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ntroduction: Plato’s Politeia in Modern Japan,” Notomi Noburu (Keio University)
译者按:纳富信留是日本柏拉图学界负有盛名的学者,他在这篇文章中考察了《理想国》在近代日本的翻译状况。日本的柏拉图研究在学术水平上当然不及欧美,但是柏拉图《理想国》却深刻影响了近代日本的政治变革,这篇古代对话录与当代政治的密切结合即使在欧美似乎也并不显著。早在英美学者之前,日本学者就已经从极权主义的角度理解《理想国》了,它也一度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工具。这也提醒我们,在反思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时,如果盗用古代哲学走向另一个极端,会引发怎样的灾难性后果。鉴于不同译名具有各自的暗示,作者在文中多使用Politeia代称《理想国》,我在中译沿袭了这一点。
日本原来的文化是儒教、道教、佛教和神道教的混合。19世纪中叶对外开放后,日本开始接触西方文明,很快就被引进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的重要思想,并吸收了它,特别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让-雅克·卢梭、查尔斯·达尔文、伊曼努尔·康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和卡尔·马克思。日本人在20世纪开始熟悉柏拉图,他的Politeia在现代日本思想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本文中,我简要介绍了日本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如何接受这部伟大的西方哲学著作。
1.标题
柏拉图的思想最初是通过现代欧洲语言——即英语、德语和法语——被引进的,因此日语的标题反映了不同的传统。最初,标题《共和国》被用作英文标题the Republic的直译,但日本知识分子很快意识到这种翻译具有误导性,因为这篇对话录与的现代政治“共和国”概念毫无关系。后来,去德国(普鲁士)学习法律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开始使用另一个标题,《国家》,来自德语der Staat。这个标题将这篇对话录与Staatslehre深刻地联系在一起。当木村鹰太郎在1906年出版了第一个根据Benjamin Jowett的英文版(1892年第3版)的Politeia译本,它被命名为《理想国》,即“理想的国家”。这不是直译,但反映了19世纪对Politeia作为“乌托邦”作品的理解,正如Jowett的引言清楚地指出的那样。这个标题到20世纪中期都非常流行且具有支配性,以至于中国人至今仍在使用它。然而,这些标题都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最初的希腊单词πολιτεία并不仅仅意味着“国家”或“理想国”。另一个词“国体”,即“国家政体”,也被用作标题。这个词可能是希腊原文最合适的翻译,但它包含了强烈的国家主义内涵:日本被认为有一个长期的、真正的国体,其本质在于天皇。这很可能是这个头衔没有被广泛使用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这篇对话录称为《国家》。然而,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柏拉图最初的标题Πολιτεία(以单数形式)。
2.翻译
木村鹰太郎的第一个柏拉图对话录的全译本以5卷本出版于1903年至1911年,《理想国》与《蒂迈欧篇》和《克里底亚篇》一起被包含在第2卷(1906)。木村没有阅读希腊原文,但是他对比了Jowett的翻译和施莱尔马赫的德译和其他一些英译。每篇对话录配以基本介绍,由Jowett的介绍和木村对亚里士多德论证的原创思考组成。他参与这个庞大翻译项目的目的是,指导日本人民如何利用能接触到的西方哲学著作建立一个新国家。在日俄战争期间(1904-1905),他正在翻译Politeia,他发现将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介绍进日本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柏拉图的理念与日本的武士道(武士的道路)有一些相似性。
尽管后来柏拉图的一些其他对话录被直接从希腊原文翻译过来,肇始于久保勉(1883-1972)在1921年翻译的《申辩篇》和《克里同篇》,但木村的翻译是二战之前出现的唯一一套全集。至于Politeia,有三个其他从现代欧洲语言翻译过来的译本:1924年,田制佐重在一个教学法的系列中加入了部分翻译(到第7卷);1925年,津久井龙雄(1901-1989)在一个社会哲学的系列中复述了柏拉图的作品;村松正俊在1928年出版了一个全译。通过这些翻译和其他一些总结,日本人熟悉了这部杰作。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位译者津久井龙雄是一位国家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右翼理论家。除了翻译之外,还出版了一些关于Politeia的学术指南,包括岩波的“伟大思想家”系列(1936)中久保勉的专著《柏拉图的〈国家〉》,在其中他分析了柏拉图的论证。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三种根据希腊文的新译本:青木巌(1900-1973)于1948年将其翻译成两卷本;冈田正三(1902-1980)1948年将其编入全译本(12卷)的第7卷、第8卷;长泽信寿(1897-1972)于1949-1952年以两卷本出版了Politeia的前半部分。然而,这些翻译并没有广泛流行。后来,最初译于1955年的山本光雄(1905-1981)译本和藤泽令夫(1925-2004)译本更为流行。藤泽最初在1969年和1970年两次与他的同事一起翻译了这段对话,并于1976年在岩波全集第11卷中加入了他自己的全译,并附有注释和介绍。该版本于1979年被收录在岩波文库平装本系列中,共2册,成为至今的标准译本。
3.介绍为社会主义的起源
柏拉图的Politeia逐渐为日本人所知,是通过欧洲科学著作中零散的引用或摘要,例如早在1872年(明治五年),J.K. Bluntschli的《国家概论》(Allgemeines Staatsrecht)译文中的简要引用。早先的引用反映了欧洲人的理解,即把该对话录置于社会主义的传统。1878年,西周写了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短文,其中他将柏拉图的《理想国》解释为共产主义的起源。这篇文章是作为针对政府反对激进民权运动的建议而写的。柏拉图的“乌托邦主义”因此被理解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起点,那些想要某种社会变革的人开始对Politeia感兴趣。其中,著名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思想家北一辉(1883-1937)被柏拉图的理念所吸引,并在他的第一本书《国体论与纯粹社会主义》(1906)中称赞其道德主义政治与他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相吻合。
另一方面,早期关于西方哲学史的教科书,如井上哲次郎出版于1883年、波多野精一出版于1901年和大西祝于死后的1903年出版的作品,以简短而公正的方式介绍了柏拉图Politeia中的思想。
4.国家学说
19世纪90年代以后,德国哲学占主导地位,比英国、美国和法国哲学更受欢迎。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上杉慎吉(1878-1929)和笕克彦(1872-1961)以及早稻田大学的素岛义一(1866-1947)从20世纪初开始撰写Politeia和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他们都在德国学习法律,在那里他们发现了柏拉图哲学的重要意义。上杉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日本是最容易实现的,因为日本的天皇是以东方道德为基础进行统治的。
5.大正民主中的哲人王
被称为“大正民主”的自由主义运动聚焦于柏拉图的哲人王理想。在大正时期(1912-1926),政党政治中的政治混乱和新生的民主主义使得像上杉这样的保守理论家提倡教育政治家的必要性,这些政治家要与哲学家相符。《日本评论》杂志1917年新年特刊的主题是“哲人王的研究”。上杉新一、鹿子木员信(1884-1949)和其他两位作者参照柏拉图,从不同方面为这一观点做出了贡献。他们认为,现在的日本迫切需要哲人王和他们的教育。在那本杂志中,上杉批评了英国的议会模式和政党政治,并建议在日本实现柏拉图式的理想。在这本杂志和其他地方,许多人提到柏拉图,却没有对他的思想有充分的了解,但这种情况表明,柏拉图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著作中很流行。在大正时代,柏拉图成为西方文明的象征,他的名字甚至被用于出版公司和文具公司。
6.日本帝国的教育
柏拉图的哲人王的理想也被推荐到教育学中。教育家称赞他的思想是政治和教育的最高理想,适合日本帝国。日本广岛师范大学校长渡边信治于1923年在《帝国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哲人统治》一文。他强调了教育在日本当前政治和社会形势下的重要性,并赞扬了柏拉图的哲人王理想。他建议把人的教育和政治结合起来,在道德的基础上实现最好的政治。教育学教授,如福岛政雄和石山修平,写了几篇关于柏拉图教育理论的文章和书籍,在这些文章和书籍中,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教育的概念。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教育工作者仍然很活跃,却没有对这种承诺进行任何自我批评。
7.鹿子木员信的“超国家主义”
与Politeia有关的最有趣的人物可能是鹿子木员信。在参加日俄战争后,他学习哲学,并最终在德国Rudolf Eucken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回到日本后,鹿子木在庆应义塾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和九州大学教授西方哲学,特别是柏拉图。他是柏拉图的狂热爱好者,并向东京帝国大学提交了柏拉图哲学的博士论文,但后来逐渐转向激进的民族主义,尽管他从未放弃他的英雄柏拉图。据说,鹿子木是第一个以积极的方式使用“极权主义”一词的学者。他坚持认为,他的“超国家主义”的新理念是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与西方国家腐败的民主和个人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他预言了近代“白人”控制世界之后的“正义时代”,为日本军国主义、泛亚洲主义和帝国主义辩护。鹿子木认为,这个正义的时代是柏拉图在他的深刻思想中所达到的。在战争期间,作为军事民族主义的主要理论家,鹿子木通过推动“文化净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有趣的是,当他作为甲级战犯被送进苏加莫监狱时,他又回到了柏拉图身边。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参与翻译Politeia。然而,由于他于1949年去世,这个项目一直没有完成。鹿子木相信柏拉图的Politeia将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建立新日本的关键。
与鹿子木不同,大多数希腊哲学学者与当代政治和政治研究保持距离,但尽管如此,他们对Politeia的政治哲学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社会及其危急情况有关。
8.南原繁,“洞穴中的哲学家”
南原繁(1889-1974)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他也很喜欢柏拉图,并坚决捍卫柏拉图的思想,反对那些利用柏拉图思想为法西斯思想服务的人。他是内村鉴三非教会运动的一名基督徒,年轻时学习康德和费希特。1936年,南原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柏拉图的复兴与现代国家哲学的问题》的文章。他研究了乔治圈(George Circle)最近的趋势和他们对柏拉图的新看法,其中包含了对现代理性主义的强烈反应。值得注意的是,乔治圈的思想家之一Kurt Singer(1886-1962)1931-1935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哲学,他的著作《柏拉图》(或《柏拉图的国家理论》)于1936年用日文出版。南原的仔细研究揭示了古代神话的新复兴和极权主义模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严重危险。他的论证反对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它与尼采的复兴有关。这些趋势敌视科学和理性,他认为这将导致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此外,他的真正目标显然是同时代日本社会的文化反动、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
南原强调了康德哲学中“理性”的重要性,但这也是柏拉图思想的核心。他积极评价柏拉图Politeia的“理想国家”,并将其与基督教的上帝之城联系起来。他在1942年出版的《国家与宗教》一书中收录了一系列关于柏拉图Politeia的文章。有人说,南原的文章和书籍是如此博学,它们幸运地逃过了审查。他避免公开呼吁,专心于大学的研究,因此他的年轻同事,如丸山真男,将他在战争期间的态度描述为“洞穴里的哲学家”。从我们后来的观点来看,他在战前对纳粹意识形态及其对柏拉图《政治论》的滥用的批评是如此彻底和公正,以至于使他和他的追随者相信,柏拉图对欧洲和日本的极权主义运动来说是完全无辜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战后日本的学者很少认真对待卡尔·波普尔等人对柏拉图的批评的原因之一。
9.和辻哲郎的批评
像南原一样,杰出的哲学家和辻哲郎(1889 - 1960),在哲学杂志《思想》中,以其文章“柏拉图的国家主义伦理学”批评了Politeia,柏拉图的思想被认为表现出一些极权国家主义的倾向。他认为柏拉图的“理念=种”的思想不够辩证,因为柏拉图只强调整体性而忽视了个体性。他的论证含蓄地反对他的同时代人,京都学派的哲学家田边元(1885-1962),后者发展了“种的逻辑”来支持日本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和辻的文章表明,战前日本的知识分子对柏拉图思想中的危险有一定的认识,柏拉图思想很容易与极权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或者被其支持者滥用。
10.战后日本的无害柏拉图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柏拉图的Politeia被一些国家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使用(误用或滥用),但战后的学者并没有对他的哲学进行认真的反思或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田中美知太郎(1902-1985)将注意力集中在了Politeia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来证明Politeia的“理想国家”表明了新日本的正确理想。田中重建了京都大学哲学系,并使其成为日本柏拉图研究的中心。
当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等人对柏拉图提出严厉批评,并在西方国家引起争议时,京都和东京的杰出柏拉图学者藤泽令夫和斋藤忍随断然拒绝了它,认为这是纯粹的误解或恶意指控。至少在古代哲学的学者中,不存在对柏拉图Politeia的站前解读的认真反思或批评。
11.结论
柏拉图的Politeia在现代日本代表了什么?有三点很重要:
(1)从19世纪后期开始,日本人从西方著作,特别是来自德国著作中了解了柏拉图的哲学。正如欧洲学者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专注于Politeia的政治和社会方面一样,日本学者和大众遵循欧洲传统阅读对话,往往脱离其原始语境。
(2)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在这篇对话录中寻找国家社会主义与极权理念论的纲领的对话,与战前的日本帝国主义相适应。对话在各种情况下进行了讨论,特别是在法律、教育、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
(3)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的学者都很少批评日本人在20世纪上半叶对Politeia的阅读和使用,以及对话本身。柏拉图的Politeia在20世纪后半叶被认为不那么政治化。
我们现在应该通过反思过去来寻求未来研究Politeia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