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ochnik, D. (1986). Socrates's use of the techne-analog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4(3), 295-310.
苏格拉底在论证中使用technē的概念和术语的时候，在结构上是类比的，在很长时间内，这一点都被看作是柏拉图早期对话的关键。[1]确实，大量的注释以“技艺类比（techne-analogy）”（TA）为中心话题展开论述。最新的一种解释就来自Irwin的《柏拉图的道德理论（Plato’s Moral Theory》。在Sprague《柏拉图的哲学王（Plato’s Philosopher King）》与Kube的《技艺与美德（Techne und Arete）》中，TA亦有明显的位置。[2]
哪里有解释，哪里就有分歧，上述解释也不例外。争论的问题在于，柏拉图倾向于在何种意义上理解TA？最重要的是，他是否倾向于被理解为一种理论计划的概念提纲？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在《申辩》20a-c的文本中，苏格拉底在与加利亚斯的对话中提供的理由。如果加利亚斯的两个儿子是马驹或牛犊，他会雇佣一个驯马人或是农夫来做他们的监护人（epistatēs: 20a8），以让他们能在他们独特的美德上变得卓越。然而他的儿子们是人，那么谁在对于人类、政治以及美德是有知识的呢？加利亚斯的回答是，他认为波洛斯的厄文努斯（Evenus of Poros），一位智者，拥有这样的techne（20c1）。苏格拉底对此的讥讽清楚地表明他并不认为厄文努斯拥有这样的知识。除此之外，苏格拉底自己也认为他不具备这种知识。因此，这一类比如下：正如驯马者对应马驹的美德，X对应人类的美德。如果驯马术可以替换上述命题中的驯马者，X应当也是某种类型的知识。
柏拉图会相信存在这样一种清晰明了的X——道德知识吗？如果相信，那么X是在多严格的程度上被看作是类比于驯马术的？例如，它有确定而分离的ergon吗？例如一个在概念和物理上都与使用技术的人和技术本身截然不同的产品？它是可教的、精确的吗？它的拥有者能在某一行成为专家，以至于所有的业余人士都要听从他的判断吗？总结说来，这一类比是否提供了一个模型，在其中，我们建构起来了一种“道德知识”概念？[3]学者们对此有分歧。Irwin的理由是目前最极端但也最融贯的。他认为该类比是严格意义上的类比，以至于他将这样一种道德理论归之于苏格拉底，其信条是“美德仅仅是技术知识（craft-knowledge）”（PMT, 7）。[4]Vlastos不同意他这位学生的看法，并认为该类比并不严格。“因为即使苏格拉底的确想让道德知识在某些方面上与木匠的技术相似……他也知道二者有着根本上的不同。”[5]Gould也会表示同意。[6]Klosko在论证效力上反驳Irwin，认为并不存在充分的证据让我们把“一种技术意义上的美德”归之于苏格拉底。[7]
这场争论的重要性应当被重视，因为一个注释者选择哪种立场将决定他采取何种方式理解柏拉图的“道德知识（或美德）”，而这将严重影响对整体的解释。但我认为，处理这个问题最首要的步骤被广泛地忽略了。为了理解TA如何（或它是否）构建了一个X（道德知识）的概念，我们首先必须清晰地理解这一类比：柏拉图的techne的本质是什么？首先，要如何翻译这个词？Irwin的译文“craft”是准确的吗？英文“craft”的内涵包括生产性质的知识（productive knowledge），所以这个问题可以重构为“柏拉图的techne指向的是生产性的知识吗？对这个问题，Irwin的回答是肯定，这一论述在他的论证中至关重要。[8]因为他认为技术是生产性的，同时又认为道德知识与techne在严格意义上类似。结果就是，道德知识需要产品，也就是幸福（eudaimonia），作为美德的终点，而美德变成了工具意义上的东西。正如Vlastos/Irwin的争论清楚展现出来的那样，这一解释让许多读者感到不适，因为这挑战了一个传统观点，即柏拉图将美德看作是其自身的终点。[9]但不适并不能提供充分的理由。正如不止一位批评家们所提到的那样，Irwin的论证极为融贯。[10]如果要攻击这一点，就要从内部入手，即攻击“techne仅仅只能是生产性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挑战Irwin的解释以及他对techne的翻译。我将论证，柏拉图的techne不仅仅指生产性的知识。相反，它是一个相当灵活的概念，内涵非常广泛，包括不同的技艺、学科和手工艺，而在这个范围当中，Irwin所倚重的仅仅是一种知识，即生产人工制品的知识。还有一种我称之为理论知识的其他种类的知识，数学是它的最佳范例。当然，在这两极之间还有多种多样的知识，我们不会讨论这些。如果我能证明techne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分支，那么首先TA并不清晰，这一类比也并不能用来构建一种清晰明了的道德知识。在第一部分，我将对此进行论述。在第二部分，我将探索这一论述的后果，以及使用TA的目的。
1.
称一门techne是生产性的，是什么意思呢？Techne，正如其所被翻译的那样，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当称其为生产性的时候，指的是它能够产出某些产品（ergon），这一与它的本质截然不同的产品被生产者的活动决定。ergon与拥有技术的生产者（technician）与技术本身相分离。被木匠所建造的房子在概念上和物理上都与木匠和木工技术相分离。而且，除了这栋房子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标准可以衡量木匠的技术。房子会“为自己言说”，因为它是木匠放置自己所知的一切的最终地点。在这里，木工技术的价值是纯粹工具性的，因为没有房子木匠（就作为木匠而言）既是无意义的也是无价值的。[11]
另一方面，理论知识没有产品。苏格拉底用打猎的比喻来描述它：“狩猎无外乎包括追逐与征服，当他们征服了他们正在追逐的生物时，他们就无法使用它。猎人或渔民将它们交给厨师，几何学家、占星术士与计算者也是，他们也是猎人，但他们并不是在生产（poiousi）他们的那些图表，而是发现事物的真实（ta onta）。”（《欧叙德谟》290b-c）
除了将理论知识与打猎进行类比之外，一个更令人熟悉的类比是《智者》219c4中的某种获取术。理论知识对象的存在并不依赖于有知者，因为它不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且，正如数学technai所指出的那样，它的对象是不变的：它的对象只能被理解，而不能被影响。结果就是，理论知识的价值并不是工具性的：它的价值仅来自它自己。[12]
我对Irwin的反驳简洁说来就是，柏拉图经常用techne来代指这样的理论知识（见《欧叙德谟》290b4，《智者》219c9及以下）。因此，理论techne应当被引入柏拉图的语料之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柏拉图持续不断地用数学作为范例来阐释这门技术。关于这一点的详尽阐释可见《卡尔弥德》，
《卡尔弥德》的议题是，什么是审慎（sōphrosynē）？克里底亚提供了一个定义，也就是“自知之明（to gignōskein heauton: 164d4）”。苏格拉底以他那经典的风格攻击了这一论述，也就是重构它：“如果审慎是知道某物（gignōskein ti），那么它显然也是一种epistēmē，并且要关于某物，对吗？”（165c4-6）
我没有翻译epistēmē。这个概念通常被译为“学问（science）”，在这段文本中它与techne是可以互换的。[13]苏格拉底此处要求的是，如果审慎被理解为是某种形式的知识，那么它就必须是一门epistēmē并且必须关于特定的某物（tinos），即它必须有特定的对象。例如他说，医学是一门关于健康的epistēmē（168c8），健康也是它的ergon。类似的，房子被看作是建筑术的对象和产品（165d5），而外衣是编织术的对象和产品（165e7）。类似的同一性“在其他的technai”那里也是同样可能的（165d6）。
如果这就是所有的文本，那么Irwin就是正确的。但克里底亚的提供的对象还有很多。他认为苏格拉底错误地将这些technai归为一类，说“告诉我，什么是计算和几何学techne的结果？正如房屋之于建筑术或外衣之于编织术？”（165e5-7）
计算techne是指计算或执行加法或乘法的数学分支，苏格拉底承认克里底亚说的事真的（166a3），但他补充道：“这些epistēmai中的每一个都是关于某物的epistēmē，而这个某物恰巧不是这门epistēmē自身。例如计算techne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关于奇偶的，关于它们自己以及它们互相创造出来的量。”（166a4-7）
克里底亚认为并不是所有的epistēmai（或technai）都是生产性的，数学提供了范例来支持这一点。而苏格拉底同意这一点，但坚持即使是数学technai也拥有在概念上与自身截然不同的对象。之后他将论证，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特殊对象的缺席，才让将自知之明理解为一种techne的做法站不住脚。
Irwin对这段文本做了如下评注：
我们或许会认为166a5-b3表明logistike可以tou aritou kai tou perittou（关于奇偶）而没有产品。但是plethous hopos echei pros hauta kai pros allela（它们自己以及它们互相创造出来的量）暗示了这种产品——正确的回答是，计算的结果与计算的过程自身不同，苏格拉底并没有意识到亚里士多德对poiesis和praxis的区分……尽管这毫无疑问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资源。（PMT, 227）
这一评注在两方面是误导性的。首先，这段文本允许存在无产品的techne。其次，柏拉图已经意识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区分，但不是poiesis与praxis的区分，而是理论与生产之间的区分。更确切地说，是亚里士多德理论epistēmai与生产epistēmai的区分。[14]
Irwin的论证是，因为计算有一个与步骤不同的正确答案，它就是生产性的。但这相当可疑。一个生产性techne的ergon需要满足同时在概念上和物理上与生产者的活动与知识相分离。（即使是吹笛人的音乐也是一样，尽管笛子不在，音乐就不可能产生，它仍然在某种意义上与笛子有物理上的不同。）在典型的计算问题当中，例如4+12+19=35，首先，这个结果并不依赖什么，而是必然性的结果。其次，不像木匠的房屋和吹笛人的音乐，35并不会作为计算技术的产品“为自己言说”。35不仅是4+12+19的答案，也同样是10+25的答案，也是12+25的非正确答案，换句话说，作为结果，35就其自身而言是无意义的，它也不能被用来衡量计算技术。它是一个恒定的对象，可被理解为某个特定问题的正确答案。计算techne让我们能理解整个加法的计算步骤和计算结果。它并不具备工具价值，至少在与它的特定对象的关系中没有。
当然，就像房屋一样，35在概念上与计算4、12、19的总和是分离的。但这只是在生产过程意义上进行的最小程度的类比。如果Irwin是正确的，那么推理答案的所有步骤就都是生产性的。因为大多数推理都符合这种描述，Irwin论证的一个后果就是大多数的推理在本质上都是生产性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柏拉图的确构建了一种纯粹理论化的推理，所以Irwin的立场必须被驳斥。
有大量的文本证据表明在柏拉图使用“techne”的每一阶段都有复合的含义，而在大多数的讨论中，它的两种极端情况，生产性的和理论-数学technai总是被强调出来。例如，在《高尔吉亚》中，苏格拉底认为“在所有的technai中，一些大部分由生产活动（ergasia）组成，不需要多少言辞，一些则完全不需要，在沉默中完成它们的工作，例如绘画和雕塑。”（450c7-10）
在这段文本中还提及了其他例子，包括医药（450a2）和体育（450a5）。绘画和雕塑是生产性technai最明显的例子，即，它们的erga是人造物。而医药和体育则不是那么容易分类。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是生产性的。例如，医药的产品是健康。但是健康真的能与木匠的房屋相类比吗？二者都依赖于technician的活动，但事实上病人并不像建筑材料那样被动，在恢复健康的过程中病人是主动的，二者当然是不同的。幸运的事，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追问这个问题，因为接下来的文本对建立本文论述的中心论证已经足够：“完全通过言辞来实现其目的其他类型的technai，有人会说，几乎不需要或完全不需要额外的产品（ergon），例如算术、逻辑学、几何学和下棋”（450d3-7）。
尽管此处尚有模棱两可之处，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数学technai不需要产品。[15]因此，此处和《卡尔弥德》形成了两种极端状态下的techne，生产性的techne和理论性的techne实现了同一。
在《小希庇阿斯》中存在一个可能的类似同一。希庇阿斯在technai方面被描述为最智慧的人（368b）。在他达到的智者成就之中，苏格拉底提到了像珠宝制作、制鞋以及编织等典型的手工艺（368c-d），以及像数学（366c）、几何学（367d）以及占星术（368a），这些文本表明techne概念的使用相当灵活，最重要的是，它既包含生产性的知识，也包含理论性的知识。
在《智者》与《政治家》中我们会发现意味爱利亚陌生人，一位分类大师，他区分了不同的technai。在《智者》中他说，“在所有的technai中有两种形式”（219a8），一些是生产性的（poiētikē：219b9），例如农业和模仿术，它们的对象在生产者使之存在之前是不存在的。其他的technai是获取性的（ktētikē:219c7）。这一分支被解释为“学习（mathēmatikon）与获取知识,以及赚取财富、战斗与猎取的种类”（219c2-4）。此处的对象没有一个是被生产出来的：它们独立于那些尝试理解它们的technai存在。获取术，正如前面论述（Rosen亦如此论证）[16]的那样，是理论的比喻。这一点在陌生人提供的前两个例子中已经体现得很清楚了。“to mathēmatikon”在这里指的可能是宽泛意义上的学习，尽管它明显有数学的含义。
在《政治家》中，这种区分是实践（praktikē）与理智（gnōstikē）的区分，并且是被是所有epistēmai所共有的（258e5），尽管实践这个概念在之后的文本中存有问题。“technai想木工技术和手工技术总的来说是包含epistēmē，正如epistēmē的特征那样，它们内在地与其应用有关，并且让那些不存在的东西生成。”（258d8-e2）
对木工技术的提及以及最文本的最后一句毫无疑问表达这一含义。陌生人指的是生产性的techne，他在解释理智部分的时候说“难道算术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technai不是可以没有应用而独立存在吗？它们不是凭借其自身提供知识的吗？”（258d4-6）
最后的一个例子来自《斐莱布》。这段文本（551d ff.）很难分析，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不详细说明，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它区分了生产性的（demiourgikon）知识（epistēmē）和“关于教育和资助”的知识（55d2）。这一文本非常模糊，但如果苏格拉底在这里指的是数学的话就很清楚了（见56c5 ff.）。我们再一次描述了知识的整体范围。我们发现可以在不同的纯粹程度上使用数学。但我的论证的本质问题再一次得到了证明：柏拉图在早期和晚期对话中使用techne，指的并不仅仅是生产性的知识，还包括数学知识，这种知识不会生产ergon，与之相对的就是典型的生产手工艺（craft）。
总结一下就是：有很多种类的techne，对话中尤其强调了两类，生产性techne和理论性techne，这一点已经被许多评注者关注到了。例如Brumbaugh，在他列举柏拉图使用technai的例子时，认为它们清楚地包括了生产性种类和数学种类。[17]Thayer提到，techne最常被提及的种类是“数学和医药”[18]但这些注释者忽视了这一洞见的哲学意义。Thayer就像Irwin一样，希望论证柏拉图持有techne是道德知识的模型的观点。但这一结论究竟表明了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了“techne是生产性的”对于解释柏拉图的道德知识的重大意义了。Thayer和Brambaugh既没有讨论这一点，也没有考虑到TA的首要条件对这一类比的意义，以及它会造成的后果。尽管我认为Irwin错误地将柏拉图的techne的本质理解为生产性的，但他一定注意到了在这个问题上选择立场的重要性，并从他最初的问题出发进行了融贯的论证。
有人会想Lesses那样论证说，美德与techne的类比建立在相似的基础之上，例如有目的、有组织、包含对结果和手段的知识。[19]这或许是正确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techne就不能被译为craft，而仅仅是knowledge，因为以上特征能充分地描述所有可靠、不自相矛盾的知识。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从理论性techne的视角出发，TA就彻底无意义了：它仅仅表明美德是道德知识，以及道德知识是知识。我认为TA应当按照Irwin的读法来阅读：类比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道德知识的理论模型。
2.
如果TA不意味着柏拉图要在概念上勾勒出一种道德知识，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有两个作用，二者本质上都是对话式的：规劝与反驳。通过将TA的功能理解为对话式的，我认为TA只能在对话中的论证语境之下才能得到理解。将之从文本的语境中抽离出来，仅仅看作是一个概念上的模型只会扭曲它的意义。《克里同》为第一种用法提供了范例，并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澄清TA的对话式读法。
在《克里同》中，苏格拉底试图劝阻他的老友犯下严重的错误，也就是破坏法律。克里同提供了以下的论证，大概解释一下就是，正当化苏格拉底的越狱。例如，克里同会失去一位不可替代的朋友（44b）；他会因对朋友的困境漠不关心而被冠以自私的污名（44b-c, 45e）；选择不逃跑正好满足了苏格拉底敌人的愿望（45d）以及这是对自己孩子的抛弃（45c）。这些论证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克里同对他认为的急迫情况的情感回应之上。更糟的是，这些理由显然都属于一个他使用了很多次的概念，信念（doxa）（44b9, 44c2, 44d2, 45e2, 46a1）。即使他已与苏格拉底为伴很久了，克里同学到的并不多，因为他忘记了知识与doxa之间的本质区别。
苏格拉底最关心的是，他要向克里同指出，并非所有的doxai都是一样的。那些属于智慧之人的doxai有价值，那些属于愚人的则不然。例如，如果一个运动员想要锻炼的有效方法，他不会咨询大街上的路人。他会向医生或教练寻求坚硬。类似地，当我们需要行动的指导时，我们不能依赖未经检验的doxa，而是要去寻找在这些事物上有知识的人。此处运作的类比是指，正如教练之于身体，X之于道德行动。苏格拉底并没有提供X（见47c-d）。
对于这段文本，Irwin认为“拥有特定技术的专家在该领域拥有指导的权威，这一权威受其理性说理的支持；而且苏格拉底论证说我们同样应当寻求在道德领域中的权威。”（PMT，71）然而文本并不支持这种读法。对于这段文本的含义，唯一稳妥的读法就是，此处使用的类比只是为了让克里同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doxai都一样，以及需要培养和追求的是知识而不是信念。TA在表达这一点上内涵丰富，但没有其他的证据表明苏格拉底使用这一类比是像达到某种别的东西。具体来说，我们理由认为TA应当被严格地看作是一个理论计划的大纲。它的特点，正如前面所论证的那样，是模糊的，正如这一类比最多是部分有效的一样。道德知识与techne的类比也只是在“它们都是知识”这个范围内。因此对于道德知识的本质自然也就有了诸多解释的可能性。它可能是生产性的也可能是理论性的。它或许也可能是“非技术的”或对话式的。这种类比的方式甚至允许道德知识是可欲求而不可获得的telos。决定选择哪一种读法更柏拉图并非本文的目的。相反，我的论证仅仅是对TA（以及更重要的柏拉图的道德知识）进行完整分析的序言而已。然而有一点至少清晰了起来：Irwin阅读这段文本的方式过于急躁，好像它唯一的含义就是系统化道德知识的公理。对于文中TA的作用究竟是什么，一个更好的解释就是将之理解为，苏格拉底是在鼓励克里同不要屈服于doxa的诱惑。
苏格拉底在《克里同》中对这一类比的使用是劝导性和治愈性的。正如上文已然解释过的那样，已经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来让读者明白克里同是非哲学的。苏格拉底向他提到的technai更像是一种前哲学知识，因为它们的结果既可见也令人印象深刻：教练知道在运动员扭伤脚踝的时候要怎么做。在克里同面前提及这些只是想提醒他，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会如此行动，好像所有的信念都是一样的。他的行为包含了一种“内在信念”，即那些存在并且高于意见的知识。正如Brumbaugh所说的那样，technai变成了对某种“知道”可能性的证明，这种知道不是纯粹主观或相对的。[20]TA规劝克里同学习这样的证明，以将他内在的信念拓展到道德知识的领域。
在结构上与这段文本相似的还有《拉刻斯》184e-185e。Irwin引用了这些文本来证明自己的论断：“他（苏格拉底）在道德训练中需要这样的一位专家”（PMT, 71）在《拉刻斯》这一段中的主要对话者是吕锡马库斯。他是一位略显可悲、风烛残年的老人。他承认自己没有记录下来的任何可以夸耀的事迹。然而对于这一点他并没有责怪自己，而是怪他的父亲没有正确地训练自己（179c）。尽管他和苏格拉底生活在同一个区域，但他并不认识苏格拉底。为此他责备自己的年纪和苏格拉底（181c）。吕锡马库斯的记性不好，并且他自己承认不能胜任复杂的讨论（189d）。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在尼西阿斯和拉刻斯表达完他们对年轻人接受重装步兵训练的态度之后，他希望苏格拉底能投下最后一票。他希望能站在大多数人一边（184c-d）。简而言之，他是一位立场摇摆不定的老人，容易受那些心血来潮的信念的影响。同样地，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并不哲学。
苏格拉底对梅勒西亚斯说，他反对在教育的问题上投票，这个问题“必须被epistēmē而不是大多数决定”（184e7）。如果我们想知道治疗一个眼疾的药是否有效，我们需要向眼睛领域的专家寻求建议，也就是眼科医生。如果我们争论要不要给马儿束上笼头，我们需要咨询驯马师的意见。因为教育关系到年轻人的灵魂，问题就变成了“我们中是否存在某人是了解如何处理灵魂的专家，并且能很好地（kalōs）处理它？”（185e4-6）。Irwin认为这三行表明“《拉刻斯》显然是在寻找一门技术，一门人们可以学习以变得有美德的技术”（PMT, 102）。这显然不够清楚。苏格拉底是提问的人。而且，我们在这里最稳妥的论证就是，苏格拉底是在向吕锡马库斯指出，信念，即使是那些大多数都同意的信念，也并不一定就有相应的价值。在这里，苏格拉底向他的非哲学对话者及techne很容易被理解成知识的范例。苏格拉底使用TA只是想表明道德知识是可欲求并且值得被追寻的。TA并不意味着他对这种知识又一个理论化的概念。（更多的例子可见附录）
苏格拉底使用TA的第二个原则是反驳。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卡尔弥德》165c4-e2，我们上文已然讨论过。Irwin认为这段文本能够成为他论断的证据：“在《卡尔弥德》篇中苏格拉底论证说审慎不是谦逊，他没有问这是否是明智的谦逊，而是在考虑审慎应该属于哪一种技术……他必然假定它不过是一门技术”（PMT, 70）。对于这段文本来说，这种解释相当古怪。因为此处的定义的并非谦逊，而是克里底亚的“自知之明”（165b2）。关于这一点，苏格拉底问“如果审慎是知道某物，他显然是关于某物的某种知识，对吗？”（165c4-6）因此苏格拉底重构了克里底亚的定义，并坚持认为“自知之明”是某种类型的epistēmē。Hyland认为这一短的最后一句“ē ou”（“对吗”）非常重要，因为这说明有可能苏格拉底自己并不能认为审慎是一种知识，或审慎可以通过知识的模型来得到解释。[21]克里底亚拒绝了这一潜在有效的选项，而继续在TA的基础之上进行探究。这也导致了他的失败，因为这样关于对象的类比，如健康和房屋，并不能应用在“自知之明”上。确实，这篇对话剩下的部分都在探究这个aporiai，只要通过TA来进行解释，这种aporiai就会不断出现。正如Klosko说的那样，“《卡尔弥德》建构了什么并不清楚，但他确实摧毁了CA（craft analogy），而非为之提供支持。”[22]
如果《卡尔弥德》的确摧毁了TA，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它展现出了该类比不能被看作是提供了一个道德知识的理论概念，那么柏拉图为什么要使用它以及如何使用它呢？克里底亚是一个需要被反驳的人，因为历史上他和卡尔弥德都因作为不审慎的恶人而声名狼藉。从一开始，这篇对话就渗透着大量的讽刺。就像美诺一样，克里底亚在智识上的傲慢与它在政治上的邪恶是类似的。[23]因此，有必要在公开的争论中击败他以告诫观众（和读者），在柏拉图看来，这样的人是错的。而TA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它迫使克里底亚意识到他在关于知识的论证中所使用的术语是最为模糊不清，即，克里底亚所说的都属于典型的technai。一旦如此设想，苏格拉底就可以要求克里底亚将自己的定义澄清到像医药那般清楚明白。通过将techne看作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苏格拉底击败了克里底亚的定义，以及为克里底亚带来了公开的羞辱。
显然就某种意义而言，在苏格拉底的反驳中，他将techne看作是知识的一个重要类型。但它是在何种意义上重要呢？正如提到的那样，《卡尔弥德》充满了讥讽，我认为TA在这里亦有讥讽之意。克里底亚既不是一个会反思的人，也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认为他几乎没有花时间在思考道德知识的本质上也是合理的。因此，他对知识概念的理解属于普通而前哲学的理解，也就是典型的techne（包括生产性技术和理论性技术）的理解。这一反驳建立在克里底亚对知识的概念之上。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接受对话者的立场知识为了证明其弱点所在。他这么做不是要建立一个道德理论，而是反驳克里底亚并指导他的听众。这一反驳让道德知识的本质有了其他的可能性，因为显然道德知识与典型的techne并不一样。更倾向于哲学的听众因而被引导向了下一个问题：什么是道德知识？
苏格拉底经常使用TA来反驳他的对话者以达到上述目的。确实，我认为这是技艺类比最常见的功能。我们需要大范围的论证来证实这样的观点，下面的附录会列出我认为的与之相关的支持这一观点的文本。
结论就是，我们已经证明了Irwin的读法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换句话说，这一类比不能被用来表达一种道德知识的概念模型。相反，它的功能是对话性的。以技艺类比为武器，苏格拉底规劝那些不积极探求知识的人，而反驳那些自以为找到答案的人。技艺类比的“techne”指的并不是一个特殊种类的知识，更重要的事，它并不仅仅指生产性的知识。因此，它不能被翻译成craft，而是knowledge。显然这样的知识可被欲求且应当被探求，但其自身并不能抵消掉以下困难，那就是：柏拉图究竟认为道德知识是什么。
附录
以下材料并不能为本文的论点提供决定性的证据。因为要证明这一点，我们仍需要对这些文本进行详尽而透彻的考察。提供这些材料的目的仅仅是启发。TA反复地在柏拉图对话中出现，下面列出的文本也能表明它的重要功能。（需要注意的事，其中列出的一些对话已被看作是伪作。但为了完整，我还是把它们列了出来。）
1.用TA规劝：
1.《克里同》 46c-47d，苏格拉底规劝克里同；
2.《拉刻斯》184e-185e，苏格拉底规劝吕锡马库斯；
3.《普罗泰戈拉》311b-313a，苏格拉底规劝希波克拉底，让他思考普罗泰戈拉在教
A.对个别美德的定义
1.《拉刻斯》192d-193d，拉刻斯对勇敢的定义；
2.《拉刻斯》195a-195c，尼西阿斯对勇敢的定义（通过拉刻斯）；[24]
3.《游叙弗伦》13a-14b，游叙弗伦对虔敬的定义；
4.《卡尔弥德》165c-176d，克里底亚对审慎的定义；
5.《理想国》332d-334c，玻勒马霍斯对正义的定义；
6.《理想国》341c-343a，色拉叙马霍斯对正义的定义。
B.对一般知识的论述
1.《伊翁》531b-533d，伊翁对吟游诗人的技术的论述；
2.《高尔吉亚》447-461，高尔吉亚对修辞技术的论述；
3.《欧叙德谟》291b-293a，刻特西普斯对王之技术的论述；[25]
4.《情人/情敌》134d-135a，匿名的情人对哲学的定义；
5.《克里托丰》409a-410e，苏格拉底对传授正义的论述。[26]
3.techne出现的频率
Techne以及它的各种变形，在对话中一共被使用了675次。[27]除此之外，从techne派生的词出现了187次。在使用TA的时候，尤其是被用作反驳的时候，techne被使用得最为频繁。有7篇对话techne出现达到甚至超过了1.0次/每斯特方码：
1.《克里托丰》：4.0
2.《伊翁》：3.0
3.《情人/情敌》：2.4
4.《政治家》：1.5
5.《斐德若》：1.2
6.《高尔吉亚》：1.0
7.《智者》：1.0
除此之外，《理想国》卷I的28个斯特方码包含了28次techne，频率也是1.0。
有趣的是，这个表单表现出了techne在反驳当中被使用得有多么频繁。例如在《克里托丰》《伊翁》和《情人/情敌》中，techne几乎完全是被用作反驳。《高尔吉亚》可以被分为三部分，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对话，苏格拉底与波卢斯对话，以及最后和卡利克勒斯的对话。在第一部分，也就是447-61中，techne被用来反驳高尔吉亚为他自己和他拥有的技术辩护所作的长篇大论，在这一部分当中，techne出现了45次，频率是3.2次/每斯特方码。当对话者转换位波卢斯，一位高尔吉亚的学生时，由于他相对而言较少为自己辩护，这个频率下降到了0.6/每斯特方码。当卡利克勒斯（他不是修辞学家，因此也并不声称拥有techne）出场时，频率下降到了0.4/每斯特凡码。
在《斐德若》中，techne在260到274之间被使用了48次（3.4次/每斯特方码），这一部分是在反驳吕西阿斯拥有一门优秀的technē tōn logōn。
《理想国》卷I已经在很久之前就被看作是独立的篇目，并且可能比卷II-X要早。但我们没有必要使用年代学的问题来解释卷I和其他卷techne用法的差异。卷I主要在苏格拉底反驳玻勒马霍斯和色拉叙马霍斯时使用，这二人都相信自己知道什么是正义。在剩下的卷目中，对话者变成了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两位不自以为有知的年轻人，希望能够得到苏格拉底的指导。
有趣的是，没有使用techne的对话是《克里同》、《吕西斯》和《巴门尼德》。对克里同的规劝（见I,1）是通过举例进行的，实际上并没有使用techne概念。《克里同》和《吕西斯》两篇对话都是苏格拉底在与没有自称有知的人对话。
最后是《美诺》。techne只在苏格拉底与安虞图斯对话的时候被用过，安虞图斯也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正义。美诺，至少我们会认真看待他的悖论，但他也没有自称有知。
有必要再次重申，以上论述只是启发性的。这篇文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即证明Irwin对TA的读法缺乏完整的证据，应当以一种被称为辩证读法（dialectical reading）的方式来替代Irwin的读法。使用技艺类比并不能证明苏格拉底认为存在一种理论上的或技术上的道德知识概念，而只是认为道德知识是某种善的东西，值得被探究。这种探究毫无疑问是有方法的，柏拉图也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线索，告诉读者这种探究是如何进行的。或许最有必要记住的是，特定的论证不能离开对话的文本，对于TA，尤是如此。在许多对话中，这一点对苏格拉底来说极为重要。如果不充分地分析该论证多次出现的背景，并思考苏格拉底使用这一论证的目的是什么，该论证在对话中的真正意义和作用就会被忽略。
Iowa State University.
[1] 之后我不会使用斜体的technē，也不会使用它的复数technai。Techne指的就是这个概念本身：在没有引用的情况下，我用它来指宽泛意义上的techne。我所有对柏拉图的引用都是来自Burnet的版本，译文来自我自己或是洛布古典文本。文中的苏格拉底指的只是柏拉图早期文本当中的角色。后期对话中苏格拉底已不再是最重要的讲话者，其中包含了一系列的解释学问题，我不会在此赘述。
[2]Terence Irwin,Plato’s Mor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Rosamond Kent Sprague, Plato’s Philosopher King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76), Jorge Kube, Techne und Arete (Berlin: de Gruyter, 1969).
有大量的讨论TA的文献，Irwin的参考文献很好地提供了向导。文本的TA是Irwin“CA”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
[3]见H. S. Thayer, “Models of Moral Concepts of Plato’s Republic.”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7(1969):247-62.
[4]PMT指Irwin的著作Plato’s Moral Theory.
[5]Gregory Vlastos, “The Virtuous and the Happy,”TLS, 24 February 1978, 232-33.
[6]John Gould,The Development of Plato’s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尤其是39-41.
[7]George Klosko, “The Technical Conception of Virtu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8 (1981): 98-106).
[8]许多注释者都使用craft来翻译techne。Irwin工作的其中一个优点就是他让这些在其他注释者那里模糊不清的东西变得清楚了起来。
[9]此处我指的是Vlastos与Irwin在TLS上1978.03.17、04.21、06.16、08.14的书信往来。
[10]Miles Burnyeat在他对PMT的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7 September 1979, 56-60）中正确地将之称为“以优秀的融贯性写就的富有启发的故事”。
[11]关于这一点可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1105a25-31。我将论证柏拉图对techne的区分是亚里士多德对epistemai三重区分的先声。
[12]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77b1-5以及《政治学》1325b14-22。
[13]我将在本节及后文中论证这一观点。
[14]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25b20-30.
[15]E. R. Dodds, in Plato’s Gorgi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解释说此处之所以包含下棋是因为它是“纯粹技术的游戏（game of pure skill）（197）。其中的“几乎不需要或完全不需要产品”显然需要解释。哪些技术几乎不需要产品而哪些技术完全不需要？以及，这篇文章的目的并非是勾画柏拉图整体的techne（即使这是个非常有益的计划）。相反，它的目的只是表明，建立一种非生产性的techne在对话中是完全有可能的。有趣的是，Irwin在他对高尔吉亚的评注，Plato’s Gorgia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的评注中并没有评注这一段文本。
[16]见Stanley Rosen, “Plato’s Myth of the Reversed Cosmos,”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23(1979):59-86. 因为《智者》中的这种区分包含了智者们的所有活动，或许说获取术仅仅是对理论的比喻有些夸张，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入理论知识。见《欧叙德谟》290b-c。
[17]Robert Brumbaugh, “Plato’s Relation to the Arts and Crafts,” inFacts of Plato’s Philosophy, ed. By W. H. Werkmeister (Amsterdam: van Gorcum, 1976), 40-49.
[18]Thayer, “Models of Moral Concepts”, 250.
[19]Clenn Lesses, “Virtue as Techne in the Early Dialogues,”Southwest Philosophical Studies 7 (1982): 93-100.
[20]Brumbaugh, “Plato’s Relation to Arts and Crafts,” 46.
[21]Drew Hyland, The Virtue of Philosophy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1).见96页及以下。尽管我同意Hyland的观点，但我必须说，这一段与在对话中经常作为肯定的回答出现。
[22]Klosko, “The Technical Conception of Vortue,” 102.
[23]对于美诺形象的精彩讨论见Jacob Klein, A Commentary on Plato’s Meno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7), 35-38.
[24]如没有特殊标注，苏格拉底是这些对话中的讲话者。
[25]此处的讲话者未知。
[26]在“The Riddle of Plato’s Cleitophon,” Ancient Philosophy 4 (1984): 132-46中，我已经讨论过这篇由于长度而经常被忽略的对话。
[27]所有的数据信息由普林斯顿大学的伊比库斯计算机系统（Ibycus computer system）得出。Arthur Hanson，一位特别的朋友，热心而慷慨地向我介绍了这项新技术。如果这篇文章真的有什么价值的话，我会把它献给他，以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