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ystal Addey, “Diotima, Sosipatra and Hypatia: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Female Philosophers in the Platonic Tradition”, inWomen and the Female in Neoplatonism, edited by Jana Schultz and James Wilberding, Leiden & Boston: Brill, 2022, 9-40.
本文译自原文第4节“Female Philosophers and Women’s Religious Roles”，注释从略。
许多女性哲学家仅仅被一个来源提及，而这些来源的历史可信度已经受到质疑；除此之外，女性哲学家度贡献经常被忽视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关联于她们的哲学活动重点及相关宗教身份。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女性哲学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希帕提娅（Hypatia）。部分是由于关于她的证据较多，有多个来源提到她的生平和哲学著作；当然，她被频繁提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被基督教僧侣残忍杀害。
然而，她此后在哲学学者中声誉还与她关注哲学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她作为数学家和哲学家的双重角色。她的工作关注科学，这非常契合于当代学术对哲学及其实践的研究方式。相比之下，与柏拉图传统相关的其他女性哲学家——例如狄奥提玛（Diotima）、克莉亚（Clea）、索西帕特拉（Sosipatra）和阿斯克勒皮杰尼娅（Asclepigeneia）——的哲学角色和贡献往往遭到淡化，甚至她们是否存在于历史也受到质疑。尽管其中一个原因显然是这些女性哲学家缺少证据，但更隐含（而同样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女性都被同时描述为祭司或先知和哲学家。现代欧洲哲学传统反对宗教在哲学中扮演极为排斥，因此这些女性往往被明确或隐含地排除在哲学之外。这一现象从多个方面来看都是成问题的。（1)铭文学证据——例如提到奥雷利亚·奥皮亚（Aurelia Oppia）和赫拉克利娅（Herakleia）的铭文，以及提到普鲁塔克友人克莉亚的铭文，下文将进一步讨论——表明，历史上有些女性哲学家（或至少是具有哲学倾向的女性）的确同时担任祭司。（2）宗教思想与实践在柏拉图传统中至关重要，构成了该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从普罗提诺开始，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声称哲学的目标是同化于神，源自柏拉图《泰阿泰德》（176b），其中将“尽可能与神相似”（ὁμοίωσις θεῷ κατὰ τὸ δυνατόν）关联于获得德性和智慧。此外，在新柏拉图主义中，我们看到神工（theurgy）在公元3-4世纪的发展与兴盛。（3）宗教可能是女性能够拥有显著权力并使其声音得到倾听和尊重的唯一公共领域。特别是，在宗教职务之中（在宗教圣地担任祭司或先知），希腊和罗马女性能够担任与男性平等和相当的角色。
在柏拉图传统中，狄奥提玛以女先知、女祭司和神秘仪式发起者的形象居于显赫地位。尽管正如前文所述，人们普遍认为狄奥提玛是文学虚构的产物，但柏拉图将她描绘为来自精确地点——阿卡狄亚的曼提尼亚（Mantinea in Arcadia）——的女祭司，而且让苏格拉底声称她曾将雅典的瘟疫延缓了十年。这类仪式行为反映了雅典人在预见瘟疫时向占卜者寻求帮助的历史传统，具有历史可信性。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苏格拉底声称他从“可以为其职责提供合理解释的祭司和女祭司”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οἱ μὲν λέγοντές εἰσι τῶν ἱερέων τε καὶ τῶν ἱερειῶν ὅσοις μεμέληκε περὶ ὧν μεταχειρίζονται λόγον οἵοις τ’ εἶναι διδόναι）。Debra Nails认为：“更应该认为苏格拉底知晓的一位曼提尼亚女祭司确实存在，而非将她视为柏拉图发明。”在此看来非常有道理。
例如，在讨论狄奥提玛的历史存在时，许多学者指出，柏拉图不可能见过这位外国女性，她在历史记录中完全缺席而且据说在柏拉图出生之前就认识苏格拉底。Debra Nails认为，这种对狄奥提玛虚构性的辩护是一种典型的沉默论证（argument from silence）谬误，在针对一位非雅典籍女性时尤为薄弱。因为柏拉图也生动描写了其他人物，例如巴门尼德和芝诺，而他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名声。
既然狄奥提玛被描绘为一位女祭司，那么她与苏格拉底完全可能在雅典的某个宗教节日或其他宗教场合以某种方式进行过哲学对话。此外，曼提尼亚人的宗教习俗在古代颇为传奇且广为人知。希罗多德提到，达那俄斯（Danaus）的女儿们将埃及仪式传授给伯罗奔尼撒人；后来，这些仪式由阿卡狄亚的曼提尼亚人保存下来，而其余的伯罗奔尼撒人被多利安人驱逐。我们还有关于曼提尼亚女祭司和女先知的碑铭和考古证据。例如，在曼提尼亚的集市广场发现了一块大型浮雕（可追溯至公元前425–400年），描绘了一位女祭司手持肝脏进行占卜的场景。浮雕背景中的棕榈树象征阿波罗及其预言能力。一些解释者将这幅浮雕联系于狄奥提玛，不过这只是推测。
克莉亚是普鲁塔克几部作品的接受者和被献辞者，包括《女人的德性》（Virtues in Women），克莉亚向普鲁塔克请求了该作品，以证明美德在男性和女性中是相同的；以及《伊西斯和奥西里斯》（On Isis and Osiris），我们从中得知克莉亚是一位女祭司——因此是普鲁塔克的同事，普鲁塔克也是德尔斐的祭司——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在这部作品中，普鲁塔克将克莉亚描述为德尔斐酒神女祭司（Thyiades）（ἀρχηίδα…τῶν Θυιάδων）的领袖，也是奥西里斯秘仪的入门者，以及伊西斯的祭司。《伊西斯和奥西里斯》是普鲁塔克最具雄心的哲学作品之一，其中表示克莉亚不仅熟悉伊西斯的崇拜和神话，也了解基本的哲学概念。在《女人的德性》中，普鲁塔克提到克莉亚对书籍的深刻熟悉，以及在克莉亚的亲戚利昂提斯（Leontis）去世后他们之间进行的长时间哲学对话。普鲁塔克的明确陈述以及这两部专著的知识深度表明，克莉亚的教育程度令人印象深刻，相当于普鲁塔克的男性读者。
铭文记录也提到了克莉亚（也可能是她的孙女），包括来自德尔斐的两份铭文：一份铭文的年代可追溯至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公元138–161年）时期，提到“（酒神女祭司的）领导者弗拉维娅·克莉亚”（Φλαουία Κλέα, ἡ ἀρχηἰς）；另一份铭文（年代为哈德良统治后期公元117–138年），同一位弗拉维娅·克莉亚为她的母亲梅米娅·欧律狄刻立了一尊雕像（Memmia Eurydice），而欧律狄刻正是普鲁塔克在《对新娘与新郎的忠告》（Advice to the Bride and Groom）中提到的学生。因此，克莉亚（普鲁塔克的接受者）要么是欧律狄刻或其丈夫波利安努斯（Pollianus）的母亲，要么是他们的女儿，因为祖母和孙女按照希腊通行习俗拥有相同名字。
如前所述，哲学家索西帕特拉在厄乌纳皮欧斯（Eunapius）的《哲人列传》（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中有记载，她是扬布里柯的继承者，尽管据说她在孩提时代由迦勒底祭司传授了迦勒底智慧。索西帕特拉被描绘为一位女先知和神工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她还拥有自己的哲学学派。她展现出预知未来和远距感知事件的能力——厄乌纳皮欧斯将她的话语描述为“神谕般”，并在整个传记中将她称为“神圣的女性”。
在雅典的新柏拉图学派中，我们听说了普鲁塔克（雅典学派创始人）的女儿阿斯克勒皮杰尼娅。马里努斯（Marinus）在描述普罗克洛斯精通神工时写道：
καὶ γὰρ ταῦτα παρειλήφει, καὶ τὰς ἐκφωνήσεις καὶ τὴν ἄλλην χρῆσιν αὐτῶν
μεμαθήκει παρὰ Ἀσκληπιγενείας τῆς Πλουτάρχου θυγατρός. παρ’ αὐτῇ γὰρ
καὶ μόνῃ ἐσώζετο ἀπὸ Νεστορίου τοῦ μεγάλου ὄργια καὶ ἡ σύμπασα θεουργικὴ
ἀγωγὴ διὰ τοῦ πατρὸς αὐτῇ παραδοθεῖσα
从普鲁塔克的女儿阿斯克勒皮杰尼娅那里，他[普罗克洛]学会了咒语和其他相关实践。因为只有她保存了这些仪式，以及完整的神工过程，她的父亲从伟大的聂斯脱利（Nestorius）那里将这些传授给她。
阿斯克勒皮杰尼娅接受了她的神工训练，师承于她的父亲以及聂斯脱利——后者也是一位先知和厄琉息斯（Eleusinian）秘仪的主祭者。在这里，阿斯克勒皮杰尼娅被描绘为雅典学派的神工专家和女祭司。与索西帕特拉一样，阿斯克勒皮杰尼娅必然是一位极为熟练的哲学家，才能成为一位神工专家，因为神工的实践需要在哲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并与仪式实践同时展开。她将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咒语和仪式程序传授给普罗克洛，表明了女性向男性传播仪式和哲学知识的模式（与索西帕特拉的情况相似），以《会饮篇》中狄奥提玛向苏格拉底传授入门知识的模式为典范。
如前所述，希帕提娅传统上被视为一位教授一种受扬布里柯影响较少的传统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并被描述为数学家和科学家，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宗教方面关联较少。然而，Alan Cameron和Jacqueline Long最近提出，希帕提娅及其父亲泰翁（Theon）实际上是扬布里柯新柏拉图主义的专家，很了解作为神工基础的迦勒底智慧。这种论证颇具说服力。《苏达辞书》（Suda）关于希帕提娅著作的记载表明，她不仅擅长数学和哲学，还在天文学和占星术（古代通常视为同义）方面具有专业知识。此外，希帕提娅的学生西奈修斯（Synesius）对神工仪式和占卜尤其是《迦勒底神谕》和梦境占卜具有兴趣，这也很有启发性。希帕提娅在天文学方面的研究暗示了她在占星术方面的造诣，这也指向了该方向。西奈修斯声称希帕提娅教会了他如何制作星盘，这是一种与占星术相关的仪器，并提及她“神谕般的言辞”。现代学者反驳称希帕提娅的科学和数学专业知识排除了她对神工的兴趣，这种看法是时代错乱的，因为几乎所有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都将科学与哲学知识结合于神秘或神工的专业知识。因此，尽管证据并不完全确凿，希帕提娅很可能是神工-哲学家，既是女祭司又是哲学家。正如Danielle Layne所言：“由于支持和反对她[即希帕提娅]与神工关系的证据模棱两可，我们应当[……]追问，究竟是什么在推动这样一种叙事，即希帕提娅明显是一个沉思的/理性的哲学家，并且当然拒绝了柏拉图主义中与神工/神秘相关的方面？男性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构建了关于她的叙事，将她塑造成一个美丽的象征，代表了他们认为值得尊敬的东西，以及他们认为能让一名女性在[哲学]经典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