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时代文化背景——是指民国三十四年至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年），整整四十年。
这是因为大时代“战局”的直接影响，作者为什么要为此作一些说明呢？这四十年之间，作者是身历其境，故此记叙下来，以供他年（太平盛世）之後贤。
由于台湾自甲午战争後，直接由“日本”统治。
一、台湾最早期之文化，是明末郑成功率领的一批遗孤，不必牵涉任何政治层次。在民间文化是“福建、漳泉文化”，故此在“日本”统治以前，俱皆是“福建五术”。这一种的“五术文化”书籍，大抵仍保存在“台湾·新竹市 ·竹林书局”之中，此书局自日据时代延续至今（公元二O一O年）。
二、光复（日本撤离以後的民间禄命形态）
作者第一次到台湾，我仅是个二十岁、少不更事的青年，我是由上海市随二O七师抵台的，直接驻在北投“跑马场”（今政战学校），三个月後离开二O七师军职，才第一次到台北市市区。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作者二十岁之时，我顺步在台北市，逛到台北市後火车站，那一带有些“小客栈”，以及一些平房，其中有一些“命相馆”，至今日已经整整间隔六十几年了。不过我还是清晰记得，这些平房或者小客栈门外，挂着一张“算命者”——当时的“职业”证书，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三尺左右——扁方型的“证书”——“东京易学士”。
那个时代，台湾根本没有任何“星相学会、五术团体”，我也只是不经意地看了几眼，我对这一证书本身并没有任何观感，在当时，却是引发想起，上海市东方饭店，门口拉客的“命相馆”，只不过是多了一个“铁口”——不准不要钱——字样而已。
注：一九四九年之时（民国三十八年），台湾文化尚有很多“日本遗风”，诸如：火车站站员，对外通话之时，都是先呼“马希、马希”（日语），平交道上面的牌示是——注意踏切......
三、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我随五十二军野战医院，赴“浙江·定海”，转往普陀山（佛教四大名山），任职于“三十三後勤医院”司护之职。三十九年四月返台北，同年十月，再赴“浙江·玉环·披山”（即是日後“胡宗南”将军的江浙总部）。在“披山”任医务所主任，一待就待了五年。至一九五九的（四十四年），再度返台，那时我已经二十六岁了。
封闭时代——五术认知，作者在当时是以“佛教”系统为主。对“五术”，与今日公余研究五术者相同，根本不知道“何为五术界”——随意阅读一些当时坊本——《三命通会》、《子平真诠》等书籍。
大约我四十岁之时，有一位与我住在一起的旧同事“赵楷”先生，经他介绍，我认识了当时“星相学会”秘书长——邱大慎先生，再经由该会理事长，邀请我为该会“学术主讲座”，列席“理监事”会议，此时我才直接了解“五术界”之中，“从业”与“业余”——方方面面的认知。至今日，又是已经间隔了“四十年”的岁月了。
但以“禄命”而言，日本在台有五十年之久，只是政治与商业，对民间之基本文化，并没有深切之影响。台湾在当时的“禄命界”，自然是依“福建”系统为主，带一些“帮会”式的制度，即是本土地之“收徒弟”（四大挑、拜虎神）。
所谓书籍，大抵只是以《小本万年历》（其实尚未有中西对照万年历）、《三世因果》、《流星诀》。
基于日本政商全面退出，所有“日文”的《命理》书，因而全面改用“国语”，就属二件很特殊之情形：甲，不论任何行业，在光复的第一、二年，就是赶快学中文；乙，同样，不论任何行业，都不用原的日文书，要改用中文书。
基于此，“禄命”一行也是一样，现在台湾几家有名的“五术书店”，诸如台中“瑞成书局”、新竹“竹林书局”...派人至上海市搜购有关禄命书籍，即是今所见之《造化元錀、子平真诠、三命通会、神峰通考...》等。只不过三、两年，至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台湾就形成“锁岛”，再也没有新的“命理”书籍了。
一九四九年第三年之後，当时形势渐见稳定，就有一些“组织学’生态出现了，各行各业，就有一种为“当局”所直接控制的“公会、学会”，有“御用”——专业经典式的——书籍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