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能活至七十岁，自古便属罕见。
在我国古代社会，受限于低下的生产力，和并不优越的生活条件，人们的寿命普遍较短。
能活到五六十岁，便已是长寿之象征。
而年逾七十者，更是名副其实的老寿星。
家中有老，胜似珍宝。
按常理而言，家中长辈的地位自然不低，加之，尊老爱幼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备受推崇。
然而，在清朝时期，尽管康熙与乾隆这对祖孙皇帝大力倡导敬老爱老，却出现了，不少老人在同他们聚餐后相继离世的现象，这究竟是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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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至康熙五十二年，彼时的康熙皇帝已步入花甲之年。
在那个年代，能活到六十岁堪称一大喜事，即便是普通人家，也会大张旗鼓地庆祝六十大寿，更何况是开创了盛世大清的康熙皇帝。
一时间，全国各地反响热烈，尤其是众多老人，不惜长途跋涉，远赴京城，以贺万寿无疆。
有的老人甚至从云南、广州等地提前一两个月出发，只为亲眼见证这一盛况。
他担心老人们远道而来，可能因水土不服或乍暖还寒的天气而身体不适。便命令太医，全力救治所有进京后生病的老人，以免他们因贺寿而客死他乡。
同时，康熙还展现出极大的人性化关怀，规定，只要老人们曾为他行过一次全礼，日后相见便无需再行接驾之礼，只需行普通礼仪即可。
最终，这场老人进京祝寿的活动，还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意义，康熙因此下令大赦天下。
在这些进京贺寿的老人群体中，有部分是遭朝廷贬谪的官员。
除去那些因贪污犯罪被惩处的，其余因公务失误，而降级或革职的官员，均可经由相关部门评估后，恢复原官职。
在康熙帝的诞辰之际，会举办盛大的宴席，自西直门延伸至畅春园，长达二十里，此即“千叟宴”。
整个三月期间，京城官员外出时需身着正式官服，即蟒袍马褂。
宴会上，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可由专人搀扶至康熙面前，接受其亲自敬酒。
随后，康熙又设宴款待八旗子弟（即满洲人）及部分蒙古与汉族大臣，再次共庆。
至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已六十九岁高龄，这在历史上亦属罕见。
他为此颇感自豪，遂决定，提前庆祝自己的古稀之寿，再次举办千叟宴。
此次宴会，康熙帝的孙子、年仅十二岁的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亦参与其中。
弘历望着自己的祖父，深感其威严与令人敬仰。
然而，千叟宴后不久，康熙帝便驾崩。
随后，雍正帝继位，在位十四年，之后由弘历继位，是为乾隆帝。
公元1784年，乾隆帝在位已五十年，这一年对他而言意义非凡。
他下令编纂的《四库全书》在此年完成，同时，他还迎来了自己的五世孙（因避讳改为元孙）载锡。
见国家在他的治理下繁荣富强，乾隆帝自觉功绩显赫，于是效仿祖父康熙，决定再次举办千叟宴。
此次宴会，凡年满六十岁的老人均可赴宴。
参与人数逾三千，设宴超过八百桌，其中一位名叫郭钟岳的嘉宾尤为引人注目。
据史料记载，郭钟岳当时已141岁高龄。
早在乾隆四十九年，因迎接乾隆帝视察浙江有功，他被赐予国子监司业的官职。
在随后的千叟宴上，乾隆帝特别邀请这位超过140岁的老人赴京参加，并赐予丰厚奖赏。
宴会上，乾隆帝与纪晓岚即兴创作对联。
乾隆出上联：“花甲重逢，再添三七岁月”，纪晓岚对下联：“古稀双庆，更多一度春秋”。
然而，郭钟岳在参加完千叟宴后不久便在家中去世。
十年后，乾隆六十年，乾隆帝已85岁高龄。
为了不超过其祖父康熙帝在位61年的纪录，他决定禅位于第十五子颙琰，即嘉庆帝。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乾隆帝退位为太上皇，并在皇极殿再次举办千叟宴。
由于乾隆帝年事已高，千叟宴的参会年龄从60岁提升至70岁。
正月初四，刚退位三天的乾隆帝在宁寿宫皇极殿设宴，三千余人参加，另有五千余人受邀但未出席。
宴席上，嘉庆帝小心翼翼地侍奉太上皇乾隆，将其扶上皇极殿宝座。
随后，他带领3056名白发苍苍的老人跪在乾隆面前，高呼万岁。
目睹天下最年长和权力最大的人群同时跪拜，乾隆帝心情愉悦，当即赐予百岁以上老人六品顶戴，90岁以上老人七品顶戴。
此次千叟宴上，即兴赋诗多达3497首，将千叟宴的规模推向了极致。
然而，与郭钟岳相似，许多老人在参加完这几场盛宴后相继离世。
回家后不久，这些老人便相继病逝，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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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并非康熙、乾隆在千叟宴中下毒所致。
作为大清皇帝，面对前来祝寿的老臣子们，他们绝不会采取如此手段。
关于老人们相继离世的原因，我们可以从身体和心理两个维度来分析。
从身体层面看，参加千叟宴的老人中既有官员也有平民，而病逝者多为平民。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普通百姓难以承受如此“福气”，即用未来的寿命来“换取”当前的荣耀，即所谓“福气不支，折损寿命”。
但实际上，这些平民老人平时饮食清淡，豆腐之类的简单食物已算“滋补”。
而在千叟宴上，他们面对的是大鱼大肉、山珍海味。
从干果蜜饯，到御菜火锅，一桌宴席往往有五六十道菜，且多为他们平时难得一见的美食。
这些油腻厚重的食物，对于习惯了青菜豆腐的肠胃来说，自然难以消化。
加之千叟宴多在正月、三月举行，北京正值寒冬，食物上桌后很快变凉，脂肪凝固。
这样的食物，对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肠胃难以承受。
此外，老人们为了进京祝寿，提前赶路，星夜兼程，在寒冷的冬天里奔波劳碌。
到北京后，还要经历乍暖还寒的天气再返程，这对他们的身体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在这样的“内外夹击”下，老人们生病甚至去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心理层面来看，参加千叟宴对老人们来说，也是一次精神上的考验。
众多长者中，多数人首次有幸目睹帝王风采，视此为祖荫庇佑的难得机遇。
在往昔，皇帝代表着无上的权威，能与君主共宴，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令他们满心欢喜又心怀敬畏。
然而，中医早有告诫：“怒则伤肝，喜则伤心，忧则伤肺，思则伤脾，恐则伤肾。”
过度喜悦，实则会耗散心气。
正如《儒林外史》所述，范进中举后因过度兴奋而发疯，便是“乐极生悲”的典型例证。
尤其对于心脏功能欠佳者，过度激动，可能诱发心绞痛乃至心肌梗死。
千叟宴的恩泽并非一时一地，以乾隆最后一次千叟宴为例，受邀者总数达八千人，其中三千人赴宴，五千人因故未至。
赴宴官员，获赏“如意”及丝绸布匹，无官职的老者，则得“养老银牌”与“犀角黄花梨寿杖”。
这些赏赐，老人们皆视为至宝，恭敬地置于祠堂，与祖宗牌位并列，时常祭拜，祈求圣上安康。
更有甚者，因担心损坏御赐银牌，夜不能寐，日日怀抱，生怕有丝毫闪失。
如此焦虑，自然难有良好精神状态，长此以往，身心健康亦受影响。
试想，若老人们能以平常心视康熙、乾隆为普通长者，参加寿宴无心理负担。
或帝王真能体恤老者，免去长途跋涉之苦，或许能延长许多老人的寿命。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遗憾终存。
于那个时代而言，此等情形绝无可能。
康熙与乾隆两位帝王，视众多老者前来贺寿，为自身英明与治国成效的彰显。
而在这些老者心中，能获邀为帝王祝寿，无疑是前世修来的莫大荣幸。
即便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或许亦在所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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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 | 笔友
编辑 | 粽子工作室
图片 | 视觉中国，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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