此，他卸下了重担，开始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作为光绪帝载湉的异母兄弟，及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载沣在宣统即位后的近三年里，一直掌握着大清的军政外交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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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摄政王之位后，载沣一回府就对妻子笑道：“从今往后，我可以安心在家陪伴孩子们了！”
或许，对载沣而言，家庭的温馨才是他内心真正的向往，之前的摄政王生涯对他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
次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宣统帝颁布了退位诏书，宣告清朝的终结。
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定都燕京，到摄政王载沣的退位，清朝的历史，仿佛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左右。
卸任后的载沣，以醇亲王身份回到了自己的府邸，拥有了大量自由时间，得以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
他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早起向母亲请安后，便用餐、散步，余下的时间多用于阅读史书。
此外，他还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这一坚持就是十年，为我们了解晚清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原对联中的“有名”被他改为了“有书”，这一改动颇为贴切，毕竟他身为亲王，名利已足，更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富足。
闲暇之余，载沣开始深入探索天文和地理领域，他向其他王公借来日晷，并在家中添置了星球仪、地球仪和天文望远镜等设备。
每当遇到日食或月食，他都会兴奋地召集孩子们一同观测；
夏夜乘凉时， 他会引领孩子们仰望辽阔星空，教授他们辨认夜空中的星座。
载沣更将观测天文的现象细致记录于日记之中，字里行间常可见到哈雷彗星、五星汇聚、日月交食等天文奇观。
若非身为皇族成员，恰逢新时代并接受新式教育，载沣或许会成为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
除了沉浸在书籍与天文研究中，载沣闲暇之余，还萌生了纳妾的念头。
载沣的正妻乃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此桩婚事由慈禧太后亲自指配。
瓜尔佳氏性格刚烈，常批评载沣软弱，久而久之，载沣与她渐行渐远，萌生了再纳一妾的想法。
1913年，年仅16岁的邓佳氏被迎娶进门，迅速赢得载沣的宠爱，并为他生育了两子四女。
在封建社会中，一妻一妾本是常态，然而1921年，瓜尔佳氏因与端康太妃不和，竟因小事服毒自尽，邓佳氏遂成为载沣唯一的妻子。
尽管载沣已退隐，不愿再涉世事，只想安享家庭之乐，但作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在清室动荡不安之际，无论是否情愿，他都不得不卷入一系列清室大事之中，包括参与清帝退位决策、代表皇室宴请孙中山、推动清室优待条件入宪等。
此时，载沣已剪掉辫子，换上新式服装，虽不再是摄政王，但生活依然悠然自得。
然而，1924年，载沣最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
冯玉祥废除了优待条件，将溥仪逐出皇宫，大清王朝彻底终结，载沣的丰厚退休金也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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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国政府停止支付优待费，醇亲王每年五万两的俸禄也断了来源，载沣家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
为了维持生计，载沣不得不变卖家中的古玩和田产。
1928年，溥仪已逃至天津，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生活在天津日租界的静园之中。
溥仪多次邀请载沣前往天津同住，载沣便应邀前往，过上了真正的隐居生活。
为掩人耳目，他对外改姓“王”，并让三个孩子改姓金，叮嘱他们在学校保持低调，勿泄露身份。
载沣的日常，便是家中读书阅报，鲜少外出。家中配备了抽水马桶、电话、汽车等现代设施，生活颇为惬意。
尽管失去了民国的优待，但载沣仍有丰厚的家产支撑。
1934年3月，溥仪投靠日本，在东北长春建立伪满洲国，并多次写信给载沣，希望全家迁往，描绘了一幅美好前景。
然而，载沣认为此举不明智，担心落入陷阱。
同年，他携子溥任以私人名义探访东北，亲眼目睹溥仪虽名为皇帝，实则傀儡的处境，深感痛心，多次劝溥仪远离日本人。
但溥仪复辟心切，不听劝告，还想让载沣留在长春。
同时，日本人也企图通过控制载沣来影响溥仪，提出以每月一万元车马费为诱饵，让载沣在长春任职。
当时，一万元足以购买七千袋面粉，尽管载沣在天津的生活逐渐拮据，他仍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
溥仪虽持续劝说，载沣坚决不从，甚至以绝食抗议，最终溥仪妥协，让他们返回天津。
1939年，天津遭遇洪水，载沣家中被淹，许多珍贵字画和前清赏赐化为乌有。
目睹财富流失，载沣心痛不已，决定举家迁往北平。
在北平，他们没有选择王府正宅居住。他迁居至西侧王府花园，鲜少与人交际，多数时光沉浸于书海之中。
这座王府花园占地近40亩，期间，载沣携家人于醇亲王府的净业寺旧址创办了一所小学，他亲自担任董事长，小儿子溥任出任校长，七女儿金志坚则负责教学工作。
很快，周边百姓的孩童纷纷涌入这所新兴学府。
1942年农历正月，醇王府花园内人声鼎沸，正值载沣六十大寿。
为博兄长一笑，载涛将散布各地的子女召集回来共庆。
花园内还举办了宴会，特邀马连良、孟小冬分别演绎了《游龙戏凤》与《盗宗卷》。
这一天，成为了载沣六十年来最欢乐的时光。
然而，欢乐转瞬即逝，寿宴之后，王府花园再次回归往日的宁静。
六十大寿之后，一连串的伤心事接踵而至，让载沣在焦虑中艰难度日。
不久，陪伴他多年的侧福晋邓佳氏离世，年仅45岁。
邓佳氏一直是载沣晚年的得力助手，她的逝去让他悲痛万分。
载沣为邓佳氏举办了隆重的丧礼，连日操劳似乎耗尽了他的心力，此后，他长时间将自己关在屋内，直至去世都未再续弦。
1945年，抗战胜利，伪满洲帝国覆灭，溥仪、溥杰等人下落不明，载沣在东北的几个女儿不得不历经艰辛，携儿带女返回王府花园。
家中突然增添了十几口人，加之几十年的消耗和失去溥仪的经济援助，王府的经济陷入困境。
载沣不得不变卖家中旧物以维持生计，直至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北平解放之际，载沣召集家人，宣布废除王府多年的请安制度，告诉家人：“今后不必请安了，大家以同志相称吧。”
载沣在待客之道上颇为传统固执，即便是至亲如弟弟或家人突然造访，若未事先相约，即便时至正午，他亦不会挽留共进午餐，而是让他们返家用餐。
步入晚年，载沣生活简朴，对此清贫现状，他倒是坦然接受。
日常饮食简单，早餐多为玉米粥、烧饼、油条及煎蛋，正餐则常以面条为主，菜肴不过两三道，唯有节庆之时，才会在天福号购些熟肉、丸子等美食。
当时，众多机构都青睐醇亲王府，想作为办公或生产之用，而载沣深谙世事，加之饱读史书，明白适时放手的重要性。
经过深思熟虑，他做出了出售王府的重大决定，意识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新时代已至，不可再固守旧地。
1950年，醇亲王府以九十万斤小米的价格被“国立高级工业学校”购得。
所得款项，一半用于购置新居，另一半则由八个子女平分。
随后，载沣迁居至魏家胡同附近的利薄营，尽管居所变小，家人减少，但他的心境却豁达了许多。
同年腊月，载涛邀请载沣品尝特色“菊花火锅”，一家欢聚一堂，载沣开怀畅饮，尽享天伦之乐。
然而，晚年的载沣饱受糖尿病之苦，却对药物持抗拒态度，深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即便时常请医上门，一到服药时间，他总让旁人将药倒掉。
尽管身患糖尿病，他仍不顾医嘱，嗜食甜食，最终病情恶化。
1951年2月3日，六十八岁的载沣因糖尿病并发尿毒症，在利薄营家中逝世，后被安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
世人或许认为载沣性格懦弱，难当大任。
他虽非才华横溢之辈，却心怀对平淡生活的深切向往。
他拥有广阔的视野与坚定的民族立场，在关键时刻总能明辨是非。
面对历史长河中纷繁复杂、变幻无常的局势，能够收获一个宁静安定的归宿，实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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