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我们的节日”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我们的节日”与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作为实践领域振兴中国传统节日的对象和抓手，“我们的节日”包括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它们历史悠久、习俗多样、内涵丰富，历久弥新，构成了中国传统节日的代表和主干，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典型例证。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也为“我们的节日”突出特性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滋养。作为一个概念，“我们的节日”为节日研究提供了一个突显主体、强调认同的新视角。

我们的节日；中华文明；

突出特性

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植根的文化沃土。习近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在文明传承、时代进步和人类发展的视野中进行观照，在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些突出特性的归纳和总结，对于科学全面认识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明是对中华民族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整体概括，包括许多具体的文化事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既体现在整体之中，也体现在构成整体的部分之中。对于部分的深人分析，能够使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有更加具体和深人的理解。而包括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在内的“我们的节日”，以其悠久的历史、多样的礼俗丰富的内涵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典型例证。

“我们的节日”指称春节等传统节日，是随着官方对传统节日的重视而出现的。进入21世纪之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蓬勃开展，在新的时代背景中，我国对一度被忽视、轻视乃至被否定的传统节日开始进行价值重估，并着力提升其文化地位。2005年6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文明办［2005］11号），充分肯定传统节目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电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并要求“积极营造尊重民族传统节日、热爱民族传统节日、参与民族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要积极开展传统节日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使传统节日不断传承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文件发布后不久，中央文明办和中央电视台以“我们的节日”为节目名称，联合制作了7集、每集长达90分钟的电视片，并于2006年1月28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连续播出。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提前刊发了一篇文化新闻《春节期间，一部解读传统节日的系列电视片将在央视播出——＜我们的节日＞与传统有约》。

之后，关于传统节日的重大举措不断推出。2006年5月，我国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以及多个地方性和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名列其中。2007年12月，国家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又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纳人法定节假日。2008年3月，“为深人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配合国务院自2008年起在法定假日中增列传统节日的举措”，根据《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国家语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以传统节日为主题开展经典诵读和诗词歌赋创作活动的通知》，决定在中宣部、国家语委等部门2007年启动的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活动”的基础上，2008年继续组织广大青少年以及社会各年龄段、各行业、各阶层人士开展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以清明、端午、中秋和春节四个传统节日为内容的“中华经典诵读”和“中华赞·诗词歌赋创作”活动。这个文件明确提到相关活动“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之后“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便陆续开展起来。比如2008年4月，中央文明办、中国文联、山西人民政府就共同举办了“我们的节日——清明节主题活动”暨首届全国清明节美术、书法、摄影、民间艺术作品展。

2010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7部门又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关于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方案）的通知》，要求推动“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并明确提出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七夕节和重阳节应该突出的节日主题和导向，比如，“清明节期间，突出纪念先人缅怀先烈的主题，举办祭莫英烈、寻根祭祖、清明诗会、扫墓踏青等活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慎终追远，珍惜幸福生活”；“中秋节期间，突出团结、团圆、庆丰收的主题，举办民俗文化庙会、中秋赏月等活动，努力营造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的节日氛围”；等等。《通知》发出后，各地积极响应，“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更加普遍，迅速成为一个品牌活动。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成为振兴中国传统节日国家工程的重要抓手和路径。2024年初，中宣部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4年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的通知》对组织开展2024年传统节日文化活动作出安排部署，仍然将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作为核心内容。

纵观2005年以来官方关于“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表述，可知“我们的节日”作为实践领域振兴中国传统节日的对象和抓手，主要是指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七大传统节日。在今天由传统节日、现代节日纪念日、外来节日、新兴民间节日、新兴地方节会等多种类型节日共同构成的当代中国节日体系中，“我们的节日”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是当代中国传统节日的代表，也是当代中国节日体系的主干。

如果我们认为传统节日通常指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已经出现并延传三代以上的节日，其中既包括以汉族主体多民族共享的岁时节日，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创造享用的节日，还包括地方性的节日，如各种以年度为周期举行的庙会活动，那么与其他传统节日相比，“我们的节日”就具有更广的播布范围更高的认同度、更强的共享性、更大的影响力，更能体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连续性、唯实求变的创新性共贯同风的统一性、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和中和位育的和平性。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存续的特性。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吃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此后且将汇万流而剂之，合一炉而冶之。”中华民族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自觉追求传承与恒常，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各种保障制度、条件和行动，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社会历史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古老文明，许多活在当下的文化，都能够在遥远的过去找到其渊源，并能够梳理出长时段的演变脉络，“我们的节日”就是这样的文化。

总体而言，“我们的节日”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以春节为例。关于它的起源原因，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源于上古时期的腊祭或蜡祭；有人认为源于古代的巫术仪式；有人认为源于鬼节；有人认为岁终大祭和新年祈谷之礼是上古年节的雏形；还有人认为年节乃是“人的生存本能的自然要求，并不需要什么特殊背景的触发才会形成过新年的习俗”。虽然在起源原因上学者们意见不一，但无一例外地承认春节有着十分悠久的生命历程。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新年，是标志年度周期转换的日子。根据《尚书·尧典》的记载，我国早在尧的时代已经能够测定回归年的长度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并已采用“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阴阳合历，并得到考古学研究的支撑。《尔雅·释天》也记载了不同朝代对于年所代表的时间周期的称谓：“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反映出三代及以前已经形成“年”的认识。这为春节的出现奠定了历法基础。由于记载的缺乏，现在很难确定殷商之前人们过年的具体情形。但是到了周朝，相关记录多了起来，为我们认识周朝人的过年礼俗提供了凭借。如《左传·文公四年》载有卫国宁武子的一段话：“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张弓矢千，以觉报宴。”从中可见当时宫廷中已有朝正活动，诸侯百官朝见周天子，天子则举行宴会活动，进行赏赐，以表彰奖励诸侯臣子的功劳。再如《周礼》中记载了不少职官在正月初一的行事，如大宰要在象魏上悬挂“治象之法”，让百姓观览。所谓：“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大司徒要“布教于邦国都鄙，乃县教象之法于象魏”，乡大夫则“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等等。可见利用新年伊始、岁月更新的机会发布政令，推行教化，是周朝过年期间的重要活动。此外，周朝人还在年终举行合祭百神的蜡祭，所谓“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又举行腊祭祭祀祖先和门、户、井、灶、室中霤等五祀之神，感谢神灵和祖先的佑护，共享丰收的喜悦，《礼记·月令》载孟冬之月：“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

汉代以前，不同朝代的年始不同，一般认为，夏、商、周、秦分别以建寅之月（夏历正月）、建丑之月（夏历十二月）、建子之月（夏历十一月）、建亥之月（夏历十月）为年始之月。汉初沿用秦朝历法，一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颁布太初历，才又确定以建寅之月为年始。此后两千余年，除了个别时间，过年就以夏历正月一日为标志性时间展开。而周朝已出现的元正朝会、祭祀神灵、祭祀祖先、团聚宴饮等活动，以及其中蕴含的感恩思报、热闹欢乐、迎新纳福、吉祥和睦的精神内核则传承赓续三千余年，绵延至今。

春节之外的其他六个节日，虽然没有春节如此悠久的历史，但也都有千年以上的生命史。端午节在战国时期已经发端；七夕节、重阳节、元宵节至迟在汉魏六朝时期已经出现；中秋节、清明节出现最晚，但在唐朝也已经形成。这些节日形成之后，就深深地嵌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并经由年复一年的过节而得到传承，且不因政权更迭，王朝易代而中止，直到现在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对此，我国历代留下来的岁时民俗文献和今天活态的节日现象均可为证。当然，也有节日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短暂的式微，但是很快又得以复兴，继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从而以其漫长的生命史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持续不断的典型例证。

连续性意味着稳定性，但是稳定性并不意味亘古不变，“我们的节日”的连续性是包含着变异性的连续性，是在不断创新中实现的连续性。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在存续过程中胸怀理想、立足实际、面向未来、不断创造以求变通发展的特性。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形成，既依赖于“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唯实求变心态，也依赖于人们发挥能动性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持续实践。突出的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宝贵特质，立足现实需要和美好理想，革故鼎新、返本开新、守正创新、与古为新赋予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活力，为中华文明连续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无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领域都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成果。“我们的节日”具有唯实求变的创新性。

以七夕节为例。据学者们研究，七夕节是东汉以来逐渐流行起来的。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七月）七日遂作麹。及磨。是日也，可合药丸及蜀漆丸；曝经书及衣裳；作干糗；采葸耳也。“可见当时七夕节是一个以合药、曝衣、晒书、作干糗、采葸耳为主要习俗活动的秋季节日。魏晋以后，牛郎织女传说进人七夕节，人们创造出新的习俗活动。根据晋人周处的《风土记》：“七月俗重是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熒重，为稻，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七月七日晚上，人们祭拜牛郎星、织女星以乞富、乞寿、乞子，表达对富贵长寿、多子多孙的美好愿望。南北朝时期，乞巧习俗开始流行。据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妇人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七夕日益发展成为一个民俗大节，从城市到乡村、从宫廷到民间都会开展许多习俗活动，不同地方也创造出许多具有地方色彩的做法。比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京城中的七夕饮食：“又以油面糖蜜造为笑面儿，谓之‘果食花样’，奇巧百端，如捺香方胜之类。”后世，在陕西关中一带，有观影乞巧的做法：“乡俗每年七月七日，妇女扎草为人，衣女衣，带妇冠，供置几上，桌间设陈油水茶叶。爆竹三声，灯烛齐明。先是将女儿发梢剪齐，用尺量之，看较昨年长长了多少。然后，诸儿女皆捧豆芽咸集案前。先作跪拜，然后绕案环走，口中喃喃唱此歌三匝，乃复跪拜。起，折豆芽投水碗中，灯前看水中芽影，似剪刀乎？似尺乎？抑或似绣包乎？反复如是，谓之乞巧。”而在福建、台湾一带，又有拜魁星、出花园的仪式。“私塾儿童竟以瓜果祀魁星君。人家并以瓜果、糖饭设睡床上，画五色纸为衣裳式，令十五岁以下子弟焚供，俗谓＇祭花公婆＇。男子年十五岁者就床食之。谓之‘出花园’。”综观不同历史时期全国各地七夕节习俗，可以看到传统的节俗活动主要有乞巧（包括拜祷乞巧、穿针乞巧、观影占巧、用蜘蛛乞巧，看巧云、吃巧等）、乞美（包括用凤仙花染红指甲、采树叶洗头发、接露水洗浴等）、乞子、准备享用专门的饮食以及祭祀、占卜等信仰活动，这无疑是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创新不断积淀的成果。

七夕节的创新不仅出现在过去，也出现在当下。21世纪之初，西方情人节在我国迅速传播，国内一些有识之士为了与西方情人节相抗衡，倡导忠贞爱情、稳定家庭，创造性地将“爱情节”等新名称赋予七夕节，2002年河北省召开了首届七月七爱情节，乌丙安撰文《中华“七夕”爱情节的祝愿》指出：“提倡坚贞的爱情，也许会对被横流的物欲玷污了的感情作出拯救，让古老的七夕节广泛产生现代文明的效应。”这一为古老七夕节“注人了新意”的发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之后，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下，通过采借、发明等方式，人们创造性地将玫瑰、蛋糕、巧克力、烛光晚餐等西方情人节的文化符号以及彩虹鹊桥、相亲大会、情歌对唱、抛绣球、放飞许愿灯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和活动引人七夕节，从而使七夕节具有了新的文化内涵，获得了新的生机，实现了新的发展。

除了七夕节外，重阳节在当代也经历了重大转变，成为中国人的老年节。这一变化同样是创新的成果。传统社会，重阳节本来是一个以消灾避邪、祈寿求吉、敦亲睦友、娱乐身心和感恩祖先神灵为主要诉求的传统节日，敬老孝亲的主题并不突出，老年人也没有被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给予专门对待。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快速步人老龄化社会，空巢现象突出，老年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特意突显九九重阳节的“久久长寿”之意，开始创造性地围绕老人设计的新活动，比如举办老年文化活动，看望、慰问、宴请老年人，等等，从而将其成功转变成一个以敬老孝亲为主题、培育大众公共关怀意识的重要节日。

实际上，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创新是“我们的节日”之常态。可以说，“我们的节日”中没有一个在当下仍然保留着与过去一模一样的形态。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当时荆楚一带正月初一的行事：

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燃草，以辟山臊恶鬼。

于是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凡饮酒次第，从小起。

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

帖画鸡，或斫镂五采及土鸡于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岁旦，绘二神披甲持钺，贴于户之左右，左神茶，右郁垒，谓之门神。

又以钱贯系杖脚，回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今天的春节习俗已与其判然有别，其中许多是借助科学技术提升而产生的新创造，比如短信拜年、微信红包等。再如端午节，最初主要是恶月恶日，汉魏以降，人们创造性地将其与屈原、伍子胥、曹娥等人物相联系，在保健卫生的文化内涵之上赋予其浓厚的家国情怀，从而大大增强了端午节的人文气息。中秋节在唐代起源之时核心习俗是赏月，重在欣赏自然之美，宋代以降，人们将月圆延至人圆，中秋迅速发展成为我国节日体系中的又一团圆大节。总之，不同时代的人们，总是通过赋予、阐释新的文化内涵，开展新的节俗活动，不断突破时代变迁、空间分异为节日传承造成的限制条件，从而继续满足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并因此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在存续过程中，部分不断联成整体，分歧逐渐归于一致、相互联系、结为一体、融合一致的特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华文明不断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走向统一的历史”。根据考古发现和学者研究，早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区域的史前文化就在各自基础上独自发展的同时，与周邻地区发生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到夏朝后期，中华早期文明已从各区域文明独自起源，发展为中原王朝引领的局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追求“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大一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并转化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实践，从而形成有利于维护统一的一整套制度和行动体系。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统一的文字和度量衡、面向全国的选官制度、礼乐教化等都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这就保证了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始终能在向往统一并归于统一的轨道上连续运行。在维护大一统方面，制定并颁布统一的历法、形成共同的节日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大一统”概念的来历，就与历法有关，与“我们的节日”中的春节有关。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云：“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徐彦疏云：“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无论何休还是徐彦都在这里强调了统一的历法，尤其正月的确定对于秩序建构、统治天下的关键意义。“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是中华文明形成之初就遵循并一直坚持的治国理政方略，通过制定并颁授历书的方式，中央政府得以显示政权的合法性，并实现对举国事务的有序安排。如此则上下政令统一，军政事务、社会生活都能够按照时间规则运转，井然有序，形成一个整体。

“我们的节日”的统一性，首先体现在超越地方性和群体性，成为全国范围内诸多地方、多种群体共度的节日。丁世良、赵放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按行政区划主要搜集整理了新中国成立前全国范围内地方志中关于民俗的记录，其中包括对岁时节日的记录，能够很好地反映出“我们的节日”的统一性。比如春节，在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地方志中都有记录，反映出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其他六个节日虽然不如春节传播区域广，但也流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而在这些地方，无论性别、无论年龄、无论职业、无论贫富，人们都会参与其中。

“我们的节日”的统一性，还体现在多民族的共享上。从起源上看，“我们的节日”主要是汉人的创造，但是后来它们都成为多民族共享的节日。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总是主动吸纳中原王朝的节假制度，从而共同维护了节日的统一性。如契丹人建立辽朝，其节日习俗深受中原王朝影响。正旦这天会举行包括朝正在内的多种礼俗活动；元宵节也以张灯为乐，辽穆宗曾于应历十八年（968）正月己亥“观灯于市”，并“以银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端午节也有专门的饮食和服佩活动，“五月五日午时，采艾叶与绵相和，絮衣七事，国主著之，蕃汉臣僚各赐艾衣三事，……又以杂丝结合欢索，缠于臂膊，妇人进长命缕，宛转皆为人象，带之。”辽朝在重阳节会举行“重九仪”，登高，饮菊花酒。再如女真人，早期并无历法，过着“山中无历日，寒暑不知年”的生活。建立金朝后，采用中原王朝的历法和节假制度，从而使众多节日成为金朝各族人们共有的节日。根据《大金集礼》记载，元正、人日、上元、中和、立春、上巳、秋社、春分、寒食、清明、立夏、夏至、四月八、端午、三伏、立秋、七夕、中元、中秋、重阳、下元、立冬、冬至等，都是重要的岁时节日。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满人建立的清朝，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汉人的历法与节假制度。时至今日，“我们的节日”仍然是全国范围内多民族共享的节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不仅能使全国各族人民共享节日的美好，亦能通过年复一年的共度，不断增强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从而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保持做出贡献。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秉持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开放心态交流互鉴，海纳百川，从而形成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特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不是消灭文化差异性的同一性，而是融多元文化于一体，合多元文化成一体的整体性。“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山锐则不高，水狭则不深。”这些古语所表述的都是包容的意义和价值。从源流上看，中华文明在其形成之初就是多姿多彩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经用“满天星斗”形容中华大地上的“文明火花”。而在长期的文明进程中，国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的同时，又在和其他文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汉唐时期便是如此，如鲁迅先生所评述：“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就是在国势衰微的清末，亦有着师夷长技的诉求与实践，从而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许多异文化的新元素。梁启超曾在20世纪初期满怀激情地说：“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我们的节日”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这首先体现在地方性方面。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广土众民的大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风土不同，民情有别。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反映在“我们的节日”上，就是虽然不同地方的人们在同一个时间过同一个节日，却过出了不同的样子，从而从整体上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以中秋节为例。祭月是中秋节的习俗之一，流传于我国诸多地方。仅这一习俗的说法就有多种，如河南中牟称“愿月”，江苏苏州等地称“斋月宫”，江苏镇江称“谢平安”，福建政和称“拜月宫”，广东长乐称“㭬月姑”，广东四会称“拜月光”，贵州绥阳称“敬月光”，甘肃灵台俗称为“献月亮”，等等。至于祭拜的主体、供品、仪式程序等更是多有不同。俗话说：“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似乎祭月是女性的专利，但晋东南却有“女不望月”的习俗，举行祭月仪式的只能是男性。而在全国大部分地方，祭月是无论男女均可参加的仪式活动。祭月时各地都讲究供品的使用，且有不同的寓意。“八月十五月正圆，西瓜月饼敬老天。敬得老天心欢喜，一年四季保平安。”华北地区，祭月多用西瓜。因其形圆，音“喜”，瓤红，籽多，象征一家人团团圆圆、欢欢喜喜、红红火火、多子多福。上海人家多供四色鲜果，如菱、藕、石榴、柿子等，寓意“前留后嗣”，还有煮熟的毛豆荚、芋艿，称为“毛一千，余一万”，以讨吉利。在江苏连云港，讲究的人家必备八大件：寓意团圆的光饼和西瓜、多子的石榴、事事如意的柿子、长寿的花生、早立子的枣和栗子，以及“爬月”的螃蟹等。浙江常州的祭月供品则有外壳染红的鸡蛋，贵州开阳还有新摘的向日葵，在广西崇善，人们要买猪肉、鸡鸭、米粉以供神。

“我们的节日”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还体现在民族性方面。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彼此融合，汇聚成博大精深、多彩绚丽的中华文明，反映在“我们的节日”上，就是不同民族在过同一个节日、共同遵循节日的基本框架和习俗的基础上又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如端午节、重阳节，契丹人、女真人都有拜天的做法。《金史》载：“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此外，端午节还有射柳、击球的做法，重阳节则有打围之举。《金史》载：“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契丹国志》载：“九月九日，国主打围斗射虎。”这些习俗都带有北方民族重骑射的鲜明特色。

“我们的节日”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对待域外文化方面。元宵节常被誉为中国人的狂欢节，但其起源和早期盛行却和东传的佛教关系密切。目前关于元宵节起源的主流说法之一就是“汉明帝燃灯表佛”说；而元宵节在隋唐时期的迅速兴盛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佛教的影响。隋炀帝《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云：“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法轮、梵声均显示了元宵节及其文化符号“灯”与佛教的密切关联。再如七夕节，宋元之后出现了一种称为“磨喝乐”“磨喉罗”或“暮合乐”的节令物品，学者们多认为“磨喝乐”源于佛教，更有学者直接提出：“‘磨喝乐’其名来源于佛教中大黑天摩诃歌罗（Mahākāla）的音转，其祈子宜男之义来自于佛教中的鬼子母诃利底母（Haritr），其艺术形象则受佛教中的化生童子影响，是佛、儒和世俗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至于今天七夕节向中国情人节的转变也明显受到西方情人节的影响，并吸收了西方情人节的多种文化符号。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以和为贵、坚持公平，不断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我之间和谐共生的特性。中华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以和为贵的传统。主张“天地根于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曾在《中国札记》中说中国人“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不同……”这是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间关系上的“和平”表现。然而，中华文明的“和平”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它不局限于国家之间，而指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并然有序、共生共荣的宇宙和谐，其中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自我与他者的和谐，也包括自我的和谐。“中和位育”的和平性十分鲜明地体现在“我们的节日”之中。

人与自然的关系，或曰天人关系，是人生在世要处理的基本关系之一。中华文明强调天人合一，顺天应时，与环境和谐共存，共生共荣。《周易·乾》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人合一、顺天应时一方面强调人要遵循自然规律、尊重生命节奏，循时而动；另一方面强调人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人的努力去促进宇宙和谐，所谓“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在中国人看来，“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因此，天人合一、顺天应时，最重要的就是根据阴阳的变化，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节奏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我们的节日”正是按照时序进行安排的。春天到了，“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相继奏响生命之歌。春节贴春联，穿新衣、贺新年；元宵节舞龙狮、闹社火，“福禄寿三星高照，天地人一体同春”；春分“加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清明节人们一方面忙于春耕春种，不误农时；一方面放风筝、荡秋千、拔河踏青，以助“生气”抒发。仲夏时节，炎热多雨，疫病多发，是“阴阳争，死生分”的关键时刻，端午节习俗活动以全生避害为主题，竞渡、斗草、射柳、击球、抓鸭子等多种竞斗活动，都是对“阴阳争，死生分”的模拟。秋季来临，天高云淡，瓜果飘香，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接踵而来，人们拜星祭月，共庆丰收，并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好准备。时至冬季，天寒地冻，万物收藏，百姓得以休息，于是有腊八、祭灶、除夕，人们准备丰盛的食物，感恩天地自然和祖先，犒赏自己的辛勤劳动，与亲朋好友共享团圆幸福。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人生在世要处理的第二种基本关系。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不同层面上有不同所指，有国家间关系、族群间关系、村落间关系、家庭问关系、个体间关系，等等。具体到个体，又因不同的社会角色而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些关系错综复杂，也会有矛盾和对立，但是“八政（指夫妻、父子、兄弟、君臣）和平”才是社会关系的理想。“我们的节日”重视社会关系的调节，“走亲戚”、聚会宴饮、共同参与仪式和娱乐活动等每个节日都有的习俗活动中蕴藏着“敬祖孝亲，慎终追远，佑护儿童，夫妻恩爱，敦亲睦邻，尊敬师长，与人为善，忠于国家”的文化内涵；这些活动的实践又确确实实为自我与他者提供了定期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的场合，展示了温暖热闹、其乐融融的和谐图景。无论是《诗经·豳风·七月》中的“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还是《过故人庄》中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节日”在调节社会关系上又各有重点，春节和中秋节在调节社会关系方面具有综合性，清明节重在调节生者与逝者的关系以及家族关系，端午节重在调节姻亲间关系，七夕节重在调节夫妻恋人关系，重阳节重在调节老年人与其他人群的关系，等等。如此不同的节日互相补充增益，共同维系和谐友好的社会关系。

自我身心的关系也是人生在世要处理的基本关系。如果说“血气和平，志意广大”是处理自我关系的理想，那么“我们的节日”就为其表现和养成提供了时空。“我们的节日”有丰富多样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饮品食品，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也可以表达人们对生活美好、健康长寿的憧憬，甚至过年时的屠苏酒、端午节的菖蒲酒、重阳节的菊花酒等，还具有保健卫生、延年益寿的实际功用。节日里的鲜衣靓妆、空间装饰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体验生活之美、人生之乐。节日里还有大量的娱乐活动，春节的舞龙舞狮，元宵节赏灯走桥，猜灯谜、放烟花、闹社火，清明节的踏青、斗鸡、放风筝、荡秋千，端午节的竞渡、斗草、射柳、击球、抓鸭子，七夕节的乞巧，中秋节的赏月，重阳节的登高赏菊，等等，都可以让人愉悦轻松。不仅如此，节日也是人们休养身心、提升道德修养的良好时机。曾子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清明节对逝去祖先与先贤的祭奠、端午节对屈原的缅怀、重阳节对老人的尊敬与关爱，都能对个体起到道德教育、促进“志意广大”的作用。

总之，“我们的节日”虽各有其名，各有其时，各有其源，各有其习俗活动，但都体现着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并发挥着促进不同层面和谐的重要功能。通过对这些活动的参与，人们协调天人关系，更新社会关系，并让个体的身心关系得到调节，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我皆能和谐的理想境界。

“我们的节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典型例证。而生生不息的连续性、唯实求变的创新性、共贯同风的统一性、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和中和位育的和平性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相联系，彼此作用。“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包容性为连续性注入动力，为统一性赋予韧性，让创新性得以可能，也为和平性奠定基础。反过来，“连续性”“统一性”“和平性”也保证了“包容性”，它们涵养足够的文化自信和开放纳异的博大胸襟，使得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文化能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五千年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是“我们的节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得以形成的深厚滋养。同时，“我们的节日”之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传承弘扬也具有重要价值。今天，“我们的节日”在实践中的创新已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无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需要在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凝聚起全国亿万民众团结奋斗的力量，“我们的节日”作为全国范围内多民族共享的中华标志性文化，长期以来就像粘合剂一样，粘合家庭，粘合社区，强化个人同家庭、家乡、国家和民族的情感联系，在促进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中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年复一年“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的其乐融融中，在“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深情思念中，我、你、他形成“我们”，是文化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的肯定性体认。今天“我们的节日”能够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此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我们的节日”蕴含的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社会和谐、家庭幸福、个人健康等和平性诉求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讲好节日故事，过好节日生活，不仅有助于其他国家对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理解，亦有助于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世界。

中华文明在世界多元文明中独树一帜，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的节日”也多在一千年前就传至东亚诸国，至今在其社会生活中传承并发挥积极作用。今天，“我们的节日”正在更多地走向世界。2009年，“中国端午节”人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6年，与传统节日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3年，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列为法定假日的春节成为联合国假日。这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不仅反映出我国传统节日文化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贡献，而且反映出对增进人类社会共同福祉的重要贡献。“我们的节日”中的“我们”所指，正在涵盖更大的范围。

“我们的节日”是由“我们的”与“节日”前后连缀而成的词语，在这里，“我们的”并不强调节日的所有属性，而是强调认同属性。作为实践领域振兴中国传统节日的对象和抓手，用来指称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重要传统节日。但是如果考虑到节日是具有公共性的文化，客观上必然包含群体的认同，那么每一个节日都可以称为“我们的节日”。需要看到，“我们的节日”这一词语不仅对节日为群体共享之事实有描述性功能，还因为“我们的”与“节日”连缀使用，具有突显共享和认同的引导性功能。因此，“我们的节日＂不仅在实践领域对节日保护传承具有重要作用，它也为节日研究提供了一个突显主体、强调认同，并可以进行内观（我们看我们）、对话（我们与你们）、对比（我们与他们）研究的新视角。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